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 [查看此文评论]    刘晓波文选
[主页]->[独立中文作家笔会]->[刘晓波文选]->[君临天下的狂妄]
刘晓波文选
·我的人身自由在十几分钟内被剥夺——写在劳改基金会主办“苏联的古拉格和中国的劳改”国际研讨会即将召开之际
·谁是公共资产流失的首要祸魁
·无视私有产权的五四传统——以胡适为例
·如何对待权贵私有化的“制度性原罪”
·独裁崛起对世界民主化的负面效应
·制度性的“为富不仁”
·禁言文革浩劫是另一场浩劫——纪念文革爆发四十周年
·涨价听证会就是合法抢劫会
·毛泽东的传统与反传统
·文革从来没有结束
·以由衷的谦卑向遇罗克致意——纪念文革四十周年
·毛泽东的红卫兵也爱金条
·从杨天水重刑到禁言文革
·太黑了:杀人无罪 维权有罪
·抗议济南市警方对孙文广教授的非法传讯
·批判理论的悲悯——狱中读《法兰克福学派史》
·六四暗夜中的百合花——六四十七周年祭
·六四的赔偿正义——六四十七年祭
·六四夜 天安门广场见
·民间维权是六四的最大正面遗产
·青楼中的真人性——狱中读陈寅恪《柳如是别传》
·除了警察 中共还有什么?——抗议山东沂南县警方刑拘陈光诚
·从文革到六四看中国民主化的困境
·刘正有被绑架考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韩国队出局是必然、也是“天谴”
·读胡平想起“民主墙一代”
·比张德江更具迷惑性的钟南山
·人性恶与自由宪政
·比黑社会更可怕的政权
·金正日讹诈胡锦涛
·掉书袋子和以文载道——狱中读书随想
·个人自由在中国近现代的缺席
·中国特色的发展观之弊端
·野蛮的制度性割喉
·孔子跑官与娼优人文——狱中重读孔子行迹
·为“世纪中国网站”送行
·不断蜕变中的中共独裁
·扼死新闻喉咙的恶法——评《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
·孔子的诲人不倦和删诗——狱中读孔子行迹
·中共为什么替真主党卸责?
·中东和平与消除“国中国”
·向敌人学习——苏格拉底的爱国主义
·从禁令封口到恶法禁言——再评《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
·中国权贵的暴发户心态
·从革命党到利益党
·希望国内维权远离境外的暴力或政变等煽动
·回应呼吁国内“见坏就上”的高寒
·邪恶与无赖莫过于金家政权
·俄罗斯的沉重新生和中国的腐朽权贵
·从太监党到秘书党
·从办事处现象看中国的合法腐败
·知识人的乌托邦和野心家的工具————狱中读《俄国知识人与精神偶像》
·混世魔王毛泽东
·民间娱乐恶搞红色经典
·白痴官员“恶搞”中共
·“色搞”泛滥的中国(之一)
·崩溃论与稳定论的互补
·胡锦涛漫画事件的背后
·特权福利与两极分化
·“色搞”泛滥的中国(之二)
·今日陈良宇 昨日陈希同
·毛泽东的极权式腐败——为毛泽东死忌三十年而作
·孔子编史与中国的避讳传统
·从王朔式调侃到胡戈式恶搞——兼论后极权独裁下的民间笑话政治
·从陈良宇案看官权对民财的掠夺
·国际社会的无能纵容出朝鲜核爆
·跛足改革的“竞次主义”
·从中共党员到中共体制的叛逆者——悼念林牧先生
·金正日激怒了胡锦涛
·刘晓波、胡平:北京为奥运提前清场
·胡江“反腐”一脉相承
·沈从文自杀与毛式暴力美学
·掠夺老百姓活命钱
·自由人面对铁窗的微笑——为秦耕《中国第一罪——我在监狱的快乐生活纪实》作序
·中国自由主义的现代困境
·维权面对利益党的自我调整
·展示官权的人权展
·在刀锋上行走——狱中读《布拉格精神》
·深圳警察恶搞胡温中央
·反抗者的谦卑——为《格鲁沙诗文选》作序
·洋泾浜加奴才相的十博士生呼吁
·2006年回顾:亲民秀 人权秀 恶搞秀
·毕加索亵渎斯大林亡灵
·我与《开放》结缘十九年
·新闻改革秀的客观效应
·在大国崛起的背后
·继承赵紫阳的政治遗产——赵紫阳去世二周年祭
