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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冰点事件——大记者VS小官僚

轰动海内外的《冰点》事件,发生的时间在2006年1月24日-3月1日,可以说是跌宕起伏的一个月。从停刊决定到李大同的公开信和申诉,从撤职决定到李大同和卢跃刚的“联合声明”以及卢的长篇“抗辩信”,中青报人的勇敢抗争引发出海内外舆论的广泛声援,从台湾龙应台质问胡锦涛到海外宪政协进会的声明,从江平等十三位老人的联合声明到崔卫平等十三位中年知识人的公开信,以及境外各大媒体跟踪报道和数不清的评论文章,……最终的结果是妥协的产物。
   以上过程及其结果,仅仅是冰点事件的终点而已。事实上,冰点事件可以上溯到一年半之前,即早在2004年5月,中青报报人与中共官僚的冲突就已经火星四溅了。2004年7月,资深新闻人卢跃刚在网络上发表“致团中央常务书记赵勇的公开信”,把这场冲突定义为“兵痞逻辑”VS“报人逻辑”、“二杆子论”VS“公器论”、“喉舌论”VS“独立论”。在我看来,就文明演进而言,这是前现代野蛮VS现代文明;就媒体及报人的尊严而言,这是奴役VS自由。
   表面上看,在中共体制下,兵痞握有权力而报人只有道义,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较量,也许第一次交手,兵痞必赢而报人必输的结局就已经注定了。然而,即便在依然独裁的当下中国,拥有普世道义的民间逐渐变强变大,以至于道义在民间而权力在官府的社会格局日益凸现,致使兵痞逻辑横行于天下的官权通吃时代一去不返。在此格局下,虽然民间道义的力量还不足以阻止官府权力的镇压和迫害,但基于道义的民间抗争起码可以大幅度增加独裁统治的镇压成本。故而,以现行官权的机会主义和利益计算的精明而言,“伪善”代替了“赤裸裸的行恶”,黑箱恐怖代替了公开恐怖,所以,在某些个案的处理上,官权只因为必须顾忌镇压的政治成本,也不能不对民间抗争作出某种妥协。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尽管主编李大同和副主编卢跃刚被双双撤职,但在《冰点》同仁的抗争与境内外舆论的合流压力下,官权对《冰点》事件的处理也作出了一定的妥协:1,被卢跃刚公开怒斥的恶吏赵勇,早已被调离团中央而去河北任职;2,《冰点》3月1日复刊发表批评袁伟时的长文,尽量是官方行使言论霸权的结果,是政治性的宣示,但官方为了不使这一妥协的正面效应流失,它还是力求让政治压制蒙上学术争鸣的假面,避免政治大批判的丑陋面目。3,调整后的《冰点》编辑部人员,主体仍然是《冰点》旧部;4,李、卢虽被撤职,但并没有开除公职,而是让两人到研究室赋闲。
   即便如此,海内外舆论仍然不依不饶,等着看冰点能否发表袁伟时的自我辩护,以验证复刊后的冰点能否保持起码的公平对待。
   对于这样的结果,无论是冰点事件的当事人还是声援者关注者,都对中共最高当局的处理作出某种肯定性评价。
   李大同在接受多家境外媒体采访评价说:《冰点》停刊是违反宪法、法律和中共党章的,所以,他向中纪委申诉,要求中纪委进行调查。他认为,《冰点》复刊是开明的决定,象这样被叫停后又复刊的情况,以前还没有过。这至少是打了个平手。而打了个平手,也是以前还没有过。
   卢跃刚在接受香港《明报》等境外媒体采访时评价说:冰点能如此快复刊,许多旧人又能留任,是各方力量互相妥协的结果,反映时代毕竟在进步。他个人的待遇也没有像当年因言获罪的刘宾雁被“发配”往北大荒(东北地区),而只是调到新闻研究所“看看报纸”。同时,他对新任主编和副主编给予了不错的评价。他说:主编陈小川是名满天下的杂文与政论家,在中青报任职很长时间;副主编杜涌涛是老的“冰点人”,原来十三名编辑中多数也留下来,主要核心人物都还在。他乐观地认为,我不认为接手的人就会办不好,相信他们会办好这份周刊,继续发挥《冰点》的精神。
