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茉莉作品选编
·一个印尼女人如是说
·放下你的屠龙刀
·先抓人.再罗织
·我的名字叫做莫莉花
·婚姻法与精神幻灭
·“你们中国还要打仗吗?”
·村野里的少年坟
·留在皇家文学院的空椅子
·我的达兰萨拉之行
·马英九胜选的题外话
·囚徒们的新年
·我看中国海外民运内斗
·先扣问世界往何处去
·“杰出民主人士”卢四清侧记
·先救世才能自救
·探寻西藏抵抗战争之谜
·面对科索沃我们还能做什么?
·十年风雨,十年辛酸
·执着的守夜者和圆滑的文人
·等待你们的末日!
·“卖国贼”──大写于史册的人
·“国家”议题与台湾女性
·“反动大众”与西藏文明
·“中国没有工会真好!”
·瑞典反美今昔谈
·那个捡炮弹碎片的小男孩
·太空船与七人一条棉裤
·“邪教”审判与殉道牺牲
·“人道精神才是最后的赢家”
·车臣民族的历史悲哀
·反叛,为了人的价值
·中共成功地“运动”了妇女──在北欧看中国女权(3之1)──
·有愧于国的人最“爱国”
·李敖开了个国际玩笑──小议瑞典诺贝尔文学奖──
·领大奖,说什么?──格拉斯的人权斗士本色──
·“六.四”在十年之后继续
·“人道干涉”的祖师爷──荷兰学者胡果.格老秀斯──
·侵犯人权和基本自由问题
·中共压制人权:从中国延伸到联合国
·日内瓦,我们不伤心!──联合国人权会议与会散记──
·台湾应尽快加入世界人权体系──小议陈水扁先生的就职演说──
·为了不让西藏死掉──第三届支持西藏组织国际大会小记──
·“打假”与中共的西藏文化白皮书
·自由缺席,抗争即命运──尼日利亚作家索因卡和他的作品──
·灾难性的青海移民工程
·佛教与人权
·刺痛从阅读《逃亡》开始──答友人问──
·反极权:诺贝尔文学奖的本质
·谈人权运动中的模拟审判
·崔卫平退稿信带来的启示
·俄国人权与中国申奥
·肆意歪曲西藏历史所为何来?——读都人的《〈大博弈〉正名》——
·邵阳硬汉子李旺阳
·《达兰萨拉纪行》出版前言
·为人权而写作──万人杰新闻文化奖获奖演说——
·你为哪一部份“人民”服务?——与海外中国人权人士商榷——
·在大兴藏学的背后
·让我们推荐“天安门母亲”!──就诺贝尔和平奖致同胞信——
·提名“天安门母亲”的来龙去脉
·世界的良心微弱仍在跳动──第58届联合国人权会议闭幕
·读王力雄《我与达赖喇嘛的四次见面》
·象棋俱乐部与工会权
·嘉乐顿珠与胡耀邦
·印度女作家与抵制水库运动
·浮在岳阳楼前的灾民尸体──历年湖南水灾中的政府责任
·这里不讲“纯文学”--国际笔会与人权
·专制者的天敌──洪哲胜
·西藏问题不是一个孤岛──评达赖喇嘛特使访华
·失败的巴勒斯坦之行──国际作家议会代表团的教训
·我所认识的“东土”和平人士
·赛珍珠的反共小说《北京来信》
·猫头鹰和家燕的价值之争--有关“刘晓波精神”的讨论
·谁和党文化有关:茉莉还是莫言?---与万之先生商榷
·中国将要感谢王力雄--面对阿安扎西案件
·一场还“猫”、“鼠”爲人的签名运动--义工小记
·在理塘寺废墟上成长的活佛---阿安扎西生平小记
·收审所:无法无天的铁窗──我的见证
·拒绝招供--凯尔泰斯创作一瞥
·评当前的和平反战运动
·ZT王力雄:就阿安扎西案的三项疑点呼吁最高院提审
· 网络民间人权运动的初春 ---谈营救刘荻的签名活动
·见证的价值--读宋永毅主编的《文革大屠杀》
·谁陷害了阿安扎西活佛? ---原四川省委书记周永康的治藏“功绩”
·亲爱的小老鼠,我们等你回来---谈营救刘荻的签名活动
·天主教会正成爲香港的人权卫士--向陈日君主教致敬
·中国新左派是一个怪胎---我看滑稽的反战《声明》
·《反战声明》发起人对台湾喊打喊杀----韩德强教授的“圣战”观
·最新签名:关于刘荻案致全国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的公开信
· 为刘荻向人民代表请求一次---兼谈人大的监督职权
·今天,斯德哥尔摩一支奇特的游行队伍
·北欧和平反战者的转变和分化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还能死地求生吗?
