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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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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于利益计算的末日独裁

   在中国,古代帝制宣扬“存天理灭人欲”的儒家伦理,毛泽东极权鼓吹“大公无私”的共产理想,而后毛时代的中共政权,虽独裁依旧,但不再狂热、不计成本,而是精于利益计算的理智独裁。无论是购买忠诚还是镇压异见,现政权都要反复权衡利害得失。
   
   六四大屠杀后,中共官方的任何努力都无法缓解意识形态危机,只能靠发展经济来制造“GDP合法性”或“政绩合法性”。但跛足改革带来的惟利是图、普遍腐败和两极分化,也是曾经备受支持的改革遭遇到越来越强烈的质疑,民众对改革的基本共识已经不复存在,反改革的声浪越来越响,甚至有人喊出“改革已死”的口号。即便当局不断变换意识形态口号,并祭出独裁化民族主义来转移国内不满,也无法重新凝聚起民意民心。所以,中共维持政权的主要方式,除了惯用的政治恐怖之外,只能乞灵于经济高增长和利益收买。也就是说,当垄断权力的全面操控无法通过意识形态灌输和政治恐怖实现之时,经济利益的收买或要挟就变成主要的操控手段。
   
   于是,发号施令的政权、执行命令的官员和被统治的平民,三者的行为方式皆建立在利益至上对人性良知和社会规则的践踏之上。从邓小平的实用主义猫论到精英阶层的犬儒主义再到大众中流行的厚黑学,整个官僚阶层把公共权力作为牟利私具,整个社会完全受制于利益至上,其运转大都遵循人治潜规则。利益操控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所有细节,并变成了非个人化的操控过程,它所购买的恰恰是烂透了的灵魂,几乎没有一个官员是清白的、没有一个富豪是干净的,没有一个知识人是诚实的。

   
   1,中共当局为了维持政权和权贵利益,一味地追求经济高增长,而全不顾及人权的、道德的、环境的巨大综合代价。政府行为在普世道义和法治约束之外运行,它固守一党独裁,可以用“离开了中共将天下大乱”的虚构前景来恐吓;它堵死政治改革,可以用民众素质低下和经济滑坡来辩护;它对人权的肆意践踏,可以用“镇压是为了稳定和发展”的国家利益加以辩护;高层决策的朝三暮四、翻云覆雨,可以用“摸石头过河”或“与时俱进”加以掩饰;普遍的权贵腐败、悬殊的贫富分化和极端的社会不公,可以用“改革代价论”加以合理化;它对国际主流社会的道义压力,可以用“国情特殊论”来加以应付。总之,中共当局权已经变成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政权,只要能保住政权及其权贵利益,怎么干都行!
   
   2,官员们的行为在从政道德及其责任之外运行,同样可以用机会主义的“饭碗论”来加以解释:他们执行上级指令,不是出于从政信念和职业道德,也绝非因为遵纪守法,而是基于乌纱帽及更大的既得利益;他们对上级指令做“上有政策而下有对策”的抵抗,也是基于地方利益和小集团利益,而这些利益最终要量化到各级权贵家族及其个人;他们对民间的和平反抗进行暴力的黑社会化的镇压,也是为了对民间进行敲骨吸髓的榨取。现在的官员都不愿意在各类文件上签下个人的名字,特别是那些“干脏活”(担任镇压性职务)的官员更不愿意留下白纸黑字,正如任何个人宁愿主动自我约束而不愿向组织写下个人保证一样。甚至,中共官员的肉体已经堕落到了必须用党纪加以约束的程度。比如,2004年2月18日公布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规定:重婚、包养情妇(夫)、进行色情淫乱活动、组织卖淫嫖娼、传播淫秽品,都要分别给予警告、严重警告、撤职和开除党籍等处分。无怪乎一位网友感叹到:中国正处在“鸡巴比嘴巴自由的时代”!
   
