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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文选
·悬崖--给妻子
·维特根斯坦肖像--给不懂哲学的妻
·向康德脱帽--给没有读过康德的小霞
·卡夫卡,我对你说--给酷爱卡夫卡的妻
·你是我……--给小妹
·读里尔克--给同样喜欢里尔克的霞
·博尔赫斯的黑暗--给迷恋黑暗的小霞
·忘不了的庄子--给听我讲庄子的小霞
·我离去时--给睡梦中的霞
·阳光和茶杯--给每天喝茶的小手指
·孤寂的日子--给霞
·致圣·奥古斯丁--给喜欢《忏悔录》的霞
·烟的感觉--给正在吸烟的小妹
·大胡子柏拉图--给不懂柏拉图的霞妹
·你出现--给妻
·仰视耶稣-给我谦卑的妻子
·童年--给扎小辨的小霞
·太史公的遗愿--给刘霞
·如果再接近一点点--给二十六岁时的霞
·我是你的终身囚徒--给霞妹
·门--给疯小妹
·以你的炸裂……--给霞
·远方--给霞
·给妻子
·卡米尔·克罗岱尔致刘霞--给我的妻子
·茨维塔耶娃致刘霞--给我的妻子
·刘霞致玛莎--给我的妻子
·插进世界的一把刀--给我的小霞
·消逝的目光--给小眼睛
·回忆--给我们共同的岁月
·一捧沙子--给霞
·星光正在谋杀--给小霞
·早晨--给霞
·烟与你--给多次宣布戒烟的妻子
·悼王小波--给为王小波写诗的霞
·给外公(晓波模拟刘霞)--给从未见过外公的小霞
·与薇依一起期待--给小妹
·一只蚂蚁的哭泣--给小脚丫
·梵高与你--给小霞
·你一直很冷--给冰冷的小脚丫
·艾米莉·勃朗特与我俩--给听我读《呼啸山庄》的霞
·捕雀的孩子--给霞
·你·亡灵·失败者--给我的妻
·凶手潜入--给霞
·和灰尘一起等我--给终日等待的妻
·狱中的小耗子--给小霞
·贪婪的囚犯--给被剥夺的妻子
·渴望逃离--给妻
·对玩偶们诉说--给每天与玩偶们游戏的小霞
·从上帝的手中--给妻
·玛格丽特·杜拉斯致刘霞--一个曾经爱过黄皮肤男人的白皮肤老女人给一个黄皮肤女孩的遗书
·一封信就够了--给霞
体验死亡
·体验死亡(北春、2000、7)—“六•四”一周年祭
·给十七岁—“六•四”二周年祭
·窒息的广场—“六•四”三周年祭
·一颗烟独自燃烧—“六•四”四周年祭
·从一块石头的粉碎开始—“六•四”五周年祭
·记忆—“六•四”六周年祭
·我将放纵我的灵魂—“六•四”七周年祭
·那个日子—“六•四”八周年祭
·又逼近并击穿—“六•四”九周年祭
·站在时间的诅咒中—“六四”十周年祭
·献给苏冰娴先生─“六四”十一周年祭
·一块木板的记忆—六四十二周年祭
·我身体中的六四—六四十二周年祭
·六四,一座坟墓—六四十三周年祭
·在亡灵目光的俯视下─“六四”十四周年祭
·六四凌晨的黑暗—六四十五年祭
·让清明变成石头—六四十五周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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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反到儿童心灵的荒唐政权
·继续为朱久虎和冯秉先呐喊
·自由灵魂的飞翔竟如此美丽—— 献给卢雪松和艾晓明
·从政治指控到经济指控—置疑以腐败罪起诉黄金高
·“超女”的微言大义
·“超女”变“乖女”的总决赛
·人权高级官员来了,警察又上岗了
·为屠杀而屠杀的野蛮之最
·甘地式非暴力反抗的微缩中国版——有感于太石村村民的接力绝食抗议
·中俄军演 与虎谋皮,后患无穷(1)— 评中俄之间的伙伴关系
·政治绅士VS政治流氓—再论太石村非暴力抗争的启示
·超女粉丝的民间自组织意义
·目盲心亮的陈光诚先生
·9•11四周年祭
·一个赵燕和170名华工的天平
·记住太石村镇压者的名字
·狂妄成精的李熬
·关注郭飞雄先生和仍被羁押太石村村民
