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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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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中国人只配接受“党主民主”

2005年10月19日,中共国务院新闻办于发布了《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尽管这是中共掌权后发表的第一份关于民主建设的白皮书,但除了白皮书的公布本身之外,其内容毫无新意。
   白皮书的核心内容是关于“国情论”、“党权论”和“中共英明论”的论证。
   此次白皮书中“国情论”,不再强调中国的经济落后和人口素质低下,而是着重中共的核心领导地位,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中国人民的自愿选择,也是历史地形成的,而不是共产党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民;显然,“国情论”是为了否定民主形式的普世性,也为了以特殊国情来掩饰中共现政权的合法性。

   “党权论”公开肯定了中国现行的党权至上体制,无论是抽象的人民主权的民主建设,还是写进宪法的人权保护及其具体人权,也无论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协制度,还是所谓的中共特色的“民主集中制”,更无论是基层民主进程,还是依法治国,皆要在中共党权的领导之下,而与人民主权无关。
   “中共英明论”意在宣示:当下中国取得的所有成就都是中共的功劳,甚至不惜把一系列失败辩护为伟大的成就。同样,改革以来中国的任何一点点民主成就,也都是中共英明领导的功劳,而绝非来自民间的自发争取。
   于是,白皮书等于向全世界宣告:在人民主权的民主之上,还有中共党权这个更高的权威,这个党权才是至高无上,也就是“党主人民”和“党主民主”,人大是党权的傀儡,政协是党权的花瓶,司法是党权的工具,人权和民主等词汇是党权的装饰。象中共当局发布的人权白皮书一样,这份民主白皮书也充满了谎言,比如,白皮书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是, 13亿国人是党权驱赶下的羊群,根本无缘参与国家主席的选举;再如:白皮书声言“发展党内民主”,但6800万党员中的绝大多数,也不过是党奴而已,也与党魁选举无缘。
   这就是白皮书所标榜的“中国的政治民主建设”!
   所以,与其说此白皮书是关于“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的公告,不如说是为“维护党权至上的独裁体制”的公开辩护。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第一次登上天安门之后,“他是人民的大救星”的歌声唱遍大陆,且历久而不衰,直到今天,还是人们发泄不满时的怀旧工具;1984年10月1日,邓小平走下天安门检阅三军、接受“小平您好”的真心拥戴之后,“总设计师”一挥手,就恩赐给小民以奔小康的机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经济上获得有限的解放;1999年10月1日,江泽民在检阅了三军之后,尽管遭到来自各方面的抨击,但他仍然稳坐“继往开来的领路人”的核心位置,进行了又一次皇恩浩荡的理论创新,让那些发了大财的资本家加入中共,在政治上获得钦定的解放,不再只是人大、政协中的统战对象和政治花瓶,而成为执政党的一员。不知道新党魁胡锦涛准备何时登上天安门检阅三军,为自己的亲民形象造型。
   我不否认中共执政集团内,会有善待人民且具有一定现代政治意识的高官,比如胡耀邦和赵紫阳,在当政之时也确实做过不少善政,并为推进政改而甘冒风险。但是,即便如此,百姓的权益也只能等待自上而下的恩赐,何况,这样的好官在中共体制下难以长存。退一万步讲,如果国人能经常遇到明主,或皇帝的开恩不是偶然行为,而是隔三差五地浩荡一次,等待恩典的民族惰性,尽管有辱做人的尊严,因为得到了实惠也还情有可原。可悲的是,国人历经诸多苦难和漫长等待,才会偶然遇到一个贤明的君主或一次极为吝啬的开恩,得到的总是迟到的微薄补偿和可怜安慰,为什么仍然只会仰视皇冠?何况,在中国,王朝循环的历史上的每一次皇恩浩荡,要么发生在百废待兴的开国之初,要么发生在危机四伏的末年,在根本上不是为了民众的福祉,而是出于巩固政权、维持政权或挽救政权的政治需要。而国人仍然象完全需要成年人照顾的婴儿,只会等待明主的出现。难道国人真的就永远长不大、永远人格残疾和弱智,宿命般地只配跪着祈求和接受皇恩?!
   毫无疑问,后毛时代的大陆,比之于毛泽东时代,国人得到了温饱的实惠和极有限的个人选择空间,邓小平开创的实用主义猫论比强调阶级斗争的毛思想,具有了灵活而柔软的弹性,但是,这一切变化,都没有在根基上改变国人的基本生存状态;这块土地上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仍然是千古一系,单传至今。那就是:人的权利、国家的命运、社会的任何进步和老百姓生活的任何改善,主动权和决定权皆牢牢握在独裁者的手中,皆是自上而下的恩赐,需要子民们三呼万岁,以示百姓的忠诚和感恩;需要社会名流扮演同舟共济的诤友,需要御用文人妙笔生花的辩护和赞美,以示君主的英明和戴德。
   尽管,近年来民间维权运动有所起色,但也必须看到民间维权事业面临的严峻现实,自下而上的争取做人尊严和自身权益的运动,不是被阴险的独裁者作为夺权和建立新王朝的工具而利用,就是被野蛮的专制机器彻底剿灭,一场场揭竿而起的大规模民间反抗运动,无论是传统的暴力反抗的改朝换代,还是现代的和平抗争的政治反对运动,都无法撼动专制制度和奴性文化的根基。
   原因何在?
