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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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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忘罪恶的民族没有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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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上帝驯服的恺撒 被信仰征服的权力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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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的人类毒瘤恐怖主义—向伦敦恐怖爆炸中的死难者致哀
·延安时期周旋于苏美之间的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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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记忆 没有历史 没有未来——为北京“文学与记忆”研讨会而作

   2006年1月21日下午,在北京著名的民营书店“三味书屋”,公民半月谈和独立中文笔会在北京联合举行“文学与记忆研讨会”。
   
   近两年,大陆出版了一系列记忆类的作品,有近现代知名人士的回忆录丛书,有基督教传教士传记丛书,有关于中共党史的“黑皮书”系列。但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的,还是与毛泽东时代相关的记忆类作品,如《往事并不如烟》、《夹边沟记事》、《束星北档案》等。
   
   之所以如此,就在于毛泽东的幽灵并没有远去,那个时代的苦难仍在延续——以不准记忆的方式延续,更以新灾难的方式延续。

   
   这些书帮助我们记下了荒谬时代的悲剧,不仅是狂风暴雨中的风流人物,而且是一个个鲜活的个体生命在制度性残忍中挣扎并消失。书中的那些受难者们,不是一组组抽象的数字,而是一个个曾经鲜活的生命。他们太想留住明媚的春天,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伪装的春天突然露出肃杀的狰狞;他们太想送走万物萧条的秋天,但只能象落叶一样被狂暴的秋风扫尽。
   
   这些书唤醒了坟墓中的亡灵,恢复了苦难的记忆,使历史不至于因失忆而完全中断。然而,与中国人所经历的苦难和荒谬相比,这样的记忆还是太少太少。
   
   中共维持其独裁统治的方法之一,就是利用强权伪造历史和强制失忆,造成民族记忆的空白。如果没有民间的自发记忆来抵抗强制失忆,一个民族的历史就将彻底被毁灭:只有中共创立新中国和建设新中国的丰功伟绩,而没有中共所制造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灾难;只有中共进行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而没有中国人为此付出的巨大的不成比例的人权代价。
   
   在制度性的强制的灌输和遗忘下,1949年出生的一代人,没有对抗战、内战和延安整风的历史真相的了解,六十年代人不清楚镇反、朝鲜战争、三反五反、工商业改造、反右、人民公社、大跃进的历史,七十年代人搞不清文革浩劫的真相,八十年代人对八九运动和六四大屠杀所知寥寥。如果中共长期执政,新旧世纪之交的一代人,也不会知道法轮功是怎么回事。
   
   凡独裁政权,皆与真相为敌,不仅要按照自身的权力意志来窜改、歪曲和掩盖自身的历史,甚至对那些不涉及独裁政权本身罪恶的历史真相还原也不允许。例如,长篇电视剧《走向共和》,在央视首播之后,即被中共政权封杀,原因只在于该剧再现了清末民初中国人追求宪政共和的历程,还原了某些历史人物的真相。
   
   在独裁民族主义的煽动下,致力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御用精英们,即便书写古代历史,也为了讨好当今皇上而故意窜改,甚至连古代史家都不如。比如,电视剧《汉武大帝》,甚至不尊重《史记》、《汉书》和《资治通鉴》等古史中的记载,硬要塑造一个“你燃烧自己,温暖大地,任自己化为灰烬”的汉武帝!所以,国人通过影响力最大的电视媒体所了解的古代中国,只有汉唐盛世和英明帝王,而对几千年帝制迅速衰落和帝王们的昏庸残暴的事实却所知寥寥……这种由中共官权及御用精英们精心制造的“历史”,造成一代代民族记忆的扭曲和空白,也就等于割断了真实的历史,扼杀了自省和汲取教训的机会,抹去了可以升华民族精神的苦难,使中国人在整体上无法积累成功与失败的经验。其结果,就是每一次大变革都要回到原来的起点,历史呈现出原地踏步的恶性循环。
   
   所以,时至今日,毛泽东仍然是民众心目中的伟人,中共仍然是推进改革开放的唯一领导力量。造成这种畸形记忆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文革结束之后,执政党对历史的清算不是以人民和民族的长远利益为标准,不是以史实为根本依据,而只是以维护其独裁政权的既得利益为底线,根本没有还原1949年以后毛泽东及其中共五十年的执政真相,没有通过小学、中学、大学的课本和讲坛讲述真实的历史,更没有诉诸于大众传媒来充分地揭示真相。
   
