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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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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婪的囚犯--给被剥夺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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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玩偶们诉说--给每天与玩偶们游戏的小霞
·从上帝的手中--给妻
·玛格丽特·杜拉斯致刘霞--一个曾经爱过黄皮肤男人的白皮肤老女人给一个黄皮肤女孩的遗书
·一封信就够了--给霞
体验死亡
·体验死亡(北春、2000、7)—“六•四”一周年祭
·给十七岁—“六•四”二周年祭
·窒息的广场—“六•四”三周年祭
·一颗烟独自燃烧—“六•四”四周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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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放纵我的灵魂—“六•四”七周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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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时间的诅咒中—“六四”十周年祭
·献给苏冰娴先生─“六四”十一周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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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亡灵目光的俯视下─“六四”十四周年祭
·六四凌晨的黑暗—六四十五年祭
·让清明变成石头—六四十五周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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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反到儿童心灵的荒唐政权
·继续为朱久虎和冯秉先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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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指控到经济指控—置疑以腐败罪起诉黄金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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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杀人的日常化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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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杀人的日常化合法化

   在各类政权性或国家化的暴力杀戮行为中,最令人震惊、也最残忍的杀戮,不是战争时期的相互杀戮,而是强权者对无权无势者的单方面杀戮。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这类杀戮的受害者中的绝大多数——死于纳粹种族大屠杀的犹太人和死于共产阶级灭绝的“异己分子”——不是强权的反抗者而是力求作顺民的普通人。
   
   在法西斯种的族灭绝和共产极权的阶级灭绝这两种大屠杀中,阶级屠杀的规模之广和性质之残忍都要超过种族屠杀。纳粹极权的种族灭绝政策,虽然开始于二战之前,但大屠杀的实施主要发生在战争期间,屠杀所针对的是单一种族;而共产极权的阶级灭绝主要发生在和平时期,屠杀所针对的是除了暴君本人之外的所有人,普通平民固然是被杀的对象,但共产党高官也难逃脱被杀的命运,斯大林杀了托洛斯基、布哈林等列宁的战友,毛泽东杀了刘少奇、彭德怀、林彪等最亲密的战友。在共产主义的名义下,斯大林及其苏共和毛泽东及其中共,以及东欧、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共产政权,所屠杀的人口居然高达一亿多人。
   
   更为邪恶的是,共产极权在和平时期的单方面大规模屠杀,大都有一个“崇高而纯洁”的理由:为了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来实现最美好的共产乌托邦,就必须造就“共产新人”;为了造就新人就必须“纯洁阶级队伍”,纯洁的主要手段就是进行大规模的政治迫害和暴力杀戮。正是在这种“崇高而纯洁”的意识形态理由的庇护下,共产极权制度才能把屠杀合法化和日常化。

   
   一 共产极权的合法化杀人,是指堂而皇之地把“杀人者变成了签发处决令的法官”。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一个政权及其统治者公然取消“你不应杀人”的底线道德,而把杀人转变成国民应该服从的法律命令。然而,无法无天的共产政权却高举着“解放全人类”的大旗肆意地践踏这条人类的底线道德,使大规模屠杀顺民具有充分的制度正当性。阶级斗争理论是合法杀人的意识形态理由,红色苏维埃或无产阶级专政是合法杀人的执行机关,革命群众是合法杀人的民意基础。于是,刽子手们可以一个也不放过地杀人,满怀理想且义正词严地杀人,毫无愧疚且充满自傲地杀人。
   
   让杀人者卸下道德负担是屠杀合法化的人性前提。所谓“阶级斗争”的共产理论正是这样的前提。它首先是分清敌我的理论,划分阶级就是把被统治者分为“人与非人”,比如,列宁和斯大林指控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为“寄生虫”,毛泽东指控阶级敌人为“牛鬼蛇神”,声言要把国内外的阶级敌人扫尽历史的垃圾堆;有时,毛还把阶级敌人及其思想观念轻蔑地形容成“灰尘”,用无产阶级铁扫埽将之一扫而光,才能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被压迫的人民,让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普照全球。
   
   在意识形态上把人群分为友与敌两大完全对立的阵营,前者是具有道德正当性的正常人,后者是不具有道德正当性的畸形人或非人,两类人落实到暴力统治上就是“合法的”施暴者和被施暴者,施暴者被“神圣化”,被施暴者被“非人化”,从而使施暴者卸下了施暴和杀人的道德负担。
   
