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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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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运动中的李大同和卢跃刚

作者鸣谢:本文感谢陈小雅女士,她的《八九民运史》的第四章第三节《新闻界接过接力棒》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也感谢李大同和卢跃刚通过电子邮件回答了我的询问。
   在轰动海内外的《冰点》事件中,已经被撤职的主编李大同和副主编卢跃刚,之所以敢于站在“报人逻辑”反抗“兵痞逻辑”的前台,绝非逞一时一事之勇,而是他们长期追求新闻自由的必然。
   也就是说,在《冰点》事件中,现在的中宣部和团中央的小官僚们所碰上的对手,不是初出茅庐的小记者,也不是见风使舵的投机分子,而是具有丰富的新闻经验和反抗技巧的大记者,也是多年来一直坚守职业道德的良知者。即便在独裁政权的媒体管制之下,他们也不想做听话的喉舌,而是尽其所能地拓展言论空间,在体制内一寸一寸争取新闻人的独立性。

   在我看来,李大同和卢跃刚不仅具有新闻良知、争取自由的勇气和打擦边球的智慧,而且具有点滴改革的耐心和长期坚持的韧性。因为,早在十六年前的八九运动中,两人已经是中国新闻界争取自由的先锋。
   1989年四月下旬,发生了上海《世界经济导报》事件。此乃八九运动前期的重大事件,甚至可以说,《导报》事件促成了1949年后中国新闻界的第一次群体觉醒,新闻界也由此开始介入八九运动。
   在八十年代,《导报》是中国媒体中最大胆感言的报纸,引领着中国新闻改革的潮流。胡耀邦去世,《导报》驻京办事处主任张伟国和《新观察》主编戈杨一起组织了悼念胡耀邦的座谈会,与会者都是党内外的开明人士,如李昌、李锐、胡绩伟、秦川、王若水、严家祺、苏绍智、戴晴和陈子明等。会后,《导报》准备用大篇幅发表座谈会纪要,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要求删除严家祺和戴晴的发言,但总编欽本立坚持发表。于是,4月24日,《导报》被封杀;26日,江泽民在一万四千人的干部大会上宣布:鉴于《导报》总编、党组成员钦本立同志严重违反纪律,决定停止他的领导职务,并向该报派驻整顿领导小组。
   《导报》事件一经曝光,顿时引起海内外的巨大反响,也成为八九运动升级的导火索之一。更重要的是,它引发出1949年后中国新闻界最大规模的自发抗议。全国各地的新闻同行纷纷公开声援《导报》,仅来自北京新闻界的声援签名信就包括:《人民日报》102人、《中国青年报》88人、《中国日报》74人、《光明日报》53人、《工人日报》45人、《中国妇女报》26人、《文艺报》18人、国际电台18人,《中国机电报》全体同仁,以及《科技日报》、《文摘报》、《解放军报》、《农民日报》部份记者、编辑。
   在《导报》被封杀的4月24日,时任《中国青年报》学校教育部兼科教部主任的李大同,在报社内率先发起了要求新闻改革的呼吁。他领衔起草了一份给报社领导的公开信,几乎所有编辑记者都参加了签名。公开信要求落实中共十三大有关“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的精神,全面、客观、公正地报道学潮情况。
   4月29日,袁木与首都部分大学生进行对话,表示当局准备在各个层次上与社会各界进行广泛对话的愿望,他说:“对话方式可以是多种多样,层次可高可低”。李大同看完这次对话录像后,虽然他觉得那场对话的水平很低,但他受到启发,产生了就当前新闻界共同关心的若干问题与中央有关领导进行一次对话的念头,并开始在中青报内部酝酿。
   5月4日,北京大学生举行“五四”大游行,到达天安门广场后,正在静坐的北京新闻界的200多记者加入游行队伍,这是1949年后中国新闻界第一次走上街头。新闻人高举“不要逼我造谣!”的标语,高呼口号“还我导报!”“还我本立!”“新闻公开!”“开放报禁!”“新闻要讲真话!”“人民要听真话!”“记者想说真话!”“新闻要客观公正!”“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加强新闻监督,推进政治改革!”“不要逼记者造谣!”。中共纸媒体的第一喉舌《人民日报》的新闻人,也高举标语:“四•二六社论不是我们写的!”
