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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胡锦涛现局的研判

   

   做任何事情都要讲究效果和策略,对中共如此,对胡温更应如此。中共靠暴力和专制起家,暴力和专制已经渗透了它的每一个细胞,民主和法制仅仅是中共的一个幌子和手段而已。对中共而言,只要能够执政,只要能够保护权利,加强权利,什么都可以做,什么都可以为。因此中共为了保护权利,往往不顾一切,不顾公理、民心,不顾正义、道德,疯狂之至,专制之至。

   中共就像一头兽性和理性交互而成的怪物。对待这只怪物,没有理由,一味地激怒它,应当引导它平静下来,尽量让它多展示一些理性,少展示一些兽性。

   江泽民走了,胡温虽然没有掌握江泽民留下的一切权力,但至少向前迈进了一步。江泽民是在中国人民的一片唾骂声中走了,至少让胡温领教了人民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虽然正义民心不能在中共的权力的斗争中起到决定性的的作用,但至少为胡温掌握权力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这一点上中共党内,包括胡温对此都应当有一定的认识。

   不管中国的未来怎样,但是民主法制这是谁也无法阻挡的潮流。胡锦涛取代江泽民至少从现实看,这是中国的进步,尽管这种进步,只是一种表面的进步,至今还没有任何实质的内容,但我们应当接受这种现实,虽然这是一种无奈的接受,但这就是中国无奈的现实。因为我们的周边的国家,不管是印度、菲律宾、柬埔寨都再也不是一党专制,印度尼西亚的大选刚刚结束,而中国还沉浸在暴君妥协下台后的喜悦中,这不能不是中国的悲哀,民主的悲哀。

   尽管这种悲哀对中国,对人民,对民主,对正义的伤害都是巨大的,但是我们还没有力量改变这一悲哀之前,我们还是满怀信心的面对未来,迎接未来。

   江泽民倒了中国会不会出现第二个江泽民,现在做任何判断都为时尚早。从中国的现实出发,从中国民主未来的利益出发,我们不应该把胡温树为民主的敌人,江泽民倒了,我们不应该把胡锦涛当作另一个江泽民。从中国现有的一些政策而言,胡锦涛还是有别于江泽民。这一点应当肯定。

   中国需要进步,中国需要胡锦涛为中国的进步作一些努力,尽管这只是一种愿望而已。

   胡锦涛是专制的受益者,同样也是专制的受害者。没有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制,当然没有胡锦涛的今天,没有专制政权的侵害,也不会出现十六大后的胡锦涛如履薄冰,小心翼翼。胡温之所以在非典的前夕,孤军奋战,中国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之所以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中共中央的权威之所以受到挑战,这当然都是专制政权侵害的结果。对这一些,胡锦涛应该有深刻的认识。

   十六大四中全会结束仅仅半月,现在去评判胡锦涛能否进行大的改革还为时尚早。就是十六大四中全会最重要的文本四中全会公报,也只能是新旧势力之间相互妥协的产物,从一种相互妥协的产物上,去评判胡锦涛能否进行大的改革,可能会发现一些端倪,但至少是不全面的。四中全会公报可能反映胡温的一些思想,但不可能完整反映胡温的思想和思路。就是邓小平所倡导的改革开放也不是一夜之间就开始的。为什么中共十一大没有正式确立改革开放的大旗,这当然是时机还没有成熟。因此,对胡温现在还不应该盲目下结论。对胡锦涛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至于胡锦涛的中国不能“照搬西方民主”,这是中共的一句口头谈,这也只能是一句空话和套话,没有任何实在意义。民主就是民主,不存在西方民主,东方民主;就像人性就是人性,不存在西方人性,东方人性一样。西方人是人,东方人也是人,这根本无需辩论。在这一点上,中共只能和自己打圈圈,也只能自己骗自己,它欺骗不了任何人,甚至中共自己也不相信。

   胡锦涛虽然已登基二年,在这二年里,其对异己的镇压、对新闻自由的践踏有时的确比江江泽民有过之而无不及,但这也不是全盘否定胡锦涛的理由。就像美国一直在怀疑胡锦涛是否在掌权一样,胡锦涛在这二年里,一直在走平衡路线,因为胡的底子薄弱,还没有能力跟江泽民抗衡,很多时候也是言不由衷。

   动向杂志9月刊透露,九月一日,胡锦涛和曾庆红、王刚,在中南海会见了各民主党派中央正副主席、无党派人士,并设宴招待。有四十多名民主党派、无党派知名人士参加。政协主席贾庆林没有出席这次会议。

