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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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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真话颠覆谎言制度——接受“杰出民主人士奖”的答谢词

   我的文字生涯始于七十年代的知青岁月,那种特定时代的革命化大抒情,完全由空洞的口号和盲目的激情堆积而成,也就是毛语录式的意识形态谎言,而在当时还自以为是绝对的真诚。当我的写作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赢得了些许社会名声之时,我又自以为已经摆脱了毛式文风,开始了基于追求个人尊严和诚实生活的写作,并像个一夜之间发了大财的暴发户,陷于不知天高地厚的飘飘然之中。

   是十四年前的那个血腥黎明,让我懂得了自己的浅薄和自负,懂得了爱的柔性温暖和内在力量,并开始尝试着去体验真实生存的厚重——活着的罪恶和对亡灵的敬畏——为自己七十年代的浅薄和八十年代的狂傲而深感羞愧。现在,回头仔细检视才发现,我的整个青春期生长于文化沙漠之中,我所赖以写作的文化滋养,除了仇恨、暴力、狂妄,就是说谎、无赖、犬儒,这些党文化的毒素喂养了整整几代人,我便是其中之一,即便在思想解放的八十年代,也并没有完全摆脱党文化的印迹,毛式思维和文革式语言已经变成生命的一部分,意欲进行脱胎换骨的自我清洗,谈何容易!清除灵魂中的毒素,甚至需要终生的挣扎。

   敬献给亡灵的祭奠

   我接受这个奖的日子——二○○三年五月三十一日——离六四的十四周年祭日只有四天,我不知道自己做得是否对得起亡灵,也不敢确定自己与这个荣誉是否般配,我只是把这个荣誉理解为:对谎言制度下的说真话者的奖励,也是抗拒遗忘的记忆通过我而敬献给亡灵的祭奠。

   六四的在天之灵俯视着我这个幸存者,已经俯视了整整十四个年头儿了。作为八九运动的参与者之一,那个被刺刀挑起、被子弹射穿、被坦克辗碎的夜晚和黎明,至今仍然如同闪亮的刀尖,扎在我记忆的深处。作为屠刀下的幸存者之一,面对那些为自由中国付出生命的亡灵,也面对刽子手们的强权、谎言和收买,我才知道活下来的责任之厚重,尽力让自己笔下的每个字,皆是来自坟墓中亡灵们的倾诉——用对坟墓的记忆对抗强制性遗忘,也是用赎罪的虔诚对抗谎言化的生存。

   一个杀人的政权,是令人唾弃的;一个用谎言为杀人辩解的政权,是令人不齿的;一个容忍杀人的政权且遗忘亡灵的民族,是令人绝望的。特别是当暴政的罪恶已经昭然于天下之时——无辜者肉体的死亡已经在道义上宣判了杀人者的死亡。

   中共独裁政权犯下过太多的罪恶,有太多的无辜亡灵至今仍未瞑目,也有太多的良心犯至今仍然身陷囹圄。消除苦难的有效方法,就是完整地记忆和反思苦难,而拒绝官方灌输和个人说谎,则是保存记忆和进行反思的基本伦理前提。也就是说,活下来的幸存者和铁窗外的自由人,作为一个单独的个体,只有记住这些受难者,不参与强制遗忘的人血馒头盛宴,才会有生存的意义和做人的尊严可言,才能承担起人之为人的责任——个人责任没有替代品。

   拒绝说谎是对暴政的颠覆

   当然,我们都是普通人,都有弱点,都渴望安全而富裕的世俗幸福,世界性的现代化所带来的制度进步和文明演进,其善待人性的标准也越来越世俗化,越来越远离「杀身成仁」的古典英雄主义,越来越走向对人性弱点的宽容和对世俗幸福的肯定。所以,不需要唱道德高调,不必具有「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的牺牲精神。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坚守诚实做人的起码底线,并不要求多勇敢多高尚多良知多智能,不要求去付出坐牢、绝食、自焚等的高昂个人代价,而仅仅要求在公共发言中不说谎,在面对威逼利诱时不把谎言当作基本的生存策略。

   拒绝说谎的戒律,作为人之为人的底线道德,早就记载在每一种文化的最古老的权威文献中。对于至今仍然生活着独裁制度之下的人们而言,争取那种人人向往的无强制的自由和无恐惧的安全,就应该从拒绝谎言开始。因为,制造强制和恐惧的独裁暴政,其维系全靠暴力和谎言的相互支撑,没有谎言粉饰的暴力统治便无法维系。无力抗拒暴力的人们——无论是平民还是精英——起码能够做到不参与说谎。在公共生活的细节上拒绝谎言,恰好就是瓦解靠谎言维持的暴政的最有效的力量,甚至就是对暴政的最致命颠覆。

   特别是在政治改革的条件已经烂熟的后极权中国,国际大势和民心所向已经如此明朗,中共意识形态说教的劝诱力和麻痹性日益削弱,社会在经济上和价值观念上的多元化格局已经初步形成,正在逐渐蚕食着僵化的政治体制一元化,除了谎言之外,后极权时代的独裁再无其它资本为自身辩护,它已经脆弱到如此地步:它在要求人们自我作贱之时,甚至是体谅民意的,即不要求人们真诚地相信它和赞美它,而只要求人们的犬儒态度——违心地承认它和歌颂它,足矣!