·找不到方向的胡温政权——比较《大国崛起》与《居安思危》
·出版自由之敌的龙新民和邬书林
·公然作恶的中共广电总局
·从禁书看中共的合法性败血症
·与其高调说民主 不如低调做民主——俞可平现象观感
·从俞可平、吴思、刘军宁看普及民主
·大国崛起是天下心态的复活
·中共寡头独裁的衰败
·赵紫阳的家庭会议
·禁书与出版垄断
·老左喻权域的野蛮和癫狂
·软禁中的政治家赵紫阳——读宗凤鸣《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
·保护私产和社会公正——有感于新老左派反对《物权法》
·看温家宝 想赵紫阳
[列出本栏目所有内容]
欢迎在此做广告
君临天下的狂妄

进入新世纪,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中国军力大幅提升,中共大订单风行西方,中国廉价商品无所不在,中国游客满世界撒钱,中国权贵资本满世界并购,……中国似乎正在崛起。
   这些都是事实,但仅仅是部分事实,另一部分事实是:跛足改革支撑的经济增长,让中国付出的综合代价之大,是其他国家崛起过程中难以比拟的;中国廉价商品来自劳工权利的匮乏及其“血汗工厂”,也来自粗放型增长模式背后的能源浪费和环境破坏;在中共大订单、特别是从花大钱从俄罗斯购买尖端武器的背够,是独裁政权对全民资源的高度垄断和任意挥霍民脂民膏;在中国游客满世界撒钱的背后,是权贵私有化和制度腐败造成两极分化;在看似稳若磐石的社会秩序背后,是愈演愈烈的官民冲突和此起彼伏的民间维权。
   事实上,即便经历了二十多年的经济高增长,中国离发达国家的距离仍然遥远,即便不与超强美国比较,也不谈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等软实力上的致命顽疾,而仅仅局限在“大中国”与“小日本”的硬实力比较上,“小日本之大”衬托下的“大中国之小”,也是一目了然的事实。
   按世界银行2004年《全球发展指标》统计,中国2003年GDP1.4万亿美元,全球第七,日本GDP4.3万亿美元,全球第二,“小日本”是“大中国”的3倍;再看人均产值,日本34510美元,排名第5位;中国1100美元,排名第109;“小日本”是“大中国”的31倍。
   从财富分配的公平性上看,日本是资本主义国家中收入分配最公平的国家之一,基尼系数只有0.285。而中国已被公认为全世界中分配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特别是城乡收入差距为世界之冠,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5-0.5,已超过国际警戒线水平。

   从生活质量上看,日本早已步入发展型消费,而中国仍然是生存型消费。
   至于中日在其他方面的差别,诸如生产效率、投资效率、金融坏账、环境保护、科技水平、教育水平等方面,就更为巨大。
   但中国的举国上下却弥漫着一种民族主义的骄狂和浮躁,以至于,国人越发陶醉于虚构神话,由防御型的怨妇诉苦转向攻击型的战争叫嚣,由“事事不如人”的自卑转向“万物皆备与我”的自傲,只愿看繁荣崛起的一面,而不愿看凋敝衰落的另一面;只愿听来自西方国家的惊叹和赞美,而不愿听来自西方国家的警戒和批评,既不愿意正视制约中国发展的制度和资源的双重瓶,也不愿意承认在软、硬实力上与主流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的现实。
   这种骄狂的民族主义心态,主要来自三种因素:1,当下中国的国力和军力的提升,刺激起国人的自信自傲;2,一党独裁的灌输和煽动,纵容出愈演愈烈的民族主义狂热;3,西方流行的“中国崛起论”和“中国威胁论”,虽然不能反映真实的中国,但却可以变成中国民族主义的“精神鸦片”,从正反两个方面强化着中国人终将称霸天下的幻觉。
