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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条与独裁者的噩梦

   现在,反对23条的人们,大都把制定此恶法的责任归咎于钦定特首董建华和他背后的江泽民,并在北京现政权和港府之间做出区隔,甚至有一种明显的贬港府而褒北京的舆论倾向。在香港,港人对董建华的信任迅速流失,在强大民意的压力下,北京也不得不允许港府做出妥协,在港府宣布押后二读后,董内阁中的两名高官不得不相继辞职,保安局长叶刘淑仪因和财政司长梁锦松选择此刻辞职,说明了董建华执政危机的深重,也说明北京的治港政策的失败,胡温的高调挺董,也只能暂时缓解治理危机。

   港府推行23条立法,显然来自北京的逼迫,而港人之所以对港府和北京实行区别对待,能够给出的最善意理由是:基于十四年前北京六四大屠杀的教训,港人扞卫自由和争取民主的斗争,也要讲究策略,避免触怒北京。以贬港府而褒北京的方式,集中倒董而不直接反北京的策略,既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其进行强硬干预的可能,也可以正面激励北京改变现行的治港政策,对于和平推动香港的民主化,也许会更有实效,实在是一箭双雕的最佳策略:

   1,增加北京现政权终结江泽民的治港方针的可能性,为胡温体制重新确定治港策略提供了基础。

   2,增加胡温借助于强大民意来推动倒董、开启香港的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可能性,间接推动大陆政治改革的启动。因为,董建华是江泽民时代的治港决策的产物,如果倒董成功,江的治港政策之失败便不言自明,由此,江泽民与董建华之间的共谋关系,就在23条危机中转变为倒董和倒江之间的因果链条,也与十六大以来的普遍地挺胡贬江的舆论相衔接。

   如果胡温足够明智,以尊重港人民意的方式来平息民愤,起码是温和地处理港府的执政危机,胡温体制借以树立自身形象的“亲民”方针,就可以得到又一强有力的经验证实,而且与其上任以来的所有“亲民”作为相比,处理好香港问题乃为最具实质性的亲民动作,远比温家宝在港的亲民更能赢得港人的认同,也能得到台湾和大陆的民意,以及国际主流社会的多方面的好评。

   然而,对此种策略的有效性的评估,决不应该过于乐观,北京当下的克制态度,并非中共政权的自愿让步,而是基于客观情势所迫的不得已,胡温等中共大员高调挺董,已经证明:在大陆体制没有实质性改变和政治改革仍然停滞的前提下,23条的真正根源,既不在港府,也不在北京某个大人物的个人偏好,而在于独裁制度本身的统治逻辑,即便这一逻辑必须具体化为高层的政治偏好才能变成实际决策,也是独裁制度赋予了独裁者强制贯彻其权力偏好的制度力量。现在,港人对当下局势过分关注,似乎已经把23条的制度根源忽略了:当年,确定把这一独裁逻辑贯彻到香港的大人物,正是发明了“一国两制”和钦定了江核心的邓小平。

   邓小平在谈到“基本法”的起草原则时说:“还有一个问题必须说明:切不要以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来管,中央一点都不管,就万事大吉了。这是不行的,这种想法不实际。……特别行政区是不是也会发生危害国家根本利益的事情呢?难道就不会出现吗?……能够设想香港就没有干扰,没有破坏力量吗?我看没有这种自我安慰的根据。如果中央把什么权力都放弃了,就可能会出现一些混乱,损害香港的利益。所以,保持中央的某些权力,对香港有利无害。大家可以冷静地想想,香港有时候会不会出现非北京出头就不能解决的问题呢?……要是有呢?所以请诸位考虑,基本法要照顾到这些方面。有些事情,比如1997年后香港有人骂中国共产党,骂中国,我们还是允许他骂,但是如果变成行动,要把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怎么办?那就非干预不行。干预首先是香港行政机构要干预,并不一定要大陆的驻军出动。只有发生动乱、大动乱,驻军才会出动。但是总得干预嘛!”

   邓的这段话,是中国最后一个强势独裁者的遗训,为回归后如何管治香港划出了北京政权不会退让的独裁底线,实际上就是钦定23条的手令。江泽民的权力来自邓小平的钦定,董建华的权力来自江泽民的钦定,无论是治大陆还是治香港,其原则皆是秉承邓独裁的遗训。其中,“只有发生动乱、大动乱,驻军才会出动”的说辞,为北京用武力干预香港事务预留了空间,不能不让人记起六四大屠杀:在邓小平授意下出台的4·26社论,就把民间自发的大规模游行定性为“动乱”。而在一国两制的香港强行就23条立法,显然是为了在政治上对香港进行强制干预提供法理根据。

   换言之,只要是独裁制度,其统治逻辑必然是强行贯彻其权力意志,当它认为必要时,既可以翻云覆雨地违背承诺,也可以粗暴地践踏民意,甚至可以不计后果地滥用暴力。与此相关的另一本质特征,是独裁政权的合法性匮乏所导致的权力恐惧和敌人意识。打个比喻,那是独裁者每晚都可能被噩梦惊醒的统治。这样的统治通常是霸道的野蛮的暴虐的,既没有尊重民意的为政之德,也没有宽容异见的为政理性,而是经常处于草木皆兵的非理性恐惧之中,对一切体制外异见和社会公益具有天然的敌意。它只允许歌颂和拥护而不允许批评和反对,特别是,当民意敢于冒着被镇压的巨大风险而坚持反对之时,独裁政权就会感到其权力稳定已经受到严重威胁,内在的权力恐惧就将向着非理性方向狂奔,把主观认定的威胁加以无限的夸大,并当作实际上已经发生的威胁来对待。于是,对民间的和平街头运动的严厉镇压便接踵而至。