   二,共产极权的日常化杀人,是指暴力行为被当作“例行公事”,当作全民生活的日常性组成部分。
   
   首先,官方意识形态把“敌人意识”和“阶级斗争新动向”作为衡量每个被统治者的政治觉悟的主要标准,扩展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对人们的衣食住行和血缘亲情也要按照“阶级斗争”的标准来衡量;贯穿于每个人一生的年年月月天天,正如毛泽东所言:“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其次,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使暴力统治成为国家机器的主要职能,官僚机构及其雇员们都把实施暴力当做“例行公事”。在常规的统治中,主要开动监狱、法院和秘密警察等暴力机器;在非常时期,一要发动群众实施“多数暴政”(从反右到文革再到镇压法轮功,中共历史上的多次政治运动最为典型);二要动用正规军队实施镇压和军管(八九六四是最近的例证)。
   
   最后,如果抛开政治制度以及社会伦理之区别,仅从现代官僚系统对其雇员的要求而言,服从的伦理并没有错,因为它是中性的,只问上级是谁、下达什么命令、如何完成上级的命令,而不问这命令的是非善恶,也不管执行命令之后果是造福还是灾难。正因为如此,现代官僚体制的高度理性化技术化科层化特征,在独裁国家就会变成暴力屠杀的“非人化”,其雇员如同泯灭个人的良知和人的恻隐之心的执行机器,所谓的“革命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他们甚至在丧失意识形态热情的情况下,仍然把执行上级的屠杀命令当作一项工作或一种例行公事。
   
   三,极权主义的合法化日常化的杀人逻辑,来自人类的一种狂妄的形而上学的思维逻辑。这种逻辑认为,世界只有一个超越具体经验的抽象的终极本源,社会的进步只有一个惟一的发展动力,未来社会也只有一个超越具体个人的终极的完美目标,把握了这个本源、动力和发现了这个目标的人,就掌握了绝对的真理和至善,能够为人类创建最完美的社会和提供最大的幸福。这样的人自然要成为人类的大救星,为了让这样的全能统治者带领民众尽快实现完美目标,人类就自然要赋予大救星以绝对权力,使其能够按照个人的意志为所欲为。他可以不择手段,可以为成全未来而狂热地牺牲现在。换言之,如果形而上学只停留在哲学思辩上,还不失为一种纯粹的智力游戏,而一旦把它用于指导现实的社会变革,就将变成狰狞而暴虐的杀人形而上学。
   
   英国著名的自由主义政治学家柏克说:“很难想象有什么东西比地地道道的形而上学家的心肠更冷硬,与其说它近似于人性的脆弱和激情,还不如说它近似于恶鬼的冷酷更妥帖。”抽象化理想是疯狂屠杀的温床。或者说,没有具体的制度安排把自由落实到具体的个人权利之上,无论多么美好的理想,也都与每个具体个人之权益无关,也与人类的整体权益无关,反而沦为杀人者的形而上学理由。在所有形而上学式屠杀中,共产主义无疑是人类有史以来的最暴虐最血腥的意识形态。
   
   最近,美国成立了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准备在首都华盛顿建造一座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馆,正如为纪念纳粹种族灭绝的死者,美国已经在华盛顿建立了“大屠杀纪念馆”一样。为此,美国政府在距国会山不远的地方划拨出一块长方形土地。
   
   在灾难深重的二十世纪历史上,美国,作为二战时期抗击法西斯的核心领导者和冷战中对抗共产极权的领袖,为结束人类有史以来最邪恶的两大制度作出了最杰出的贡献。大屠杀纪念馆和共产主义纪念碑,既是对20世纪的人类大灾难的记忆,也是自由美国的核心信念的体现,更是自由美国将继续担当起对抗专制和推广民主的领导重任的表达。
   
   可悲的是,在最应该建立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馆的俄罗斯和中国,尽管两国都不再可能回到斯大林时代和毛泽东时代,然而,时至今日,两国的现行政权仍然毫无建立这样纪念馆的意愿,中共政权至今毫无悔意且固守独裁,普京政权在彼得大帝的沙皇梦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鼓动下,也越来越露出克格勃出身的独裁面目。
   
   在世界性共产极权帝国崩溃后的世界上,各类形而上学杀人政权并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且在想方设法地维护合法化日常化的杀人制度。所以,反独裁的自由事业仍然任重而道远。
   
   人类的历史是无辜者鲜血浸泡的过去时,人类的现在是无辜者鲜血沾染的进行时,人类的未来能否变成不再血腥的未来时,不仅取决于美国等自由国家的努力,也取决于各类独裁之下的民间抗争。
   
   2006年1月6日于北京家中(《民主中国》2006年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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