   民族主义一旦进入飘飘然的仙境,源远流长的“天下心态”必然复活。它是自我中心和盲目自恋,是俯视天下的民族傲慢;它形成于没有遭遇强力外来挑战的封闭历史和缺乏自省意识的文化。在清末之前的漫长帝制时代,国人很少向外看,即便看见外面的世界,也从来没有过“民族国家”的观念,而只有统领宇宙的“天下”观念。统治精英们相信:自己治理的不是一个边界明确的国家,而是包容一切疆土的“天下”,以这样的心态俯视周边,形成了中心-边缘的天下意识。
   古代中华文化圈内的国家,大都是文明程度落后于中国的小国。所以,国人称自己是“文明”,而把其他国家及族裔贬为“蛮夷”;进而把自己作为万邦来朝的中心朝廷,而视其他国家为臣属国。蛮夷诸小族与文明大汉族之间的关系,只有不平等的君臣关系,诸臣属国也只有自下而上的“朝贡”义务,相应地,中心国独霸着自上而下的“恩典”权威,而绝无平等的外交往来和利益交换。
   甚至,在西方列强用现代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之后,国人的天下心态仍然没有实质性改变,直到大败于“弹丸小国”日本,国人才被迫收敛起君临天下的大国傲慢。然而,这种自我中心的民族傲慢,并没有在百年落伍的耻辱中消失,只不过暂时转化为另一极端——自卑自贱。而一旦自以为重新强大起来,另一极端的自恋自傲必然随之复活且膨胀。
   事实也确实如此:随着中共打败了美国支持的国民党,毛泽东要成为世界人民敬仰的“红太阳”的权力野心,全面复活了华夏中心论的天下心态。所以,毛泽东在国力完全不具备的条件下,不顾人民死活而发动赶英超美的大跃进,与前苏联争夺国际共运的霸主地位,同时对抗两个超级大国,抛出第三世界论,对外输出毛式革命,领导世界性的“以农村包围城市”(落后第三世界包围发达资本主义世界),鼓吹解放全人类的国际主义……这一切极富进攻性扩张性的好战言论和外交举动,说到底,只是在传统的天下心态之全面复活的纵容下,毛泽东想做全球帝王和人类救主的野心的极端膨胀。直到前苏联那近在眼前的武力威胁,凸现了中国内忧外困的孤立窘境之时,毛泽东才稍稍清醒一些,收敛起两面出击的外交锋芒和充当世界革命领袖的野心,不得不放下身段联美抗苏。
   改革开放的邓小平时代,奉行实用的“韬光养晦”,但我以为,一个独裁政权做出“决不当头”的外交承诺,在道义上是下流的。因为,这种实用外交战略是典型的国家机会主义,没有任何道义诉求而只着眼于既得利益,骨子里的称霸心态并没有真正改变。“韬光养晦”的低调是为了卧薪尝胆、以图自强,一旦中华之振兴成为现实,强大的中国将在未来的国际舞台上重演“报仇雪恨”的吴越春秋。
   进入江泽民时代,随着国力军力的迅速增强和申奥、入世等成功,“韬光养晦”的低调外交逐渐被高调的“大国外交”所取代,“天下心态”也以“大国外交”的形式重新复活。谁都看得出,江泽民非常渴望做大国领袖,跻身国际大政治家的行列。江政权全力提升军力,积极经营“上海合作组织”,厚待被美国指控的“邪恶国家”……其目的不只是针对台湾,更是想取代俄罗斯而成为抗衡美国的领袖。即便江核心在现实外交上奉行低调的亲美政策,也是服务于大国外交的韬晦之策,因为要想成为大国领袖的第一步,就是必须得到美国的认可。
   胡锦涛上台不到三年,全力提升江时代的大国外交,对台对日对美的态度日趋强硬,从授权战争的“反分裂法”高调出笼,到官方操控了改革以来最大规模的反日风潮;从胡锦涛-普京的联合宣言不点名地警告美国,到中俄联合举行大型军演;中共正在放弃“韬光养晦”而转向“有所作为”,举国上下的喊杀喊打之声,正在变成了爱国主义的最强音。军事专家危言:“中美之间必有一战”;外交专家表示:“是放弃韬光养晦的时候了。” 以至于,共军少将甚至狂言:“如果美国用导弹和制导武器攻击中国领土,我想我们只能用核武器来反击”, “中国人已做好西安以东城市全数遭到摧毁的准备”,“当然,美国也必须做好准备,美国西岸一百多个或二百多个、甚至更多的城市可能被中国摧毁。”