·声援艾晓明 谴责黑社会
·中国媒体中的美国飓风
·太石村罢官 谁是真赢家
·李敖不过是统战玩具
·李敖在清华为“盛世”高歌
·新闻良知再次挑战新闻管制
·中共的独裁爱国主义
·在黑金吃人背后——为矿难中的无辜死者而作
·就师涛案致雅虎公司董事长杨致远的公开信
·公民不服从运动在中国的前景
·小品化舞台上的“伪民腔”
·在祭孔闹剧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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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是一面下垂的白旗


   2005年10月17日,巴金,这位有文学成就且良知未泯的百岁老人,终于解脱了。带着他未能完全兑现的“说真话”表白,带着他未能完全解脱的内心不安,带着他未能如愿的“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提议。
   10月24日下午,巴金遗体告别仪式在上海龙华殡仪馆举行,胡锦涛等中共要员献上花圈,中共政协主席贾庆林等人到现场慰问,文化界名流们发表的美誉之词更是充斥国内各大媒体。

   在中国特定的语境中,不苛责、不贬损、不拔高的评价,才是对巴金这位世纪老人亡灵的尊重。分享过巴金作品的人,理应表达一份悼念;欣赏他号召“说真话”、“忏悔”和“建立文革博物馆”的人,更应该以行动来完成亡灵的遗愿;对巴金曾经有过的懦弱和盲目,也可以给予同情的理解。因为,在暴政的中国,不要说类似林昭那样的圣女,就是类似马寅初那样的宁折不弯的名流,也只能是极为罕见的“人格”。如果说,苛责容易导致“棒杀”,那么,无限拔高就必定要走向“捧杀”。
   官方主导下的悼念巴金,是中共如何关心文学大师的统战表演。中共恩赐了“人民作家”和“文学巨匠”的荣誉,新华社发出的《巴金同志遗体在沪火化 贾庆林等到殡仪馆送别》报道,全文1121字,只有222字用于巴金丧葬,绝口不提文革中巴金遭遇的迫害,更没有提及巴金的“说真话”、“忏悔”和“文革博物馆”,却把889字用于中共当局的关怀,其中仅罗列各级中共高官的名字就占了583字。
   再看文化界对巴金的悼念,颇有无限拔高的“造神”味道。几乎所有参与悼念巴金的文坛名流们,都高调赞美巴金的“说真话”和“自我忏悔”的精神,王蒙等文人更给巴金戴上“一面旗帜”和“世纪良知”的高帽,但几乎无人肯用“说真话”和“忏悔”的行动来继承巴金的遗志。比如,余秋雨称:巴金“说真话”的遗训“最重要”,是“这个世纪箴言”;舒乙说:“《随想录》是个纪念碑。”然而,余秋雨对自己在文革中的表演,舒乙对自己在文革中批判亲爹老舍的大义灭亲之举,至今都毫无忏悔之意,更谈不上说真话了,居然还好意思大言不惭。所以,这种无限拔高的悼念,大都是又一次犬儒大表演。
   在我看来,如果把中国现代文学放入整个世界现代文学中比较,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就根本没有“文学巨匠”。就巴金的文学成就而言,他也仅是一位有影响的作家而非文学巨匠。我这代读过大学中文系的人,大都学过1949年后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知道所谓的“现代文坛六大家”——鲁(迅)、郭(沫若)、茅(盾)和巴(金)、老(舍)、曹(禺)——之评价,他们六人几乎占据了整个现代文学史,但这样的文学成就排序是政治性的,完全是中共钦定史学和统战策略的产物。
   作为作家,巴金的最大缺陷是文学语言没有什么独创性,甚至写过一些很烂的作品,对汉语文学写作的贡献远逊于鲁迅、沈从文、老舍、曹禺等人,甚至不如张爱玲和萧红。巴金虽然创作了不少长篇小说,但只有一部长篇《家》还算差强人意,而且只是在社会影响的意义上,而非文学独创性的意义上。巴金的其他长篇则拖沓、臃肿、矫情,表达缺乏克制,文字毫无美感,起码我在大学时代就读不下去。