   独裁官权的镇压固然是原因之一,但民众的冷漠则是更深层的原因。在愚昧、懦弱而盲目的民众心中,被利用等于被解放,等于重获新生;在懦弱而聪明的犬儒身上,被镇压就是被征服,就等于从此做帮凶、做帮闲,起码做沉默的顺民。国人何时尝到过当家作主的真正解放的滋味?中国何曾走出过专制王朝的治乱循环的历史怪圈?
   直到今天,中共执政的日子,仍然以“解放以后”、“建国以来”和“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表达方式,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说辞,成为一代代人最基本的历史常识和语言习惯,深深地沉淀在民族的集体记忆中,普遍地应用于人们的口语和书面语中。就是那些对中共历史了如指掌的知识分子和党内开明派,在揭露中共执政后的累累罪恶时,也要习惯性地用上述词汇来为历史划界。
   同样,现在的百姓谈起八九运动和六四大屠杀,绝大多数人随口说出的词仍然是“动乱”或“暴乱”,即便是亲历了浩大的和平游行和血腥大屠杀的北京市民,也大都用官方定性的词汇;即便官方已经悄悄地在公开媒体上用“政治风波”代替了“动乱”和“暴乱”,人们的语言也并没有随之改变多少。1999年江泽民政权镇压法轮功以来,“邪教”一词也在民众中、特别是大中小学生中迅速普及。前几年,我每次听到熟人讲起八九运动用“动乱”一词时,都要予以反驳和纠正。这种纠正,开始是愤怒,继而是严肃,最后是无可奈何,时间一长便听之任之了。强势的意识形态灌输进入长期被奴化的头脑,遂使记忆和语言定型化。
   思想怪杰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认为,语言绝非传统意义上的表意工具,语言就是行为本身,选择什么样的语言表达方式,就是选择什么样的思维方式;选择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就是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由此引申,习惯于感恩戴德的语言表达方式,就必然造就出救世主意识,救世主意识必然导致等待自上而下恩赐的奴性生存方式,离开了救世主便惶惶不可终日,比丧家之犬还要狼狈。
   国人一次次地把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希望,寄托于新上任的执政者,但是每一次皆以失望告终;荒谬的是,一次次失望,仍然没有灭绝人们对中共主动改革的近乎于绝望的希望。为什么?通常的回答是国情使然:有人说,偌大的国家,必须靠威权制度才能控制和治理;有人说中共过于强大,拥有的垄断性资源太多,除非中共自我改造,否则任何其他力量无法挑战;有人说,民间政治反对派在各方面都不如中共,他们上台,还不如中共;有人说,首先要发展经济,之后才是政治改革,而要保持经济高增长就必须保持社会稳定,只有中共执政才能维持稳定;有人说,大陆人口太多且素质低下、愚昧无知,只配接受精英们的恩赐性指导,只能进行自上而下的变革……所有这一切辩护,无非就是为了证明:没有了中共或中共下台,谁能代替它有效地统治中国?海内外的民运人士和持不同政见者,不是经常遭遇这样的质问吗?所以,等待恩赐的幸福就是平民百姓的唯一选择。
   当国人不争取、甚至压根不准备自我做主之时;当争取自身权益的斗争,还未真正开始就已经放弃努力之时;人们就会普遍地虚构出一个下意识的假设:离开了现行执政者,必然天下大乱。这样的假设,既来自中共长期的强制性的意识形态灌输,也来自国人至今不改的奴性。独裁者有理由无视历史事实而提出这样的假设,因为他们的所有决策和言说的最终目的只有一个——保住绝对权力。而民众却没有任何理由相信这样的假设,因为这假设所维持的制度,恰恰是不把人当人来对待的秩序。国人一旦忘记历史事实而相信了这样的假设,就会心安理得地等待天上掉下馅饼,就会虽九死而犹未悔地寻找明君贤主,就会把所有自下而上的民间反对运动、争取自身权益运动,视为帮倒忙的“添乱”,就会在执政者干了九十九件大坏事而只作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善事时,用1%的善政来为99%的恶政辩护。即便被屠杀、被饿死、被监禁、被流放、被剥夺、被歧视……独裁者仍然“伟大光荣正确”,小民们仍然千恩万谢。
   白居易有诗云: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在大陆,此千古名句决不适于描述敢于挺直腰身的国人,却是对习惯于优雅跪姿的国人的绝妙写照。金銮殿下,文武大臣齐刷刷跪成一片,三呼“万岁!万万岁!”天安门城楼上,独裁者一挥手,全世界最大的广场就变成了子民向救世主欢呼的海洋。清王朝覆灭以来的国人,特别是中共执政后的国人,虽然不再象古人那样做肉体上的跪拜,但是灵魂上的长跪不起更甚于古人!
   做人的箴言云:人,生而自由、平等。导致普遍的奴役和不平等的,决不是因为统治者过于强大或过于英明,而是因为被统治者们的跪下。难道三叩九跪的皇权时代已经废除了一百多年的今天,国人还自我作践、找出种种理由为自己的跪姿辩护?仅仅是小康的恩惠和允许富人入党的开恩,难道就使国人只会以下跪叩谢来显示独裁者的高大和恩典吗?!
   自由中国的出现,与其寄希望于统治者的“新政”,远不如寄希望于民间“新力量”的不断扩张,民间尊严在观念上和法律上得以确立之日,就是国人的人权得到制度性保障之时。
   2006年1月6日于北京家中(《观察》2006年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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