   难以抗拒谎言的原因

   而且,合法性不足的中共政权,面对急遽转向利益分化和价值多元的现实,也面对离开了「皇粮」也能自谋生路的民间社会,为了降低维持政权稳定和权贵利益的综合社会成本,它汲取了毛泽东时代和六四镇压的教训(希望胡温体制也能汲取江泽民镇压法轮功的教训),即便想得到这点违心的承认,所依靠的主要手段,既不是意识形态蛊惑,也不是暴力镇压,而是用软性的利益收买取而代之,「花钱买稳定」已经成为当下政权的主要统治策略。凡是可以用金钱买来的稳定和颂歌,中共很少会用刺刀和监狱,只有对极少数无法收买者才会施以暴力镇压。所以,后极权时代的国人,特别是自称精英的社会名流们,最难以抗拒谎言的原因,不是被动地慑于暴力,而是主动地屈从于利诱;寡头独裁们最害怕的,甚至不是激进的以暴易暴——局部的暴力反抗会被镇压,而整体的暴力革命很可能催生出又一个新的暴政——而是每个人,首先是以公共发言为职业的知识人和作为社会名流的各类精英,能够在面对威逼利诱之时,哪怕保持沉默,也拒绝说谎,不参与说谎,不靠谎言生存!

   真话汇成反抗暴政的洪流

   在当下中国,说真话的个人风险已经大大降低,毛泽东时代可以导致家破人亡的真话,在当下中国的民间社会中随处可见。何况,社会名流说真话,即便受到某些压力,也不至于付出张志新和顾准式的惨重代价,甚至不至于付出民主墙时期的个人代价,而那些不知名者说真话则要付出惨重的个人代价。如果说,杨子立和刘荻等人至今仍然身陷囹圄的命运,昭示了不知名者说真话的惨重个人代价,那么,刚刚去世的李慎之先生的晚年行迹,特别是他在中共执政五十年庆典之夜写下的《风雨苍黄五十年》,则为社会名流说真话提供了可资效仿的示范。在此意义上,当一个社会给予某人巨大的名誉之时,根据社会声望与公共责任相平衡的责任伦理原则,作为公众人物的名人,理应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来回馈公众对他们的厚待。在公共发言时,名人效应是他们说真话的最大无形资源,名人们向强权说真话,既能够对当权者施加较大的道义压力,也有助于拓展更有弹性的言论空间,鼓励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沉默。

   在公共发言中向独裁强权说真话,其成本和收益的计算,也并非全然是负值。敢于在重大公共事件上说真话的人,即便得不到有形的物质奖励,也会得到无形的道义盛誉,特别是来自大陆民间和国际主流社会的道义奖励——逐渐成为由民间崛起的具有公共影响力的社会名人。在六四事件上,丁子霖先生的一句真话,就在世人面前戳破了中共的弥天大谎,并由此得到了世界性的同情和支持,成就了持之以恒的天安门母亲运动,获得了一系列国际性的人权奖,其中就包括这项「杰出民主人士奖」。

   在眼下的SARS危机中,蒋彦永大夫的一句真话,就在世界上激起谴责谎言制度的舆论高潮,由此揭开了中国的疫情黑幕,逼迫中共政权不得不作出亡羊补牢的决策,也使国人看到了战胜天灾人祸的希望,提供了民间真话战胜官方谎言的又一范例。尽管在国内的官方媒体上,中共当局把蒋大夫打入冷宫,然而,通过互联网提供的信息全球化平台,使境内外数不胜数的献给蒋大夫的支持、赞誉和祝福得以在国内流传。大陆民间社会正在自发掀起的要求新闻自由的舆论热潮,就是对敢说真话的民间良知的最高奖赏。由此可见,在涉及到巨大公众利益的社会事件上,每人一句真话,再暴虐的制度也将失效。而民间自发的点滴积累的拒绝说谎,就将汇成反抗暴政的民间洪流,靠谎言维系的独裁体制必将难以为继。

   给向强权说真话的激励

   我要强调的是,对于生活在一个冷漠而懦弱的独裁大监狱中的人来说,面对来自人性本身的每一点点善良和对良知的鼓励——哪怕是微不足道的私下鼓励——也理应心存感激和敬畏。何况,我得到的这个奖励是华人社会中年代最久远、影响最大的奖。「民主教育基金会」从一九八五年的正式运行开始,就持之以恒地鼓励那些向独裁强权说真话的华人,以每年颁奖的独特方式参与着中国本土的政治转型过程。它给予身处逆境的诸位大陆人士的激励,无论是对于追求人性尊严的个人而言,还是对于仍然艰难的中国自由事业而言,更具有特殊的意义。我相信,该基金会仍将一如既往地奖励向强权说真话的人们,直到中国真正融入人类主流文明,也变成言论自由的庇护地的那天。

   我深知,作为独裁末世大屠杀的幸存者和苟活者,自知无法正面表达亡灵,但忏悔和赎罪,可以从反面表达。最后,请允许我引用狱中为六四亡灵写下的诗句:

   攥住监室中的铁条这一刻我必须放声大哭我多么害怕下一刻已经欲哭无泪记住那些无辜的死必须在眼睛正中冷静地插进一把刀用失明的代价换取脑浆的雪亮那种敲骨吸髓的记忆只有以拒绝的方式才能完美地保存和表达

   二○○三年五月于北京家中

   (本文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原载《争鸣》2003年6月号)(6/2/2003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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