·瘟疫、希望和人道主义 --从中世纪看今天
·请中国政府释放政治犯共度时艰
·各国抗疫 为何唯独中共禁网?
·台湾人权经验解构“亚洲价值观”
·疯女人的谣曲
·创造奇迹的黄琦和他的命运
·分歧与共识:在东西欧知识精英之间
·我们亏欠了死者和生者---六四14年纪念
·台湾学者对大陆体制雾里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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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庭上─一九八九年审判纪实

1989年12月24日,一个寒冷的清晨。同囚室的女犯七手八脚地捐献出发夹,为我梳理好一头长发。收拾好辩护材料,应著看守的叫喊声,我踏出了牢门,走向将陷我于罪的湖南省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庭。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当我走在看守所囚室外长长的通道上时,耳畔响起了低沉雄浑的《国际歌》声。我知道,这是那些同情89民运、敬重我的囚徒们为我壮行色、而做出的违反监规的大胆举动。
   我的眼睛湿润了。在唐山大地震的废墟上,在青海格尔木农场的灾难里,在安徽洪水的泛滥中,多少囚徒奋不顾身抢险救灾。身为罪囚的他们,表现了人类天性向善的一面。而今天,在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今天,竟也是囹圄之中的囚徒,首先鼓励我去迎接审判的挑战。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名作《死屋手记》中所证明的:被剥夺了一切公民权的罪犯,仍然具有人类的正义感和尊严感。「我们有罪,我们惭愧;你没有罪,你要坚持,不要认罪!」他们从放风的棚顶上打来纸条,真诚地劝告我。

   从夏到冬,铁门外遥遥相望的梧桐浓绿的枝叶已枯萎凋落,只剩下光秃秃的枝条伴著灰暗清冷的天空。在通铺和天花板之间,我数著铁窗上更替的太阳和星星,忍受著烈日的煎烤、暴雨的倾浇,吃著粗糙不堪的饭菜,耐著蚊叮、虫咬、老鼠爬面。天天发低烧、苦苦煎熬的日子,更承受著精神即将崩溃的痛苦。和外界的接触只有一张报纸,通版是中共「镇压反革命暴乱」的穷凶极恶的报导,往往令我痛不欲生。那么人民呢?昔日热情支持学生运动的人民呢?他们是否已在高压下□哑,如同驯服了的羊群,低下头跟著一意孤行的领头羊,不知走向何方?难道他们从此将只盯著自己的钱包和菜蓝子,忘却曾染红大地的鲜血,忘却仍在高墙电网之中备受折磨的人们?难道我们只能像失败了的俄国十二月党人,孤独地踏上苦役流放的漫漫长途?
