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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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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贵州的两极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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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的升值与政治民主化

一、民间的升值和官方的贬值

     尽管八九运动以血腥的悲剧告终,但是八九运动也为中国留下了丰厚的政治遗产,即在促成人权意识觉醒的同时,也使中共所固守的价值系统在人们心中瓦解——包括在绝大多数官僚们的心中,这无疑是八九运动留给中国的另一项政治遗产。

     尽管中共还是唯一的执政党,仍然垄断着所有的公权力和公共传媒,并通过对民间力量的严厉打压和意识形态灌输来维护其独裁地位和政治稳定,而且在短期内,似乎还看不到能够打破中共的垄断地位的有组织的民间力量的崛起,然而,中共政权的权威和信誉的严重流失,统治效力的日益下降,已经无法对民间社会形成完全有效的整体控制。之所以如此,乃在于:自上而下的官方改革释放出自下而上的民间力量,而民间力量一旦觉醒,其自发成长便难以阻挡,必然逐渐压缩官方控制力的覆盖面,一点点地蚕食政权所垄断的资源,推动中国向大社会小政府的方向演变。即便官方奉行的利益至上的收买策略,也至多是一把双刃剑,既有利于中共对社会精英的统战,也造成了官方资源的流失和下层不满的积累,并非全然有利于中共统治。

     (一)国家、公有和官方的贬值

     改革以来,公众的行为及其动力发生了巨变,自利意识及谋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成为人们行为的主要动力和生活目标,社会多元化趋势已经不可阻挡。相应地,社会价值观也同步地发生急遽变化,甚至可以说,开始于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说明,中国的改革,不仅是自上而下的官方主导型改革,而且也是价值观更新先行的启蒙型改革。观念启蒙所导致的最重要的变化无疑是:在人们的社会评价系统中,“国家”和“公有”的至上地位大幅度贬值,如同被抛弃的过时明星;而“民间”和“私有”的地位则大幅度升值,甚至就是由卑贱走向尊贵。

     基于毛泽东时代的极权国家和绝对公有制所造成的深重灾难,以往的一系列与国家相关的正面价值,在百姓的价值评价系统中逐渐变得越来越负面,以至于“国家”由至善的理想国变成了邪恶的怪兽“利维坦”,“公有”由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变成了谁都可以占便宜的无主货摊,“国营”由最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变成了低效腐败的代名词,大公无私的道德由人性的至善极致变成了空洞教条和陈腐观念。与此相适应,代表官方的衙门和官员的正面价值也急遽贬值。

     尽管,中国的官本位体制并没有实质性改变,在当下中国的社会资源组合中,官僚阶层手中的政治权力仍然是最具竞争力的私人资源;在国人的价值偏好中,慕官当官和攀权附贵的官本位意识仍然普遍而顽固。但是,这种官本位意识在人们的价值排序中的优先性,更多是出于功利性的“事实判断”,而非出于道德上的“应然判断”。即,人们关注和热衷乌纱帽,只是出于利益至上的犬儒态度,而非价值评价系统中的褒奖。以至于,在国人人格中形成了这样的悖论:几乎无人在“应然价值”的判断上褒奖官本位意识,反而大都持严厉的批判和否定的态度,认为它是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制度累赘和观念障碍,是社会不公和道德滑坡的根本原因。而在实际的行为中,人们又普遍认同“有权就有一切”的制度现实,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媚权慕权,进而不择手段地跑官买官。近几年高校中出现的入党热,正是这种价值悖论的表现:争取入党的大学生们,绝非基于真心认同共产主义的价值体系,而是基于党票的功利效应。换言之,入党热标志着两种蒙昧主义价值观之间的自然转换:为党、为国家、为全人类、为共产主义的蒙昧理想主义之火早已熄灭,而绝对自私自利的蒙昧机会主义的烈焰正在熊熊燃烧。国人热衷于入党和当官,绝非对人生的应然价值的选择,而仅仅是出于对当下的既得利益的计算。造成如此悖论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国制度在本性上就处于“应然价值”和“事实判断”的分裂状态,在制度本身的道德导向上,也就必然是对说谎人格和人格分裂的激励。在官方的道德激励中,说谎者名利双全,诚实者身败名裂。而在民间的道德评价中,前者的名利双收是可耻的,后者的不计名利是高贵的。