   袁伟时在接受香港《明报》等境外媒体采访时表示:《冰点》复刊刊登了批评他的文章,试图从学术角度来批评,力求在史学范围内讨论问题,这与一个多月以来的状况不同。张文没有乱扣帽子、大打棍子,开始回到讲事实、摆道理的常态。我感觉到即使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它也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了一步,应该是值得欢迎的。
   北京民间学者张大军也对《明报》表示,冰点事件是中国第一次出现的新气象,那就是各派政治力量和思想观点统统登上舞台。过去在中国,任何事情都是一边倒,没有反对派,没有社会力量参与,只有官方意志和官方力量的表现。中国的右派和左派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旗帜鲜明地亮出自己的思想观点和左右社会局面。这种状况使政府减轻了压力,政府第一次可以从单方压力中解脱出来,这是中国社会的一种好现象,是政治进步的表现,是民主进步的表现。
   曾经是著名记者的戴晴女士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东方采访时说:我觉得这是当局的妥协,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像冰点这样,因为它的言论,因为它的主编和副主编的思想,因为它办得好而被当局关掉的报纸杂志专栏,冰点不是第一个。从来没有一个过一段时间允许他们复刊的。她还认为,胡锦涛对冰点编辑部的人事处理体现了胡锦涛在新闻自由问题上的让步和妥协,而对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赵勇的处理则更加引人注目。
   官权作出如此妥协,显然与《冰点》本身的良好声誉和海内外的广泛声援高度有关,但最关键的关键则是冰点同仁有理有据的抗争,特别是李大同和卢跃刚的顽强而智慧的抗争。如若冰点同仁乖乖地服从了团中央小官僚的霸道,而没有从一开始就进行针锋相对的公开抗争,冰点停刊决不会变成备受关注的“公共事件”,更不会在海内外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也就无法形成老中青齐发声的自由派动员。可以说,无论是台湾的著名作家龙应台,还是大陆的十三位德高望众的老人和十三位知名的中年知识人,他们在《冰点》事件中的仗义执言,很大程度上来自冰点同仁公开抗争的感召。
   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冰点同仁VS中宣部、团中央之间的整肃与反整肃之争,凸现的是优秀报人的明亮的道义姿态与恶劣官僚的阴郁的权力心态。在两者的对比中,除了道义而一无所有的良知报人称得上“大记者”,而除了道义而拥有所有权力的官员只能算“小官僚”。
   故而,这是一场“大记者VS小官僚”的博弈。
   大记者才敢亮相在阳光下,堂堂正正地表达对新闻自由的坚守和对新闻管制的反对,也才能既赢得了国内外舆论的广泛的支持和尊敬,也激励着心向自由的国人起而抗争。冰点事件是中国的优秀报人争取新闻自由事业的闪亮一页,也必将是载入中国新闻史上的一页。
   小官僚只能躲在阴影里,猥琐地玩弄黑箱政治,也只能遭到境内外舆论的一致谴责,既让中宣部这个媒体杀手的邪恶面目昭然于天下,也让胡温政权的政治形象严重受损。
   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和副部长吉炳轩、李东成,团中央书记周强和常务书记赵勇,这些中共官僚的愚不可及,使他们在这场博弈中遭到了为官为人的双重失败。作为高官,他们罔顾民心所向大势所趋,是违民心逆潮流的“反动分子”;作为个人,他们践踏为人处事的起码准则,是不择手段的厚黑之徒。正如卢跃刚在《抗辩信》中所言:周强和赵勇阁下二位完全无视必要的规避程序,甚至连走过场和面子上的程序也不要了,而是倚仗手中的权力和黑箱制度来实施私人性的打击报复。