   宁为玉碎,不做瓦全。在囚牢里愤而绝食时,我曾写下一首悲哀的小诗:
   「我们死得无声无息,
   凄凄荒草遮掩了痕迹。
   夜莺早已停止了歌唱,
   惊弓的黄鹂在枝叶间喘息,
   麻雀缩回自己的窝里,
   为还活著沾沾自喜。
   只有诗人不会忘记,
   长风暴雨之中
   他永无休止地为我们歌泣!」
   公审大会之所以定在12月24日,是因为这天是星期日,政府当局想藉此机会,让邵阳市大专院校学生及市民进行一次「法制教育」,以达到「惩一儆百」的效果。
   走进宽阔而肃静的市委大礼堂的那一刻,旁听席上黑压压的人们全都扭过头来看我。我却不敢向那边多瞥一眼。我怕看见半年未见了的年迈的双亲,为之牵肠挂肚的丈夫和儿子,以及那些知心的女友。我怕一向感情脆弱的我,会当场失声痛哭起来,以致影响准备了多日的法庭辩论的思路。在这场势不两立的法庭抗争中,我将一人面对充满淫威的强敌。家里亲人担心我因死不认罪、态度恶劣而被判重刑,不主张我做无罪辩。经过司法局批准才能由我家聘请的律师,更是明确地对我说,当局组织律师开会,严格规定不准为参加「动乱」的「反革命份子」做无罪辩护。他是共产党员,不能违背党的指示。
   「让我孤军作战好了。」我忍住气愤,意欲辞退律师,为家里节省开支。也许是不忍心看到一个无辜的女人在被告席上孤零无助,也许是邵阳市广大市民(包括律师)对我被当成「动乱」的替罪羊怀有恻隐之心,这位年过半百的老律师没有被我「顶」回去。他慢慢思考后,拿出了一个我们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即由我自己主辩,而他——一个贯以雄辩著称的名律师——只提请法庭注意一些事实,而回避「是否有罪」这样一个根本性质问题。
   台上,法院的法官和检察院的公诉人都头顶国征,正襟危坐,煞有介事的样子。我不禁暗暗发笑。在预审阶段,我和他们都曾有过不少次唇枪舌箭的交锋,也曾指著他们的鼻子痛斥:「公检法联合制造冤假错案。」他们也常常无言以答。私下里,我认为他们都不是坏人,而只是在代人受过。但在今天,在大庭广众之下,我平静地面对代表专制机器的他们,默默地说:「让我们再较量一次吧!」
   上午8点多钟,法庭调查开始。首先是审判长例行公事地询问姓名、年龄之类。待问到被告人是以何种罪名被逮捕时,我停顿了片刻,讥笑地回答:「是以所谓的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捕。」
   「所──谓──的!」我听见背后听众席中有好些人低低地重复著。人群顿时活跃起来。人们大概从这个词上得知已被关押半年之久的我仍无悔改之意了。
   法庭一一出示证据。原来,我于6月3日从北京回邵在校新闻发布会上做的关于北京学生运动十大问题的演讲、6月4日晚上在师专师生举行的《痛悼北京死难烈士》追悼会上所做的发言、6月5日在邵阳市东风广场群众游行集会上影响全市的演讲,均被公安录音摄像了。对于这些事实,我一一爽快地承认,并无异议。待到宣读证人证言时,我却发现大有区别。凡学生所做的证词,皆有为我开脱之意。而学校的领导欲保「乌纱帽」,大都「阶级立场坚定」。最可鄙的是我所属的教育系党总书记袁某,他竟拿出当年反右、「文革」中「揭发反革命」的本领,在证词里无中生有,信口胡诌,说曾听我说过一些如何如何反动的话。听众席上,人们禁不住摇头。有人「嘘」出声来。我当即提出反诉:
   「袁书记一直是我们尊敬的老教师了。可是,他今天的证词却使我莫名其妙。我不知道6月3日后我曾在甚么地方见过他并说过那些话。我想,袁书记要嘛就是神经出了毛病,要嘛就是人格有问题。我对他的人格表示怀疑。现在,我提醒法庭依照法律对落井下石、诬陷他人的袁某以诬陷罪、伪证罪起诉!」
   话刚落音,台下响起掌声、叫好声,彷佛是一声春雷,使我震惊,给我温馨。它使我突然意识到,我不是形单影只上阵,身后,人民与我同在。审判长重申法庭纪律,并以拘留、驱逐出法庭威吓听众。
   当时,那位被我反诉的证人袁书记并未亲自到庭。事后他听人说这一段后,嗫嚅著说:「我不知道证词都要拿到法庭上去念的。」为当局需要制造证词,似乎是他的「党性」所驱使。为此,他连起码的法律常识、起码的做人道德都不顾了。两、三年以后,我从高墙内走出,恨恨于千夫所指的李鹏何以仍在台上,殊不知有多少袁书记这样的基层党棍做他的社会基础。
   一上午冗长的法庭调查,使站在被告席上的我头发晕、身子发冷。看我神色不对,押解我的女警叫我在礼堂前排坐下。身后,听众席上有人递来热茶、暖手炉。还有人轻轻传来口语:「镇静点,别怕!」