   独裁者是高度警觉的,警觉到时刻瞪圆专政眼睛的程度,在寻找敌人上决不会有丝毫懈怠,不会酣睡、不会小睡、不会打盹、甚至不会打个哈欠,没有敌人也要寻找敌人,只要寻找就一定能找到,因为找不到隐藏的敌人它就刻意制造出敌人,否则的话,看不到敌人的独裁者将更加惶恐。独裁者与热爱自由的人性相反,具有把公权力变成私权力的极端渴望,是人性向残暴、多疑、嗜血、虚伪的畸变。独裁者从不会高枕无忧,而不会高枕无忧的原因,不是因为客观上失眠,而是主观上就不想睡好。它非但不讨厌噩梦连连的夜晚,反而热爱充满噩梦的夜晚,越恐怖的噩梦它就越喜欢、越沉迷、越陶醉,以便能够尽早被噩梦惊醒,连夜发布追捕“敌人”的命令。这是独裁制度异于其它制度的独家创新,更是独裁者异于正常人性的畸形心理圆满。

   “噩梦”中的“敌人”让独裁者恐惧,也是他实施恐怖政治的最大理由,不制造敌人的独裁政权,便失去了滥用暴力和实施恐怖政治的借口,反过来,不制造敌人的政权就不再是独裁政权。对“敌人”的内在恐惧和对制造敌人的权力偏好,通过庞大的专政机器和意识形态管制,通过滥用权力、制定恶法和封锁信息,而转化为无孔不入、无时不在的外在恐怖,以此来维护其绝对权力。独裁者的逻辑是:“不管其它人是否喜欢,我的噩梦连连的夜晚,必定就是所有人的夜晚;我个人的恐惧,必须由所有人来分担。”独裁者个人的内在恐惧,必然把亿万人置于恐怖政治的威慑之下,只要与独裁权力沾边了的人群和土地,皆无法逃脱恐怖的阴影。

   在中国,当“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毛泽东式滥用权力完全失去民众认同之后,人治式的国家恐怖主义,越来越缺乏合法性且倍受现代人类文明的病诟,所以,从邓小平开始的北京政权,就用“依法治国”来包装其独裁权力,然而,其法制仍然以维护党权至上的独裁统治为最高目的,只不过由“无法无天”转变为“恶法治国”,权力的实际运行仍然是缺少制度化约束的人治,正如中国所谓的最高权力机构人大一再公开宣称的那样:人大立法的底线原则是把党的意志及其大政方针转化为法律,人大不过是党权实施“恶法治国”的工具。

   推行23条立法,正是党权意志向香港的贯彻,即意欲把“恶法治国”的现行统治方式强加于香港。而对大陆封锁港人反对23条的相关信息,乃基于害怕大陆人了解其“恶法治港”所遭遇到的强烈反对,更害怕港人的大规模反对在大陆产生示范效应。也就是说,二者皆来自独裁者的“敌人意识”和“噩梦本能”,是典型的通过人治强权和钦定恶法来实施的恐怖政治。

   具体说来,先是来自邓小平的噩梦,他在噩梦中未卜先知,预见到“干扰”和“破坏力量”,预见到北京政权的敌人“要把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所以,他告诫未来的接班人:没有“敌人”和“噩梦”的日子,“我看没有这种自我安慰的根据。”继而来自江泽民的噩梦,他被噩梦惊醒后就下达了镇压“法轮功邪教”的命令,而当被他定性为“敌人”的法轮功依然在世界各地合法存在时,他的噩梦就必然向法轮功合法存在的所有地区延伸。香港的最大不幸在于:其它地区的法轮功超出其主权管辖的范围,即便对法轮功恨入骨髓,也无法通过制定恶法的方式来镇压之,而香港则在其管辖范围之内,邓小平又留下过不允许将“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的遗训,于是,江泽民政权就理直气壮地逼迫港府制定23条恶法。

   对香港的一系列街头抗议,经过几天的调查和观望,北京政权终于忍不住了,再次祭起致力于寻找敌人的传统逻辑,而这一逻辑的自发惯性是,只要寻找敌人,就一定能找到敌人。现在,北京也真的找到了它在香港的敌人——民主派。于是,中共驻港官员出面否定了此前的新闻:两名大陆派来的官员与民主派人士见过面,称之为“纯属无稽之谈。”中共在港的喉舌《文汇报》、《大公报》和“凤凰卫视”以及其它亲北京的媒体,齐心协力地抹黑香港民主派。英文版的《中国日报》也于7月14日发表专文,把香港发生的一系列抗议游行称为充当了“颠覆政治体制的工具”,并指控香港民主派“劫持”示威运动,利用一切手段、特别是利用了香港经济不景气以及很多市民经济困难,“煽动港人加入示威”,以便达到他们自己的政治目的——削弱特首及其领导的港府的权力、争取推翻现行体制、最终控制香港。文章同时敦促港人“认清这些人的阴谋”、拒绝成为民主派的“走卒”。

   故而,23条绝非某一独裁者的产物,而是通过前后相继的独裁者噩梦,意欲将独裁逻辑具体化为管治香港的恶法。

   2003年7月19日于北京家中

   ---原载《人与人权》2003年8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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