     所以,在民间的“道德应然”的价值评价系统中,代表国家、公有、国营的衙门变成了社会不公的主要根源,官员们变成贪婪腐败和滥用权力的孳生源,官话变成了大话、空话、套话和假话的代名词,官方发布的信息(主要是新闻和统计数字)受到普遍的质疑,政权的御用写手的言论在社会评价中的贬值,甚至远远超过屈从于商业利益的写作,因为,在中国的特定国情下,“媚权”肯定比“媚钱”、“媚色”更有利益,所以也就更为恶劣,是所有“媚俗”写作中的最大和最低级的“媚俗”。

     由此我们便能够解释,大导演张艺谋的新片《英雄》,之所以在得到了人民大会堂的首映式的官方厚待之时、在赢得了突破性的票房而让长期票房低迷的中国电影看到希望之时,却仍然受到海内外的民间知识界和严肃媒体的普遍批评的原因,除了该片宣扬“法西斯暴力美学”的倾向之外,更在于其向中共官方价值献媚的倾向——“献给独裁暴君的贺年卡”:高科技制作出的单一做作的画面,与其说是“美轮美奂”,不如说是大众情人式的明信片,喜欢情人节、生日和圣诞等贺卡的小资族或酷一族,也必然喜欢张艺谋的《英雄》的夸张风光。这也是近年来国内自由主义知识界对张艺谋、陈凯歌、吴子牛、张元等著名导演持激烈抨击态度的主要原因。这些导演大都靠拍摄具有民间倾向的先锋电影起家,其早期影片皆不同程度地受到官方打压,所以赢得了民间评价的广泛认同和国际电影节的有力支持。然而,他们在民间和国际的双重支持下成名之后,却越来越远离民间道路而走上官方铺就的红地毯,当自称“非主流”导演的陈凯歌,一变而为50年大庆观礼台上的被邀嘉宾之时;当因《活着》等影片受到官方打压的张艺谋,突然获得申奥申博的广告片的政府订单之时;当自称大陆的第一位地下导演的张元,摇身变成自称“真心拥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并拍摄革命影片《江姐》之时;当吴子牛在《鸽子号》被禁映之后,接连拍摄了电影《国歌》和电视剧《康熙王朝》之时,他们的身份,就由叛逆者变成帮闲者,即由被官方打压禁映的先锋艺术精英,变成被官方收买且主动向官方献媚的御用艺术精英;他们的作品,也由对现存制度和独裁传统的批判,变成了官方刻意制造的“继往开来的领路人”和“小康式太平盛世”的装饰。对《英雄》的评价,官方褒奖和民间贬抑之间的巨大反差,也是民间的“应然价值”标准发生巨变的例证。

     官方价值的贬值必然导致官员失去民间的尊重。在当下中国,整个中共政权及官僚们,其权威性、公信力和凝聚力急遽下降。听听遍布中国城乡的政治加色情的民间笑话和顺口溜,就能真切地体验到官员们在民间评价系统中的威信全无,已经达到普遍化的程度。民众挖苦嘲讽的衙门及其官员之广泛,几乎涵盖了官方系统的所有机构和各级官员:

     政权的纵向系统——上至党魁及中央政治局,下至基层政权及七品芝麻官,无一不在民谣的戏弄之中。如:“中央干部忙组阁,省级干部忙出国,地县干部忙吃喝,区乡干部忙赌博,村里干部忙偷摸,学生干部忙爱国。”而且,对中共衙门的大不敬还表现在把中共衙门和下流色情联系起来。如:一则广为流传的关于党中央的谜语:“女人月经带。打一权力机构。谜底:挡(‘党’的谐音)中央”。再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办公室”被民间简称为“射精办”;全国妇联被戏称为“消灭处女联合会”;把中共眼中的敏感日子成为“来月经”……

