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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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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中重读《地下室手记》

   俄罗斯最伟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记述了他的流放生活。在流放地的监狱高墙内,到处是肮脏和恐怖之中的人性之残忍和无耻,是人在严酷监控下的失控、变态乃至疯狂。
   
   然而,身处人间地狱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却在沉思中仰望看不见的天国,坚定的信仰矗立在他的灵魂深处,上帝给了他对未来的乐观确信:“从监狱高墙也能看得见的天堂,引起他对未来,已非遥远的未来的向往。这样的时刻会到来——监狱,打着烙印的面孔,非人的辱骂,永恒的殴打,野兽般的长官,臭气,污浊,自己和他人不停作响的镣铐——这一切都将结束成为过去,新的高尚的生活将要开始。”
   
   在铁窗外的广阔空间与高墙内的狭窄空间之间,在自由与镣铐、尊严与辱骂、清新与浑浊之间,上帝的祝福终将降临。是对上帝的虔诚而坚定的信仰,给了陀氏在绝境中的希望。或者说,绝望给人以希望,监禁肉体的牢笼给了精神得以自由翱翔的空间。

   
   与《死屋手记》相比,我更喜欢陀氏的《地下室手记》,那个诚惶诚恐的小人物,既自负虚荣又怯懦自卑,生活在地下室中的他,让我想起卡夫卡的小说《地洞》中那个小鼹鼠,区别只在于,他是一个人,那是一只鼹鼠。但两者之间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惶惶不可终日面对生活。
   
   这种人和鼹鼠的生存方式以及心理状态完全相同,表征着肉体的自由变成灵魂的牢笼,可以随便走动的主人公的灵魂空间,却仅仅局限于那间狭小的地下室,终日不见阳光的阴暗,散发着潮湿霉烂的气息。
   
   这个小人物的懦弱却被膨胀的虚荣所激励,每一次,当他在强者那里备受羞辱之后,他一定要找到更弱的弱者来发泄自己的仇恨和屈辱。他既是极权者又是奴隶,集受虐与施虐于一身,是受虐者也是施虐者。
   
   阴暗的地下室里,隐藏着存在主义的、后现代的种种污垢,那是卑贱者的精神哲学,形而上学的癌症成了个人的真实命运。在高贵的哲学思考与低贱的鼹鼠生活之间,几乎没有什么界线。他的大脑在黑暗中苦苦思索,一遇到阳光就变成肉体的颤抖。现代人的焦虑与迷失,既没有传统的形而上学的统一,也没有颓废化虚无化的对统一的反抗。
   
   如加缪的局外人,现代性带来的极端冷漠,贯穿于主人公莫索尔的一切言行,对死去母亲的冷漠,对热恋情人的毫无激情,对被杀的阿拉伯人的无动于衷,最后是对自己生命的毫不在乎,可视为人性冷漠的抽象化极致化。
   
   在令人目眩的明亮阳光下,莫索尔失手杀了阿拉伯人。过于强烈的阳光使海滩幻化为起伏的波浪,沙砾的错觉和人的幻觉交织在一粒子弹的闪烁中,对自己生命的冷漠犹如旁观者在旁听审判。他拒绝律师的辩护,拒绝一切好心的救援,甚至拒绝法庭上的指控和陈述。在此意义上,不是法官宣告莫索尔的死刑,而是莫索尔宣判法律的死刑。局外人的冷漠具有了形而上学的杀伤力,同时宣判人性本身的死刑。泯灭一切人间的热情和欲望,如同医生的手术刀割除一个肿瘤。
   
   这一切与卡夫卡的《审判》恰成鲜明的对比。在加缪,所有的一切——包括放弃为自己的生命进行辩护——都基于一种自主的选择;而在卡夫卡,K所遭遇的一连串毫无缘由的荒缪审判及死刑,皆为某只神秘之手所强加,K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罢了。莫索尔完全主动,一步步把自己带向死亡,每一步都是由他自己设计的实施的,最后执行死刑的,与其说是刽子手,不如说是他自己。而K没有任何自主性,如同机器上的某个零件,只要有一只手按下开关,它就只能随整个机器运动,K在绝望中连自杀的勇气都丧失了,一切都要由那只看不见的手来帮他完成。
   
   然而,自主地把握命运和宿命般地任由摆布,其结果竟是完全一样——死亡。那么,存在主义肯定的“向死而生”的本真存在之勇气,与卡夫卡式的无力逃脱更无力反抗的懦夫行为,实际上存在的荒谬性这枚硬币的两面,二者以截然对立的方式共赴陀氏的地下室。
   
   小小的地下室里,住着猥琐的小人物,以他卑贱的生活和发霉的问题,向现代的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发起了一次毁灭性的冲锋。他怀疑任何确定的自明的结论,不相信类似2+2=4就是真理。执着于如此极端的怀疑的人,他的生命中一定有某种更坚强更硬朗的内在支撑。但是,他不怀疑生命的极限,因为他自知无力超越这一界限。他想寻找到一点烛光,洞照阴郁、潮湿和霉烂的灵魂空间。
   
   在腐朽的边缘小心翼翼行走的地下室人,居然预示了20世纪人类的命运——在2+2=4的真理主宰人类的思维之时,种族大屠杀和共产极权横行于世,而闪光的真理或良知却对此无动于衷。信仰在哪里?上帝在哪里?如果把二十世纪的各类大屠杀解释为上帝对人类的考验,这样的考验岂不是过于残忍了吗?
   