   同时,中共不但严密封锁历史档案,不进行还原真相的清算,而且强制性地压制发自民间的历史清理。久而久之,恐惧威胁中的强制性遗忘,便成为人们习惯性失忆。
   
   在西方,种族灭绝的灾难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然而,关于“奥斯威辛” 的记忆仍然刻骨铭心和不绝如缕,集中营内的焚尸炉冒出的烟尘仍然是西方人最痛楚的记忆,灭绝人性的历史被反复讲述着,有历史、有遗址、有理论、有纪念馆、有研讨会、有不断出现的文艺作品,而且,几乎每一部与“奥斯威辛”记忆相关的作品,大都会产生轰动效应。
   
   面对其他民族记忆苦难历史的勇气和耐心,我们中国人最应该感到羞愧和耻辱。因为,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毛泽东时代曾持续地发生过规模空前的阶级灭绝,邓小平时代也发生过骇人听闻的六四大屠杀,江泽民时代继续发生着对法轮功和政治异见的野蛮镇压,胡锦涛时代的人权灾难仍然在继续。然而,对于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如此大规模的、如此发指的人权大灾难,我们民族的记忆,长期被压制、被扭曲,被掏空后,填充进各类肤浅的歌功颂德和伪历史。
   
   时至今日,偌大的中国和十几亿人口,居然还没有一部类似《古拉格群岛》那样的作品,足以令我们自己、也令世界为之动容。我们的作家,非但不敢记忆阶级灭绝之罪、大屠杀之罪,不敢探讨一系列人权灾难的制度根源,反而尽力回避触碰毛时代的阶级灭绝和“六四”大屠杀,更不敢触碰当下最敏感的法轮功问题,文人们或跟着官方的调子起舞,或顾左右而言他。
   
   这样耻辱,甚至比成为亡国奴更令人汗颜。
   
   在此意义上,中国人的道德良知的奇缺和审美能力的平庸,主要不是来自外族的阉割,而是国人的自阉。面对民族的落伍,我们有太多自恋式媚态(所谓的地大物博和五千年文化),太多对异族的怨妇式喋喋不休、泼妇式叫骂和用现代技术包装的暴力美学,而太少内心的明亮和坦荡,故而太缺乏对自身阴毒的警醒自省和健康的悲剧性美感。
   
   一个民族的记忆和历史不能总是从零开始,不能只让那些经过执政者及其御用史学的精心剪裁的所谓辉煌文明占据人们心灵的主要空间,拯救历史和恢复记忆,不仅关系到当下改革的方向、手段、策略和步骤,更关系到中华民族是否有一个记忆健全的未来,以便防止过去的悲剧一次次重演。
   
   在患有失忆症的当代中国,只要历史事实还得不到相应的还原,只要现实真相还无法被大声说破,那么关于中国的未来,任何理论探讨和路径设计皆是空中楼阁。所以,与其为中国的未来设计千百个方案,远不如还原历史和揭露真相,历史清楚了、现实袒露了,中国该往哪里走、如何走,也就自然而然地清晰起来。
   
   人是精神性生命,记忆是人的精神生命的基础,失忆的个人就是植物人,失忆的民族无异于精神自杀。每一次大灾难之后,那些存活下来的肉体,如果只是倍感劫后余生的幸运而无力反思灾难,至多是行尸走肉的幸运;即便是有了小康温饱的幸福,也至多是猪圈里的“幸福”。
   
   没有记忆,也就没有真实的历史,更不可能有光明的未来。
   
   凡是亲历者及其晚辈都会有自己和家族的真实记忆,所有良知未泯的人对历史也都会有不同于官方的评价,那么,就请公开说出你的亲历和你的真实评价——哪怕只是一个细节的真相和一句真话!
   
   正如章诒和先生在研讨会上所说:“任何一个专制的政体,古今中外,我不是单指中国,都是牺牲无数无辜的生命,去捍卫一个皇上和一面旗帜、捍卫一个主义、捍卫一个政党,这大概全世界都是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它是牺牲无数人,所以任何个人的记忆都和国家记忆、和社会记忆、和民族记忆,都是相同相连的。其实,你对你的个人记忆越深,你对现实的介入也就越深。”
   
   故而,独立中文笔会才如此关注那些旨在恢复历史真相的写作。
   
   2006年1月25日于北京家中(《民主中国》首发,2006年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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