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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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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雁拒绝作家不战而退

   宾雁先生走了。
   
   中国文坛痛失一位屡遭磨难却脊梁直挺的良知,一杆土地般朴素却利刃般尖锐的健笔,中国文学界不会忘记他的贡献!
   
   独立中文笔会痛失第一任会长,因重病缠身而卸任之后,仍然为扶持接任的理事会而尽心尽力,为独立中文笔会的发展做出的开拓性贡献,独立中文笔会不会忘记。

   
   宾雁先生走了。
   
   我悲愤交加!
   
   对他的辞世,悲痛;对他无法魂归故里,气愤!
   
   流亡美国近二十年的宾雁先生,他的心之所系却一直是故土。在远离故土的异国他乡,在长期与癌症病魔的纠缠中,宾雁先生是多么渴望回归故里,甚至不是为了他的文学和荣誉,而仅仅是为了能与儿孙们生活在一起,能在儿女的照顾下安度晚年,有闲暇再与国内的新老朋友聊聊天,他也有充分的人伦理由回家,但他最终也没能看外孙一眼,更不能与国内的新老朋友再聚首……
   
   从地理上看,阻隔他回归故里的是大洋,但太平洋再浩瀚,横跨它也只需十几个小时。而横在宾雁先生与故土之间的真正阻隔,则是反人性反人伦的冷血制度。
   
   这让我不能不想起2001年12月去世的王若望先生。他与宾雁先生的经历极为相似,三次坐牢,两次被开除党籍,由党内异见者变成持不同政见者,最后因不屈从于强权的威逼利诱而客死他乡。
   
   我曾在悼文中写道:人老了,且患上不治之症,总有撒手人寰的那一刻,本不足为奇,甚至不足为哀──如果老人是在正常情景中走了——哪怕是名满世界的大人物,也是人之常情。
   
   老人家在垂危之际,最想要的,不是他一生荣辱的盖棺论定,而是故土和亲朋。晚年的天伦之乐,乃人生幸福之常态,临终前让儿孙守在身边,更是血缘亲情的应该。身患绝症的晚年宾雁先生,就曾多次要求回国,无非是希望有儿孙常伴身边。但,就是这人之常情常态,于王若望先生和刘宾雁先生,却是无法实现的奢望。独裁制度之冷酷,于此可见一斑。
   
   在中共政权之下,那些在威逼利诱面前不为所动的良知守望者,在国内时大都付出过惨重的代价,最重者被杀、次之者坐牢,再次者被常年监控,再再次者饭碗被砸,再再再次者被迫流亡……而流亡者中的许多人又大都经历过牢狱之灾。流亡所要付出的大代价之一就是亲情。多少人忍受著十几年无法回来见见亲人的痛苦,多少人在亲人去世时无法回来奔丧,了却最后一面的心愿,因此抱憾终生!
   
   这些凡人的感情,人人都该享受,而对于临终前的老人来说,这是最后的也是最珍贵的心愿。但是,流亡却剥夺了这心愿,绝非说一句“这是流亡的代价”,就可以自我安慰的。
   
   宾雁先生走了。
   
   他曾在《走出幻想》一文中自述:“九四年是我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五十周年,从勉强算作它的一个外围组织的成员算起(因为年纪太小),则已有五十五年了。”如果再加上1994-2005年的十一年,已有六十六年。
   
   六十六年间,这名老共产党员和最著名的党内异见作家,最好时光全部被这个残忍的党所吞噬。
   
   在中国,他是歌功颂德的毛泽东时代最早敢于揭露阴暗面的文坛勇者之一,也是后毛泽东时代最先以笔反腐败的良知作家,他那种敢于直面邪恶和强权的文字,震撼过整个中国,也启蒙过一代青年,我也其中之一。
   
   宾雁先生以两个短篇《在桥梁工地上》和《本报内部消息》崛起于1956年的中国文坛,1957年在《中国青年报》发文批评上海市委压制言论自由,带来的却是二十二年的右派生涯。他被毛泽东钦点为“企图制造混乱”,他的笔连同他的人身自由全被剥夺,被遣送农村劳动改造。在“改造”中,他曾真诚地相信自己错了,他自述道:“我就被告知我也有罪,我必须作最大的努力去赎罪”,这个罪叫做“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但二十二年的改造过后,重出文坛的刘宾雁并没有被改造过来,强加的苦难并没有消磨掉他的锐气,超常的屈辱也没有挫钝他的犀利,反而擦亮了他的良知之笔,不仅年轻时代的锐利和勇敢陡增,而且文笔也更趋老辣沉稳。在许多右派作家忙于诉苦时,他没有倾诉自己长达二十二年的受难,而是直捣独裁体制弊端的深层——权力腐败。故而,他复出后的第一笔就再次震撼中国。我1979年读到《人妖之间》时那种兴奋的感受,至今记忆犹新……更令人难忘的是,伟大的八九运动的主要诉求之一,也是反腐败。
   