   5月9日,中青报报人在报社内部酝酿与中央领导进行对话的诉求,发展为数十家新闻单位的联合行动。北京新闻人为推动新闻改革而前往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递交了有1013名记者签名的公开信。签名者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经济日报》、《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等三十多家北京新闻单位。他们抗议上海市委封杀《导报》和撤销钦本立的职务,抗议当局对学运的新闻封锁和压制;他们要求新闻自由,要求与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领导人对话,并组成四十人组成的对话团。
   在全国记协二楼大厅,记协书记处书记杨翊和唐非接受了公开信。杨翊还感谢记者们对记协的信任,表示将负责转交,一有结果,马上转告记者们。他还强调,记协有责任维护记者权益,为新闻改革出力,尽量满足大家的要求。
   李大同正是这次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和信件起草人,他也是北京新闻界对话团的核心成员及对外发言人。他带头前往全国记协,在记协二楼大厅当众宣读了信件的也是他;他还向在场的上百名中外记者介绍说:近一段时间来中国发生了许多海内外关注的重大事件,首都新闻界对于这些重大事件无法做到全面、客观、公正地报导,他们意识到这与现在的新闻体制有直接关系,希望就这些问题进行一次心平气和的对话,以期新闻体制改革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在李大同等新闻人向记协领导递交公开信时,来自北大、北师大学等高校的近千名学生也聚集在记协门前,声援请愿的记者。学生们高举的横幅上写有“新闻自由,解除报禁”、“声援新闻界之良心”、“向新闻工作者致敬”等口号。
   以赵紫阳为代表的党内开明派对新闻界的对话要求作出了正面的回应,赵紫阳对胡启立、芮杏文等人说:“放开了一点,游行作了报道,新闻公开程度增加一点,风险不大”,“面对国内人心所向,面对国际进步潮流,我们只能因势利导。”接着,胡启立、芮杏文、王忍之分头前往《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等几大新闻单位,与报人们进行对话。
   5月11日,时任政治局常委的胡启立前往《中国青年报》社参加“座谈会”。新闻部主任郭家宽和李大同是发言的主角。李大同分析了现代社会对新闻业的要求与党对新闻工作的传统观念的歧途,谈到新闻记者的职业道德和职业良心在此次学运中受到强烈刺激,所以必须从系统全面清理中共新闻管理思想入手来进行新闻改革。他还从党政分离角度提出处理《世界经济导报》问题的妥协方案:1,暂时保留上海市委撤销钦本立党组书记的决定,但恢复欽本立作为总编的行政职务;2,撤出整顿小组,改由宣传部门、新闻界和公众代表组成的评议会,对439期《导报》的社会效果进行民主评议,最后再由上海市新闻出版局根据评议结果对钦的行政职务做出处理。
   胡启立在谈到新闻改革时表示:新闻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通过这次事件,对我们的新闻理论和实践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总结,把我们历来新闻工作的指导思想,领导方法,我们的模式清理一下,是很有必要的。只有改革传统的新闻管理体制,包括思想观念,领导方法,宣传方式,才能够实现十三大提出的“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也才能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
   胡启立谈到对学运的报道问题表示:这次事件的报道……开始控制得紧一些,后来放开了一些。游行不是也报了吗?也没有什么呀!看来,增加透明度,公开化,有好处;相反,如果透明度低,公开性不够,毛病甚多。
   胡启立还专门谈到“新闻自由”问题,他强调必须进行新闻立法,一是保障宪法规定的新闻自由权利,二是防止滥用权力和滥用新闻自由。他当场承诺:中央将立即开始起草关于新闻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工作。他还指着李大同说,你们这些同志都要参加。
   再看卢跃刚在八九期间的作为。
   整个八九运动中,《中国青年报》是坚持采发来自广场的报道的党报之一,卢跃刚正是采写现场报道的主要记者之一,甚至在大屠杀即将开始的6月2日,他仍然蹲在广场采写新闻。
   八九运动前期,卢跃刚之所以没有参加北京新闻界的一系列的游行,也没有参加李大同等人与胡启立的对话会,是因为他当时不在北京。1989年4月20日-5月10日,他率领一个采访小组去了黑龙江,任务是采写一组中苏边贸的专题报道。这组报道是为迎接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的“破冰之旅”,从戈尔巴乔夫踏上中国国土第一天开始发表。原计划7篇,但由于八九运动,只发了3篇。
   卢跃刚一回到北京,立刻前往天安门广场。“5•13大绝食”期间,中国新闻界于1989年5月16日和17日举行大游行,卢跃刚自然参与其中。游行结束后,该报记者部主任郭家宽非正式地任命卢跃刚为广场报道组组长,率领了一个采访小组蹲在绝食现场采访。
   在此期间,卢跃刚一个人就发了3篇来自广场的报道。5月18日特写《每天都在期待》,5月19日特写《为了生命线(原标题为“5•18广场悲雨”)》。宣布军事戒严后,中宣部已经不允许独立报道广场的情况,其他新闻媒体自然也不再有“独家报道”。但有感于“民主女神像”的树立,卢跃刚采写了独家消息《北京戒严第十天》,并于5月31日见报,详细报道了“民主女神”的情况。这是整个八九期间最后一篇独家报道,无论是对于卢跃刚本人还是对于中青报,在当时都要冒很大风险。果然,李鹏大骂这篇报道,六四后的清查期间,成为《中国青年报》被清查的三个主要问题之一。
   1989年6月2日,我和侯德健、周舵、高薪在纪念碑上开始72小时绝食。卢跃刚还蹲在广场,他认为我们的《六•二绝食宣言》是一篇有理性的好文章,便在当天把它带回报社,几乎已经说服了报社的各位总编辑全文发表,如同发表关于“民主女神”的《北京戒严第十天》一样。但由于形势已经相当严峻,不得独立报道广场情况已经变成“军令”,所以《六•二绝食宣言》最终没有见报。
   作为一名有责任感有理想的优秀记者,卢跃刚直到今天仍然以他发自广场的三篇报道为自豪,特别是每篇报道的发表,背后都有惊心动魄的“争取”故事。正如卢跃刚在总结自己二十年的中国式新闻从业经验时所言:“没有一篇好稿子不是争来的,80年代如此,90年代如此,21世纪的冰点也是如此。”
   八九期间,中青报报人第一次体验到做记者的兴奋和责任,并努力践行新闻自由,如果说,李大同是北京新闻界推动新闻改革的核心人物之一,那么卢跃刚就是北京新闻界采写学运报道的主要记者之一。
   由此可见,《冰点》事件中李、卢二人的抗争绝非突发,而是十六年前的追求在今天的延续。正因为如此,六四后的卢跃刚才能写出《大国寡民》等优秀的新闻类作品,李大同在“赋闲”五年后再次出山,才能办出著名的《冰点》,他们也才敢于向蛮横的小官僚们公开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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