   如果以自然生命而论,巴金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六大文坛楷模中最长寿者,活成了中国文坛上第一位百岁泰斗。然而,以文学生命和人格生命而论,六位中最幸运的,倒是死的最早的鲁迅,他毕竟没有在中共治下变成文学植物人。他死于1936年,不可能陷于强制性的思想改造泥潭,也不可能被逼无奈地写检查羞辱自己,更不可能或被游街批斗、或蹲牛棚、或下大狱、或被打死、或死于不堪侮辱的自杀。换言之,鲁迅过早的肉体终结成全了其精神长驻。尽管他被毛皇帝钦定了“骨头最硬”之旗手地位,变成戏子之间相互混抡的打人棍子,但那不是鲁迅本身的过错,而是极权制度的罪恶。
   其他的五人,郭沫若从“流氓加才子”堕落成最无耻的文人,茅盾由小资加左倾活成圆滑平庸的文坛不倒翁,曹禺由戏剧天才变成懦弱的御用捧艮,老舍作为京味小说大师,先是被奉为“人民作家”,继而在党国无义和妻儿无情的夹攻之下,变成了太平湖里的鱼食;最长寿、也享受了最多官方优惠的巴金,由多产作家变成文学上的准植物人。
   当敏感的沈从文先生在50年代初被迫害并自杀未果之时,身为老朋友的巴金并没有说真话;在沈从文先生放弃文学而选择沉默之时,巴金却在高歌伟大的新时代,在反胡风运动中落井下石。面对惨遭文字狱之害的胡风等人,巴金表达了足够的“愤怒”,再次发出“我要控诉”的呐喊,他声讨胡风的文章分别发表在《人民日报》和《文汇报》上。他甚至批判胡风的微笑是“包着侮蔑”,把胡风等人比喻为令人作呕的“脓”。他说:“对付他们应该用他们的办法:一不做,二不休,是脓,总要排出!”(见《他们的罪行必须受到严厉的处分》,载于1955年5月27日《文汇报》)在更大规模的反右运动中,巴金的太多的熟人和朋友纷纷落难,但巴金却幸运地躲过一劫,所以他开始加倍地进行效忠表演,1959年中共掌权十周年大庆,巴金连续发表了《我们要在地上建立天堂》、《迎接新的光明》、《无上的光荣》等七篇散文。
   但巴金的效忠并没有让他免去所有灾难,横扫一切的文革也落在巴金一家头上。当老舍先生在文革的百般羞辱中选择自我了断之时,巴金一家也遭到了1949年后的第一次冲击。红卫兵翻墙进入巴金的家,喝令巴金全家人都站出来。巴金的妻子萧珊溜出去向派出所报案,派出所居然不敢管。巴金、他的两个妹妹和女儿李小林一起被关在厕所里;后来,巴金又被赶进牛棚和挨批斗,他在五七干校里写自我作践的检查,还揭发和批判自己的同仁。妻子萧珊在文革中病故,巴金也没能为她送行。
   尽管,在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巴金写出《随想录》,提倡“说真话”和“忏悔精神”,自我解剖“由人变兽”的过程;胡风平反后,巴金无颜见胡风,并在《随想录》中向胡风等人忏悔;他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以总结历史教训、避免此类悲剧重演。特别是巴金的自我忏悔,在当时文坛的一片诉苦声中,的确极为罕见的良知发现,曾一度让人们看到了1949年前巴金的模糊影子。但也必须看到,他的讲真话和忏悔是有界限的,即只在中共当局划定的范围内。比如,他只在被当局定性为“十年浩劫”的文革上讲真话,他也是在胡风等人平反后才表示忏悔,但在八十年代批《苦恋》、“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等意识形态整肃运动中,他并没有讲真话;六四大屠杀及整个90年代的万马齐喑,是最需要说真话的时刻,也是巴金这样的名流最该说真话的时刻,但巴金却选择了“沉默是金”!无怪乎著名学者朱学勤曾质问道:“ 他(巴金)说,他最后的十年,他是以三个字活过来的——说真话。这十年该说的真话太多了,您老人家说几句吧!不要说一百句,你说一句行不行?说一句没人拿你怎么样?”