   然而,时至今日,独裁化的制度性腐败非但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愈演愈烈、越反越多。
   
   宾雁先生走了。
   
   正当宾雁先生被压抑已久的才华喷薄之时,他的笔却只在故土挥洒了八年,新一轮思想整肃运动汹涌而来,矛头直指推动改革开放的党内精英和思想先锋,他被邓小平钦定为“自由化代表人物”之一,与方励之先生、王若望先生一起,在1987年1月被开除出党,标志着他从青年时代就开始追随的那个党的绝情绝义。
   
   宾雁先生被迫开除党籍之后,作家徐星带我去了宾雁的家,主要是为了表达对他的支持。那次见面,主宾说了些什么,大部分我已经不记得了,但他对待批评和挨整的豁达态度则保留至今。
   
   首先,尽管初次见面,我还是直率地谈了对《第二种忠诚》的不同看法,记得宾雁先生除了作些解释之外,并没有任何不悦的感觉,反而还让我多讲些文化界对《第二种忠诚》的不同评价,并不时在笔记本上记下点什么。面对年轻人对自己作品的批评,当时恰值道义声誉最高点的宾雁却肯于倾听,自然会给当时被称为“文坛黑马”的我留下深刻印象。在某种意义上,宾雁对待直率批评的豁达,对我产生过潜移默化的影响。
   
   宾雁先生曾一度坚守“第二种忠诚”──做体制内的“忠诚的反对派”,但他被第二次开除出党,等于根绝了这样的机会;加上六四大屠杀的震撼,他必定更进一步认清了中共的实质,不再过于依赖党内开明派,而是把自己的根扎在民间。
   
   其次,上门拜访,本想表达问候和支持,但他的豁达和乐观却令我不好意思再多谈开除党籍之事。是呀,对宾雁先生而言,二十二年的大右派,一直生活在充满敌视的巨大压力之下,没完没了的改造和检讨,无所不在的监视和白眼,他都抗过来了,现在的这点整肃,不过是小菜一碟。何况,改革开放使官方整肃的残酷性大大降低,八十年代的民心也已经大变,经过文革的反面启蒙和思想解放运动的正面启蒙,愚忠和迷信的时代一去不返。如果说,西单民主墙时期的著名人物,还只是墙里开花墙外红,无法得到国内的民间认同,但清污和反自由化的整肃等于成就刘宾雁、方励之、王若望的道义形象,使三人变成民意评价中的“英雄”。
   
   宾雁先生走了。
   
   宾雁先生去美国不到一年,胡耀邦的冤死引发了伟大的八九运动,远在美国的宾雁先生一直支持学生;震惊世界的六四大屠杀,他愤怒地谴责屠夫邓小平。
   
   从此,宾雁先生踏上一条没有归途的流亡之路。
   
   1993年,我去美国曾经造访宾雁家,谈话主要是他问我答,他想更多地了解国内的情况,我把自己了解的尽可能讲给他听。谈话最后以朱洪先生摆出的一桌东北菜结束。宾雁生于长春、长于哈尔滨,我生于长春、长于长春,直到大学毕业才离开长春,在异国他乡同吃家乡菜,当然亲切完满。
   
   我和宾雁,直接交往有限,书信往来也很少。1994年,宾雁先生曾在《走出幻想》之四(《北京之春》1994年4月号(总第11期)一文中,对我的八九运动回忆录《末日幸存者的独白》提出比较尖刻的批评,其中的有些看法,我至今不敢苟同。另外,对宾雁先生坚守着具有浓重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色彩的民主立场,特别是对其中我认为带有中国色彩的马克思主义,我也持有很大的保留。
   
   我一直在等待机会,好与宾雁先生当面交流,可惜,这样的机会也被中共剥夺,他无法回国,我无法出国;现在,他魂归蓝天,我身在地上。
   
   但宾雁先生最可贵之处在于为人为文的一以贯之:他为探究真相和追求独立写作而屡遭迫害却始终无怨无悔,他绝无见风使舵的机会主义,也无见人下菜碟的八面玲珑,更无在强权面前的犬儒式精明,……让我至今保持着对他的敬重。
   
   宾雁先生走了。
   
   宾雁先生留下:
   
   一种美丽而绚烂的乌托邦,给他带来的是不断幻灭和独立思考,使他悟出:“最可怕的幻想是自我迷醉”。
   
   一个暴虐而虚假的极权,给他带来的是苦难和决裂,他从此拒绝“作家不战而退,拱手交出自己的自由”,开始执着于真实而勇敢的文学。
   
   一次震惊世界的大屠杀,阻隔了他与故土,却阻隔不了他的精神遗产与苦难故土的心心相印。
   
   2005年12月5日凌晨于北京家中(《民主中国》2005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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