   这些官僚仍然停留在“官本位”的陋习之中,以为“有权就是一切”、“有权就可以蛮横”,就可以任意处置无权者,无权者只能唯唯诺诺、俯首帖耳。但是,在中共合法性大幅度贬值的当下中国,他们高估了自己手握主管意识形态的最高权力,也高估了独裁体制动不动就要整肃媒体和打压报人的威慑力;由此,他们也必然低估了民间的权利意识觉醒和自发维权的勇气,更低估了优秀报人争取新闻自由的决心、智慧和经验积累,最后也就必然低估了整肃《冰点》可能引发的强烈、广泛、持续的反抗。事实上,在二十八年的整个改革过程中,即便官权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开明媒体的整肃和对新闻良知的打压,也无法扼死中国媒体追求市场化、民间化、独立化的自发动力,更无法压制住新闻良知争取自由的声音。正如卢跃刚在总结自己的二十年的中国式新闻从业经验时所言:“没有一篇好稿子不是争来的,80年代如此,90年代如此,21世纪的冰点也是如此。”
   具体到《中国青年报》,早在改革开放之初,中青报就是践行新闻独立的先锋,为此曾遭到胡乔木的严厉指责;八九期间,中青报人的绝大多数参与了首都新闻界争取新闻自由的运动,李大同更是北京新闻界推动新闻改革的核心人物之一,他起草了致全国记协的请愿信,组织了请愿活动和北京新闻界对话团;在中青报同仁与时任政治局常委的胡启立对话会上,李大同和记者部主任郭家宽是对话的主角。
   卢跃刚是北京新闻界采写学运报道的主要记者之一。从学生们“5•13绝食”到四君子“6•2绝食”,他作为中青报驻广场报道组助长一直蹲在广场,他本人就采写了三篇独家报道。其中,5月30日的《北京戒严第十天》是冒着风险采写的,因为5月19日宣布戒严之后,中宣部已经严禁各媒体发表关于广场情况的“独家报道”了。
   所以,《冰点》事件中,李大同和卢跃刚的抗争,绝非突发奇想,而是两人长期追求新闻自由的必然,从十六年前的八九运动一直延续到今天。为了凸现《冰点》事件中优秀的中青报人的作为,有必要回顾一下该事件的主要过程,看看“冰点事件”是如何演化而来,都有那些事件最终导致了总爆发。
   1,“陈杰人事件”。这是冰点事件的起源。据卢跃刚介绍:2004年5月21日,中青报子报《青年参考》发表陈杰人采写的武汉大学女生卖淫的调查报道,其中的某些数据引起武汉大学和湖北省委的强烈不满,湖北官方通过团中央和中宣部对中青报施加压力。两天后,中青报社违反常规,不是在《青年参考》,而是在中青在线和《中国青年报》主报刊登“致歉信”,大包大揽,提高责任层次,按照湖北官方的基调,表达了迅速平息事态的积极态度,并为中青报高层洗牌埋下了伏笔。团中央把“陈杰人事件”上升为“整人事件”,对中青报领导层进行严厉整肃:逼迫常务副总编辑樊永生辞职,青年参考报主编梁平被免职,记者陈杰被人辞退,甚至让派出所二十四小时监控陈杰人。对这一系列蛮横处罚,陈杰人写出抗辩信,该报同仁也愤怒不已,七十多位编辑和记者站出来反抗,集体致信团中央书记处和第一书记周强,为原副社长兼副总编辑樊永生鸣冤,要求恢复樊的工作。信中特别指出:团中央的处分是“杀鸡给猴看”,开创了中青报历史上党同伐异、落井下石的先例。
   2,“卢跃刚事件”。为了让中青报人尽快驯服,5月24日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赵勇来中青报社,以极为蛮横的态度发表了“喉舌论”的训话。基于对处理“陈杰人事件”和赵勇的蛮横态度的强烈不满,卢跃刚于6月13日写了致赵勇的公开信,公开信于7月5日现身互联网,顿时引起广泛关注。卢在公开挑战新闻管制和小官僚蛮横的公开信中说:“阁下代表本届团中央书记处在中国青年报树立了一个恶劣的形象,一个小官僚‘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形象。……阁下的讲话充满了教训、恐吓和无知。……开创了中国青年报历史上‘小题大做’、‘党同伐异’、‘落井下石’的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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