     政权的横向系统——从工商、税务、法院、公安到其它部委及金融机构,也无一不被编入戏弄之列,如:

     “民政部门报灾情,宣传部门报喜情,组织部门讲人情,物资部门凭交情。”“跟着商业部,发财又致富;跟着外贸部,准成万元户;跟着统战部,处处有照顾;跟着铁道部,出门坐卧铺;跟着组织部,年年有进步;跟着宣传部,越干越糊涂;跟着教育部,肯定没出路。”“税务官,权力大,国营私有全趴下;工商官,是恶霸,不塞票子就拿下;大法官,个个黑,原告被告一起卡;小警察,也不差,盲流野鸡一把抓。”

     特别是对做了十三年党魁的江泽民,有关他的政治加色情的笑话多得难以计数,那些口口相传的民谣而广为流传,比如关于江泽民的色情民谣“三英战老江”:“出国带着李瑞英,吹拉弹唱样样情;回国搂着宋祖英,歌舞升平夜夜情;回家瞪着猫头鹰(即江的妻子),垂头丧气绝了情”。再比如色情谜语:“宋祖英的腰带。打一烈士。谜底:江姐(‘解’的谐音)。”

     嘲讽中共第三代的民谣,甚至连被誉为“朱青天”的朱容(左金右容,下同)基也不放过,比如流传于东北的民谣:“江大白唬李二屄,胡吹乱干朱容基……”即便对刚刚上台的新政治局九常委,尽管精英界还寄予厚望,但是底层民众显然不抱什幺奢望,照样以“民谣”嘲讽之。比如,十六大刚刚结束,就有一则民谣迅速流传:“百姓腰包胡紧掏,压制改革误邦国,人民尚未温加饱,上上下下无官正,歌厅桑拿里藏春,满头大汗正裸干,真曾假贾九常委,到头肯定是黄局。”

     可以说,“民谣中国”里的衙门及其官员,就是当下民意中的中共政权的整体形象:官方文化的道貌岸然和正人君子的外观,在民间意识中不过是内核的男盗女娼和奸臣小人而已。也标示出虽经百年努力却仍然未能求得现代化正果的中国,乡野的俚俗文化与庙堂的礼教文化之间的表面对立和内在相通——均没有走出野蛮时代。特别是那些政治加色情的民谣和笑话,显然是地道的男权意识的产物,在民间对衙门和权贵的挖苦嘲讽之中,在饭局上边喝酒边讲政治笑话的放松嬉戏之中,女人再次成为下贱的陪衬和点缀,成为政治笑话的精神大餐中不可或缺的花椒面。而在中国文化的传统中,阴阳男女之辩的价值排序,又恰好是对君臣之辩的皇权秩序的注脚。

     (二)民间的升值

     与此形成鲜明对着的是:与个人、私有和私域高度相关的民间价值则迅速升值,私营经济的蓬勃发展、私人财富的空前增长和个人生活空间的不断拓展,为形成民间的公共空间,为民间社会由分散个体发展为组织化的独立社会力量提供了基础。“个人”的价值也由大机器上的小螺丝钉变成了社会之主体和道德之首善,“私有”由万恶之源变成了第一激励和不容搭便车的出租车,民营和私营由经济危机之源变成了低成本高效率的代名词,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理性变成了天经地义的人性常识。甚至关于时间的观念,也由革命时代的“只争朝夕”变成发财致富时代的金钱和效率,进而变成八小时之外的休闲娱乐。尽管六四以来,官方以各种方式全力煽动爱国主义情绪,把“爱国”列为社会主义道德标准“五热爱”之首,民间的民族主义情绪也不断高涨,但是,每个人的内心认同则是国家利益的虚幻性和个人利益的真实性。如果让国人在“国家”与“个人”之间进行发自内心的选择,那幺,诚实的调查结果只能是:在民间的价值排序中,个人利益显然远高于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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