   八个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和宗教界人士等在四中全会前,提出了二百多条意见、八十多条建议和要求。

   会上,民革中央、民进中央、民建中央提出:为什么政治改革那么迟缓,不能在社会上体现出来?对政治改革的阻碍,影响到了社会健康发展、长治久安。

   胡锦涛承认:政治体制改革迟缓、停滞不前,给经济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造成的影响、损害,是巨大的。

   接着,胡锦涛承诺:在即将召开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稍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政治体制、机制改革,会有新突破、新内容、新发展。

   事实上胡锦涛四中全会前的承诺根本没有兑现,也许他根本没有力量让它兑现。

   据动向杂志9月刊透露,“今春,在探望荣毅仁、王光英、丁光训等民主党派、工商联、宗教界知名人士时,胡锦涛说:社会制度、时代变化、历史进程,都告诉共产党,共产党本身要改革、要发展、要向前,执政社会基础要改革、扩展。建国初期,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能在国务院任副总理,在中央部委、地方政府任正职,半个世纪后,为什么不能?就是要改革、突破,在宪法法律上保障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共产党一起主政,这不但不会削弱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相反是巩固、壮大、提升共产党的执政基础。

   在九月一日的会见时,民盟中央主席丁石孙和民进中央主席许嘉璐问胡锦涛:在现行社会主义制度下,党组织的权力和法律权力的隶属关系如何?

   胡锦涛答: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法律观问题,一直有争议、有回避。要明确:我们走依法治国的道路,体现的是个法制社会,那么,法律是至高无上的。党的领导和党组织的权力,都要受法律约束和法律指引、规范。如果说党权、党组织权力、书记的权力,超越、凌驾了宪法、法律权力地位,那就是人治、党治,和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是相违背的。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解答,人治就是不平等的专制管治,共产党变成了“上帝”和“救世主”。

   胡又说:实践中要克服、铲除人治和人治思维。共产党要解放思想,解脱旧思维,解决旧习惯势力的影响。

   据闻,曾庆红、王刚一直黑着脸,一言不发,让在场的民主党派人士心头罩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

   “九月一日胡锦涛的会见,由控制中央书记处的曾庆红和江派去监督胡的王刚陪同。会见后,有关胡的讲话没有形成任何文件下发,只局限在人大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政协副主席和中宣部理论研究室领导人的范围内“参阅”。

   最赤裸裸的是,中央书记仅以“简报”的形式下达。简报强调“讲话”是胡锦涛和丁石荪、许嘉璐等民主党派人士的交谈,是在交换“个人”意见。言外之意,胡锦涛讲出的话不代表党中央和国家政府。”

   如果胡锦涛发表的讲话只代表他个人,那九月一日,他是以何身份在中南海会见四十多名各民主党派中央正副主席、无党派知名人士的呢?这些人认为是与胡锦涛的私人会见,还是会见国家领导人?如果是私人身份会见,为什么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和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直属机关工委书记、中央保密委员会主任王刚要到场坐陪?

   为何这些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知名人士向胡锦涛提出对当前经济改革、社会问题、政治体制改革、党的工作、中央的方针、政策、措施等意见、建议和要求呢?为何有胡锦涛在场时,他们没有向曾庆红、王刚提出那些要求呢?因为中共总书记和国家主席胡锦涛处在有资格、有权力、有义务做出承诺的位置上。”

   如果动向杂志9月刊透露的信息属实,我们不难看出胡锦涛的处境,就现阶段而言,他距离邓小平的一言九鼎还差十万八千里,就是和江泽民相比,他还有一段还长的路要走。在这个时候,如果胡锦涛执意进行大的改革,无疑是引火烧身。

   因此,对胡锦涛我们既不能抱有幻想,也不能妄下结论。这不是奴性思想,也不是寄希望于独权皇帝是明君、行仁政,这是中共的现实,这也是中国的现实。渴望中国地进步,我们就不应该忽略这种现实。做任何事情都要讲究效果和策略,就像我们不主张暴力革命一样,为了民主进步,我们也要考虑成本和代价,即使我们不考虑成本和代价,我们也要考虑可行性。可行性对任何事情都应该重要的,也是我们应该首先考虑的。对胡锦涛有所期待,这不是奴性,更不是向专制投降,因为民主法制这是世界的潮流,是历史的必然,任何人都不能阻挡,也无法阻挡。

   2004年10月5日于山东

原载《议报》第166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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