   在舆论的导向上,爱国主义变成绝对的“政治正确”,“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指日可待”,“21世纪已经是中国的世纪”、“中国将在50年后成为取代美国的世界第一强国”……等大言不惭,屡屡出自主流媒体和各类精英之口。许多著名经济学家声称:中国经济总量可能在2015至2020年期间超过日本,有人甚至计算出:如果按照人均购买力来评估,中国经济总量甚至能够在20年后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胡鞍钢);最保守的估算也认为中国将在2050年超过美国(林毅夫)。
   为了进一步强化国人的民族自信,近几年,“我们曾经阔过”的阿Q式言说随处可见,汉、唐、宋的历史盛迹被认定为当时的世界第一,马踏匈奴的汉武大帝,纵马驰骋欧亚的元太祖成吉思汗,扩大了中国版图的清代康熙乾隆,他们对外扩张的丰功伟绩,因满足着当代国人的民族虚荣,激发起称霸心态,而成为国人心中的民族英雄,甚至不顾蒙古人和满族人恰恰是外来入侵者的事实。
   同时,西方政要和各类精英不断惊呼:“一个强大的中国正在崛起”,国际权威机构发布的每一项中国利好的消息,让世界想起拿破仑关于“中国雄师猛醒”的预言,而中国人不但自视为“腾飞的巨龙”,也确实越来越把自己当作“猛醒的雄师”;大陆人以及其他华侨在西方取得的任何成绩,统统变成强化民族自傲的宣传灌输,姚明进入美国NBA打球并成为“火箭队”主力中锋,中国媒体便高呼“中国高度征服美国!”刘翔获得2004雅典奥运的110米栏金牌,被中国媒体誉为“中国速度超越世界!”
   然而,无论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还能延续多久,无论中心城市多么像现代化的国际都市,无论中国的权贵、精英、白领等先富起来的阶层享受着多么奢侈而现代的生活,只要中国仍然是个一党专制的国家,中国人就无法崛起为成熟的文明民族。这种不成熟最醒目的表现,就是一种“狼羊—主奴人格”:遇强者是羊,遇弱者是狼;落魄了便极端自卑,甘作奴隶且以坐稳了奴隶地位而得意,发达了便目中无人,随时拿着君临天下的主子派头。而一个弱智民族,必然迷信统治者编造的谎言,对独裁者的恩惠感激涕零,在恐怖政治面前唯唯诺诺。那些已经开上好车、住进豪宅、吃尽大餐的国人,他们所能期望的最好生活,仍然不是自立自尊的现代人生活而是坐稳了奴隶地位就心满意足的生活。
   主人仍然象父母或牧羊人那样,教育着、规定着、恐吓着、连哄带骗地看管着孩子或放牧着羊群,至多是孩子的摇篮日新月异,羊群的牧场日益丰盛,但孩子们永远没有自己的头脑、尊严和人格,无法独立行走和独立思考。父母用糖果和玩具贿赂着孩子,牧羊人用皮鞭和宰杀恐吓着羊群,虚幻的歌舞升平娱乐着、也毒化着国人的灵魂,用希图“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一党独裁,用丝毫不肯让他人分享的绝对权力,也用“离开我就将天下大乱”的虚构前景,绑架了全体人民和整个国家。过多的人质,使国人的绝大多数不得不依赖于政权的施恩,使国际主流社会不得不温柔地与中南海打交道。
   尽管,现在的中国还远不具有可以抗衡自由国家的实力,也谈不上二十年后成为称霸世界的第一强国,所以,西方人热炒“中国威胁论”有点危言耸听,中国人陶醉“中国崛起论”过于轻浮。但是,被独裁政权误导的民族主义,正在走向丧失理智和泯灭普世价值的盲目狂热,已经为将来的称霸准备好了可怕的天下心态,却是不争的事实。更为危险的是,一旦中国人狂热得失去起码的理智,就会把独裁政权臆造的幻觉当真, “和平崛起”的许诺也就很容易变成“战争崛起”。
   2005年9月20日于北京家中(《开放》2005年10月号)

[下一页]

©Boxun News Network All Rights Reserved.
所有栏目和文章由作者或专栏管理员整理制作,均不代表博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