   形而上学的渴望愈高举,猥琐的行为愈卑下,坚实的土地上爬满了以头行走的颠倒人物;人们在信念的沼泽中陷得愈深,现代人的形象就越清晰越丰满。自由带来的不是恒定的幸福,而是飘泊的苦旅;个人主义带来的不是尊严,而是残酷竞争中的攀比、羡慕、嫉妒及其背后的怨恨。英国王室的贵族傲气,被两个平民女子搅得丑态百出(温莎公爵的未婚妻和王妃戴安娜),皇家的威严成了大众文化中一出笑料迭出的肥皂剧。
   
   孤独的个人反抗全体,成功的自我感觉必然伴随着现实的失败,幽默被自身的毒汁所反讽,个人主义的野心被整合到理性主义的秩序之中,非理性主义的呐喊更近似于理性主义的悲鸣。西西弗斯的荒谬源于地下室人的漫画脸谱。一些伟大的知识分子在高倡平等和公正的同时,却恭恭敬敬地接受独裁者款待(比如罗曼•罗兰、萨特等);最具颠覆性的思想怪杰在批判知识—话语权力的同时,为争夺体制化的学术荣誉而心怀嫉恨(比如福科竞争法兰西学院院士的头衔);启蒙时代的知识良知之神,只是在极权主义国家才显出固有的神圣,自由世界的左派知识分子所顶礼膜拜的,不是《我控诉》中的左拉良知,而是东方共产极权的虚幻光环;启蒙运动对正义的召唤恰好否定了召唤本身,高高刺向等级制的匕首,由于用力过猛,在洞穿贵族心肺的同时,露出的刀尖正中资产阶级暴发户的心脏。结果,为黑格尔掘墓的叔本华,也为自己准备了把智慧的骨灰撒向虚荣。现代人的死亡远不如昔日的贵族体面。
   
   尼采说:上帝死了——死于一切价值的重估中。
   
   福科说:人死了——死于权力和知识的共谋中。
   
   利奥塔说:知识死了——死于后现代的解构中。
   
   而以上三位传统价值的颠覆者的结论,早就蕴含在陀氏的地下室和卑微的小人物之中。小人物的自我反思,比陀氏其他作品中的所有议论都冷静,但他的反思却是反理性的;《地下室手记》的叙述之混乱,也打破了陀氏惯用的复调手法,所以在美学上具有鲜明的反风格的颠覆性;小人物本身的卑微,也一反他的其他人物的布道者角色,无法用上帝的真理拯救他人,而只能靠灵魂自虐来自我拯救。
   
   贯穿陀氏全部叙述的是一种胆怯而卑微的疯狂,一种内向的语无伦次,一种自戕的歇斯底里,而决不针对任何外在的威逼。在此意义上,卑微者的癫狂恰恰是反癫狂的:因为,在传统的美学谱系中,癫狂似乎是贵族阶层的特权,是那种衣食无忧、地位尊贵之阶层的灵魂困境,是哈姆雷特式的“生存或毁灭”的精神忧郁症,是李尔王式的大梦初醒后的歇斯底里;也是卢梭式的自然狂野和维特式的爱情绝望,是平民子弟在贵妇人沙龙里的胆大妄为和贵妇人投入平民怀抱的错乱激情,……
   
   表面上看,在贵族式的癫狂中似乎显露出存在的根基和意义,似乎头戴假发仅仅是为了凸现真实的面部表情,但高贵与卑微之间的二元对立始终是不可逾越的界限。然而,在陀氏的卑微者的癫狂中,没有高贵背景的烘托,没有强烈的贵贱对比,也没有反叛的浪漫悲情和绝望——无论是平民反抗等级还是贵族的自我叛逆——而只有卑微的生存本身。如此卑微的癫狂反而释放出罕见的清醒——对人类处境的清醒。
   
   征服自然的能力得到空前发展的世纪,也是人对人的征服空前惨烈的世纪,理性主义的真理所导致的是道德的彻底堕落。而陀氏的故乡俄罗斯,东正教教义被共产教义所吞没,人们生活在疯狂的革命和极端的恐怖之下,带来的是人的尊严的彻底扫地,甚至连地下室人的尊严都被扫荡一光。
   
   东方最古老的帝国,自我陶醉地悠闲了几千年,突然被一只强有力的钢铁之手击醒,它昏昏沉沉地只是模拟了一下西方人的手势,便重新回到自己的阉割文化之中,继续闭上眼睛自吹自擂。没有上帝的土地,才会树起“至圣先师”、“伟大、光荣、正确”之类的牌坊。地下室人再猥琐,却保持着对荣誉的病态敏感,而住在土谷祠的阿Q则连这种猥琐都无从企及。他也虚荣,却麻木不仁,他临终前一定要划得圆的虚荣,被发抖的肉体之手所粉碎。除了对死的恐惧,曾经极度虚荣的他,再没有属于自己的真实意识和情感。阿Q是一无所有的赤贫,没有物质世界也没有精神世界,只有自欺却欺不了别人的虚荣幻觉。
   
   阿Q的命运是一个民族的寓言,用自欺欺人的谎言写成的寓言,连他的死也被整体的谎言所吞没。当过处决人犯的热心看客的阿Q,终于成了被其他看客们观看的焦点,如同帮助毛泽东弄死了高岗和彭德怀的刘少奇,最后也在几亿看客的注视下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在这里,吃人与被吃之间没有固定的界线,毋宁说,吃人者被吃和被吃者吃人,是所有中国人的双重命运,无一人能幸免。
   
   1999年4月12日(首发《民主中国》2006年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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