   3,中共当局用“金钱外交”代替了“核对抗外交”,用经贸利益换取政治支持。必须承认,冷战结束后,东西对抗的模式也随之发生重大变化,今天中国已经不是昔日苏联。最大区别在于:解体前的苏联并没有进行市场化经济改革,也没有加入经济全球化,而今日中国却是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放眼世界各国元首的环球旅行,似乎谁也不如中共寡头们有钱且大方。与中国经济增长的“一支独秀”相匹配,胡、温的钱包自然也鼓胀得“一支独秀”,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不发达的穷国也好,早已发达的富国也罢,与中共同病相怜的独裁国家也好,与中共对立的自由国家也罢,皆要对怀揣超级金卡的中共寡头刮目相看。
   
   一方面,独裁中共与自由西方的关系,既有价值观念及制度的对抗,也有日益加深的经贸交往。尽管中共在政治上的僵化屡屡让西方失望,但北京政权的“金钱外交”让欧洲大国不断讨好中共独裁者,中国高速增长的经济也让西方大资本争相进入,即便不是在中国市场上赚得手舞足蹈,起码也要在巨大的中国市场上抢占尽可能大的份额。所以,中国市场变成了美国的华尔街、波音、微软等大资本的宠儿。
   
   另一方面,中共用四处撒钱来收买那些无赖国家。中共用慷慨援助收买朝鲜、古巴、缅甸等残余极权国家;中共与苏丹、叙利亚、津巴布韦等臭名昭著的流氓政权展开大规模合作、签署了大量能源协议;中共与最反美反西方反以色列的伊朗达成协议,北京将向德黑兰投入1000亿美元,开发伊朗亚达瓦兰(Yadavaran)油田,向伊朗购买石油和天然气。这是迄今为止伊朗与外国做的最大一笔生意。
   
   4,当下中国人的生存之道及其交易行为,不仅在个人的责任和良知之外,也在正式的法律规则之外,精英变得越来越无耻,民众变得越来越犬儒,个人的双重人格及其对尊严的自戕自贱越来越普遍,导致了个人操守和社会公德的双重死亡。而这种普遍的厚黑化或“狼性化”,居然都可以用舶来的“经济人理性”来加以合理化——只要是理性人追求以最小成本换取个人利益最大化,无论怎么干,都是天经地义,正如中国俗语所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成王败寇,不择手段。”也正如那些 “狼图腾”崇拜者所言:“生存是什么?生存就是不择手段地活着。你可以卑鄙,你可以无耻,你还可以下流。只要能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就好。……吃草的未必是仁慈,吃肉的未必是残忍。我是一只狼,注定了是一只狼,一只锋牙利爪的狼,鲜血与死亡是我生命的源泉。我祇要活着就必须有什么东西去死。当所有的牛羊沐浴在阳光里自由自在地吃喝时,那就意味着我死了。” (见《狼》,地质出版社2004年8月版)
   
   5,与发家致富和利益收买并驾齐驱的,一方面是民众远离公共事务和政治参与的冷漠麻木,另一方面是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时尚的盛行。官方鼓励人们把所有精力投入到个人安乐窝的经营上和物质享乐上。在物质消费上,鼓励名车、豪宅、名牌、时装、养生、盛宴、旅游、精装修、一夜情、泡小蜜、包二奶等;在精神上消费上,鼓励晚会、搞笑、追星、选秀、大片、喜剧、肥皂剧、下半身展示等小品化调笑。尽管,相对于斗争为纲、大公无私和艰苦奋斗的毛泽东时代而言,它起码满足了民众的温饱需要和物质享受;但在公共参与受到严格限制的中国体制下,强权下的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代价,是让本来就极端匮乏的公共参与自由变得更加匮乏,是社会责任感的普遍丧失,是严肃话题和人文关怀的边缘化。它造就了政治冷漠、道德麻木的原子化公众。也就是说,拜金主义和消费主义的畸形膨胀,并不是一种大众欲望的自然而然的表达,而是独裁强制、刻意引导、甚至极端纵容的结果,是统治者着力塑造的主流意识形态——小康社会和或盛世再现。
   
   现在的中共独裁,完全不同于极权时代的黑白分明,而是一种弥漫的匿名的秘密的威慑性统治,在国内,利益要挟已经代替政治镇压而成为日常性操控的统治手段;在国际上,“金钱外交”也代替了“武力对抗”而成为应对西方压力的杀手锏。绝大多数人都会驯顺于收买或要挟,政治镇压只对极少数无法收买者和无所要挟者,足矣!
   
   换言之,大城市的物质繁华和权贵阶层的灯红酒绿之下,不仅是边远地区和无权无势阶层的利益受损,而且是道德上精神上的人性废墟,官权腐败、富豪黑心和精英犬儒的示范,中国人变成金钱及其消费的奴隶,变成物质性的单面人,也变成现行秩序的同谋。
   
   2006年3月2日于北京家中(《动向》2006年3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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