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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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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维权运动的胜利

   6月18日和22日,对于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城镇弱势群体来说,对于冤死于收容所的年轻孙志刚及所有收容遣送制的受害者来说,是两个值得铭记的日子:18日,中国各大媒体同时发布"温家宝主持国务院会议废除收容遣送办法";22日,发布《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草案)》,在8月1日启用新办法的同时废止旧办法。在新办法的18条中,当局尽量与国际通行的救助原则接轨,以"救助"代替"收容遣送",以"被救助者自愿"代替了"强制收容遣送",以"政府财政"代替"被收容者的自我赎身",以"民政部负责救助"代替"公安局执行收容遣送",并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的自愿救助,为民间慈善事业的合法化开了绿灯。  

   尽管如此,在户籍制和暂住证制没有同时废止的情况下,新办法的真正落实,还有很长的路,如果没有其他歧视制度废止与之配套,新办法就很难落到实处,制度歧视也无法从此消失。但是,无论如何,这是中国的人权保护走向制度化的一个标志性改革。虽然,最终决策来自当局,但推动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来自民间:从孙志刚案的爆光到政府做出制度变革的决策,民间对收容遣送这一恶法的持续多年的批评,终于因一位年轻生命的惨死而有了差强人意的结果。

   强大压力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民间社会就对收容遣送制提出质疑。回顾这一日益强大的民间维权运动的过程,特别是回顾从孙志刚惨死到收容遣送的中止,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民间维权运动之声的响亮,政府对民间诉求的回应之迅速,的确创造了改革以来制度变革的空前效率。而起到关键作用的力量,无疑是恶法、酷吏、暴民共同构成的制度性邪恶,所引发出的媒体监督和民间维权运动的强大压力。

   最早,3月17日,被非法收容的孙志刚,为维护自己的权利而对恶法酷吏进行反抗,在短短的三天内便冤死于收容所;一个多月后的4月15日,《南方都市报》克服了重重阻力将此案爆光,顿时产生一石激起千层浪的社会效应: 4月26日,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对此案的激愤谴责,成为境内外中文网站的热贴;接着又有众多媒体的跟进报道和相关评论,许多法学界专家甚至政府官员也加入其中,年轻法学家萧瀚对此案的高度关注尤为凸出,他个人就此案连续发表十四篇评论。专门研究户籍制改革的中国公安大学教授王元太,也公开加入到要求废除收容遣送制的民间行列中,他称自己是一直质疑由公安局执行收容遣送的警察。

   最值得提及的是,由民间义愤所推动的网络签名抗议运动(孙志刚案的网上点击率之高,仅次于SARS危机),第一封网上签名信出现在4月27日,由东海一枭发起,迅速征集到数百人的签名支持;接着是秦晖和杨支柱发起的致最高检察院的公开信,签名者也高达四百多人;继而是罗干等中共高官介入此案,表示一定要彻查此案和严惩凶手及失职官员。但民间社会并不以此为满足,而是继续向官方施压:5月14日,《中国青年报》披露许志永等三位法律博士给全国人大的上书,要求对收容遣送进行违宪审查;接着四位法学家致信最高检察院,再接着是贺卫方、季卫东、萧瀚等五位著名法学者给全国人大的上书,要求就此案成立专门调查组和就收容遣送制进行审查,此上书还破例由一位人大代表转交人大有关部门。此间,众多媒体纷纷用专题的方式对此案进行跟踪报道和分析评论。

   虽然对此案的审理和判决,还有诸多疑点必须追问,但民间诉求则明确单一:还孙志刚以法律的公正和废除收容遣送这一恶法。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正是由于民间和媒体联手向政府施加了强大的压力,政府才会如此重视此案,对凶手做出判决,对23名相关的官员做出行政处罚,并做出中止实施多年的恶法决策。本来,有关人士对废除收容遣送制的估计,大都倾向于明年两会之前,很少有人预测到会如此之快就做出了中止旧法而出台新法的决定。由此我们看到了民间自发维权运动的巨大力量。

   个人维权-媒体爆光-民间施压-高官干预-媒体追踪和民间压力继续强化-政府做出决策。

   这一链条可谓民间自发的维权运动推动制度改革的杰作,在此意义上,怨死于收容所中的年轻孙志刚,无异于民间抗暴的英雄,他对恶法酷吏的反抗,固然是为维护个人权益,但他的死在社会效果上,却最终导致了恶法的中止。所以,他是为所有从今以后得以免除受收容遣送歧视的人们而死。如此民间英雄的出现,有赖于媒体和民间的强大支持;正如蒋彦永成为SARS危机中的真话英雄一样,也大致遵循着相同的过程和逻辑,区别只在于媒体的爆光源不同:蒋彦永真话由境外媒体最先爆光,而孙志刚案由大陆媒体最先爆光。二者相比,后者对于大陆民间社会的自发扩张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民间英雄

   在此案中,民间扮演了主动的角色,而政府只是被动应对。而这,既是改革以来社会进步的深层逻辑(相对于政府主导的表面逻辑),也是中国整体转型的正途--与其把十几亿人的福祗和国家的未来交给中南海的"新政",远不如每个人从民间立场做起,每一媒体从新闻独立的本位做起,个人为争取自己的福祗而要求且捍卫应得的基本权利,每一媒体为争取独立地位和监督政治权力而挺身而出。在影响巨大的公共事件上,一个人维权的勇气会激发众多人的参与,一个媒体的监督有效会带动诸多媒体加入,二者合力推动的维权成功,就可能形成制度变革的契机。

   而这,正是中国社会整体转型的最终动力和有效途径。

   (BBC)(7/16/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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