   也就是说,巴金的后半生,懦弱多于良知,假话多于真话。如果说,1949年前那位发出“我控诉”呐喊的独立作家巴金,是一代苦闷青年的代言人;那么,1949年后,独立作家巴金死了,剩下的不过是“御用文人”加“政治花瓶”的巴金。
   巴金去世前,自1999年以来,在上海一座著名的医院中某一间特护病房内,躺着中国文坛仅存的所谓泰斗,任何人要去看他都要经过特许。只有当巴金去世后,公众才知道他躺在华东医院1号楼的某间病房里,一楼楼层和电梯都有警卫把守。这位说不出话、认不清人、手不能动、足不能抬、食不能进、排泄失禁的“人民作家”,基本处于植物人的状态,也许连痛苦都感觉不到了。媒体上却说,巴金对前来祝寿的中共高官还能以微微点头来表示谢意。据说,每天用于维持巴金生命的费用高达三万元左右,而这对于正在经济腾飞的大上海来说,肯定是一笔小钱。为了炫耀代表“先进文化”的姿态,独裁党肯定不会在乎这点钱。
   病夫治国,乃独裁国家的独特景观。想当年,毛泽东连话都说不清了,但通过对口形,毛仍然具有一句顶一万句的权威,主宰着数亿人口的大国。巴金的晚年,病得比老毛还重。据说,在巴金的头脑还间或清醒之时,曾多次请求“安乐死”,均被拒绝。因为,党不答应,家属不答应,热爱文学大师的人们不答应。巴金经不住人们的极力挽留,只好服从比他个人的痛苦更宏伟更高尚的大道理,就只好表示“为大家而活”。
   于是,他仍然作为“娼优所蓄”之文坛的名义领班——中共作家协会主席和中共政协副主席——而活着。许多歌功颂德的大戏还需要他的荣誉出场。比如,每年的巴金生日,这位“文坛泰斗”都要在家人和医护人员的精心侍侯下,接受来自独裁权力和文坛戏子们的虚假膜拜,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特别是中小学生们的祝寿。 2003年,全国同贺巴金百岁生日,巴金被授予“人民作家”的荣誉称号,温家宝亲临病榻前探望。
   在中国,统治者与著名文化人之间的统战游戏古已有之,从先秦诸君主豢养大堆食客就开始了。中共是此传统最具有创造力的继承者,玩的既得心应手又残酷无情(与斯大林统战高尔基颇有共同之处),如何玩,全看中共的政治需要。需要点缀时,就是价值连城的古董花瓶,摆放在高高的醒目之处;而不需要时,就是一堆碎石烂瓦,弃之于无人荒野。当中共眼中的巴金还有利用价值之时,他的亲人就一定要精心地守候和看护,生怕稍有不慎摔成碎片——哪怕这只古董的内在价值早已死去!
   2002年的中共两会,虽然巴金远在上海的病床上,却仍然被北京人民大会堂里的代表们选为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那一刻,把植物人钦定为国家领导人且全力维持巴金心跳的中共当局,继续让整个中国付出“心死”的道德代价。
   巴金去世后,据《金陵晚报》10月18日报道说:“昨晚7点多一点,记者就得到了巴老去世的噩耗,马上赶到华东医院,但警卫已经戒备森严,待到许多记者都赶过来,几名武警也赶到了现场,把守住医院的两个门,只有上海市政府的车辆不断穿梭,市领导们纷纷来吊唁巴老。门前的记者越围越多,警卫也越来越严。”
   中共武警对巴金之死的戒备森严,只允许当官的出出进进,而把记者和公众挡在门外,典型地凸现了被中共供养的最后巴金,他绝非中国的“世纪良心”,而是极权中国知识分子的一面镜子,即作品平平、人格卑微和名声巨大之间的反差,几乎是中国当代知识名流的共同形象。当下的中共高官及文人们对巴金的礼赞,也是这种形象的延续。巴金身后的“巨匠”、“良知”和“旗帜”的评价,凸现的绝非当下知识界对老人的尊敬,而是知识犬儒时代的自我矫情:政治权力的戒备森严、俯身倾顾和贴耳软语,展示着权力俯视下的上等奴性;文人颂歌的华丽艳俗、夸张拔高和虚伪矫情,延续着低贱仰视中的高境界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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