   中午被囚车押回看守所吃饭,回法庭时,突然发现我的一些从各地赶来的女友齐齐站在门口,冲著我喊:「茉莉,像上午一样,勇敢些!」另有一个年轻人趁女警转过头去那刹那间,迅速地把一卷用于辩护的材料往我手里塞。
   激烈的战斗在下午打响。公诉人宣读又臭又长的公诉词,对我进行指控。然后由我自己主辩。在开庭审判之前,法院方面曾警告我,如果我利用公开说话的机会继续宣传学潮中的那些观点,将被从严治罪。家中亲人为此非常担忧。我因此必须讲究策略。仔细思考过后,我采取的方法是从法律角度为自己做无罪辩。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就用他们制定的法律去驳斥他们自己。
   监禁半年的日子里,我利用抗争获得的读书权利熟读了《刑法学》,研究了中国法律关于「反革命罪」的犯罪构成理论,并借鉴了外国的一些人权理论,然后,将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前下达的起诉书逐字逐句地进行分析、批驳,构成了我的法庭辩护词。在嘲笑公诉词尽使用些上纲上线、戴高帽子的「文革语言」、毫无「创新」之后,我根据法律条文,从「反革命」罪的犯罪构成的主、客观方面进行全面论证。我宣布:
   「我认为我的行为不构成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其理由主要是:(一)主观方面不具有反革命目的,不是出自反革命故意,而是出自一种爱国主义、人道主义冲动。(二)客观方面不是煽动行为,而是传播消息、散布观点、表达思想、批评政府领导人的合法行为。」
   根据法律和事实力辩,我宣称公诉人所指控的「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完全不能成立,并要求法庭主持公道,给曾经阻止过学生堵桥、卧轨等过激行为的我予以奖励。我一本正经地引述报上登载的、关于李鹏对民运人士「宽厚态度」的谈话,声明「今天就是体现总理先生『宽厚态度』的时候了,也是政府领导人取信于民的时候了。」
   群众屏息静听,时而爆发出掌声,对我发言中的「黑色幽默」,亦报之以会心的笑声。自始至终,我感觉到自己是一朵被热情的海洋所簇拥的浪花。正如我在辩论中说的:「我们都说过同样激动的话语,我们都流过同样悲愤的泪水。如果今天的法庭判决我有罪,那么,我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我是代表成千上万的人走上这被告席,我是代替成千上万的人承担罪名!」
   两轮辩论下来,公诉人面红耳赤,如坐针毡。他的发言常常被一阵阵嘲笑淹没。在我条分缕析公诉人的起诉书犯了「客观归罪」、「逻辑上推不出」等四大错误时,他终于耐不住了,向审判长提出抗议,说按照法律,被告人不可以如此攻击起诉书云云。当我质问他道:「你们处心积虑地要把我这个爱祖国、爱学生的普通教师打成『反革命』,你们对得起头上的国征吗!」他更是一副无地自容之状。事后听说检察院起诉科的官员大都不肯接我这个案子,也难为这位先生当替罪羊了。
   我的律师在一旁大敲边鼓。他一会儿念出一首我好多年前写的颂「七一」的应景之作,一会儿又谈起我原在学校教书的表现不错,是否可以宽大给出路云云。律师和其助手煞费苦心地在我和公诉人之间水火不相容的矛盾中和稀泥,常令听众忍俊不禁。
   轮到「被告人最后陈述」时,夜幕已经降临了,宽阔的大礼堂座无虚席。上千市民和大专学生忍受著寒冷和饥饿,陪伴我受审。在「最后陈述」中,我回顾了中共几十年来镇压「反革命」的血泪历史,用一串串连珠炮式的反问句指斥中共违背宪法、践踏人权。最后,我表示:
   「千秋功罪,自有人民评说。至于我个人,我想起了一句诗:『心底无私天地宽』。不管今天的法庭如何判我,我将永远热爱祖国、忠于人民。如果为此我必须付出自由作代价、必须承受历史的苦难,我也别无选择!」
   「哗──」,如同春洪爆发,春雷阵阵,突如其来的掌声响彻大厅。我的泪水决堤而涌。患难之中见真情,邵阳——这个古老的山城、蔡锷的故乡,人们一改平时冷漠麻木的面孔,在法庭旁听席上展现了他们充满正义感、热情如火的灵魂。一位素不相识的朋友事后写信告诉我:「那天,我们好多男子汉都哭了。凡是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能不哭」。法庭里一位长者走到我那哭泣著的母亲面前,大声说:「您不要哭!如果我有这样的女儿,我要为她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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