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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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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建利冤案背后的中国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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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建利──中共交易的又一筹码

   中共逮捕杨建利,除了官方的简单证实之外,再无任何消息。不要说控罪的名义或起诉、审判的程序,就连具体的关押地点都讳莫如深;不要说杨建利的妻子想来北京探望丈夫被拒,就连代理律师也无法得知进一步的消息。换言之,不要说中共尊重杨建利的起码权利,就连自己制定的恶法也不遵守。  

   与李少民、高瞻等人的"间谍案"相比,杨建利的命运似乎更为不妙。因为,一,李、高二人的罪名完全是莫须有,而杨建利毕竟使用了假证件--尽管这是不得已的自我救济和对恶法的反抗--给了中共安全部门以口实。二、李、高等人被控间谍罪时,由于撞机事件的影响,中美关系正在低潮时期,双方都要进行缓和与修复的努力,"放人"乃为中共最惯用的交换筹码。而现在,9 1后的中美关系进入相对稳定的时期,美方的放人要求并不强烈,中共也就不必太著急。三,中共十六大召开在即,高层正忙于权力分配之争,就连陈水扁高调挑战中共,使出"一边一国"和"公投立法"的激将法,中共高层都无暇顾及,何况杨建利以及其他受到国际关注的人权个案。四、现在,国际舆论关注的热点也是中共高层的换代权争,人权问题暂时处于舆论关注的边缘。而没有足够的国际压力,中共内部并没有改善人权的动力。  

   然而,以中共近年来惯用的外交手法来推测,江核心也不会长期监禁杨建利,只是这个政治人质的抛出需要精打细算,使交易所获得的政治利益最大化,所以,中共要在自认为的关键时刻才能出手。直到现在,中共对杨建利案如此讳莫如深,绝非因为抓住了真正的"罪证",而是另有所图。如果只用"假证件"来定罪,杨建利至多适用于中共的行政处罚条例,而不适用于吓人的刑法(颠覆罪等);如果给杨建利加上其他更严重的罪名并对外公布,无疑会引起美国及国际舆论的新关注,还不如这样无声无息地冷处理。江泽民10月份访美,小布什宣布将邀请江主席来德州农场吃烤肉,也说不定,美国已经得到了某种人权的承诺,中美的人权对话不是即将举行了吗。即便没有,等江泽民和小布什第三次见面,如果江谋求连任能够得到小布什的默许,或美国承诺在台湾问题上不支持"台独",只要二者得其一,只要小布什在会谈中提到杨建利名字,杨建利就有可能作为回报之"礼物"送给小布什。  

   江、朱一贯的亲美态度,使一系列中美冲突得以低调解决,也许是江、朱体系最明智的决策了。但是,国内巨大的民族主义狂热的压力,也使江核心在表面上不能对美国过于软弱。于是,抓有美国背景的人当作外交人质,成为中共要挟美国新政府的又一张王牌。经过反反复复的讨价还价,大多数被中共逮捕的有美国背景的大陆人先后获释,而每一次放人,中美关系及其人权对话也有了新的开始。  

   这分明是无赖行为,无论捉放都是一种下流敲诈,却戏剧性地演变为中共向美国表达善意的外交惯例,成为缓和中美关系屡试不爽的杀手锏,如同劫匪为了缓和与强大远邻的关系,用绑架了人质的野蛮手段进行要挟和敲诈,而国际主流社会又在无奈中接受了这种下流做法,成为正规国际关系之下的潜规则,成为普世人权原则之外的另一套外交语言。实际上,这就等于独裁者在玩弄《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及其国际公约,玩弄以推进全球民主化和捍卫普世人权为己任的自由国家。换言之,当道义合法性无力支撑中共政权之时,政绩就成为中共政权合法性的主要来源,大陆上的所有事和所有人,都可以作为中共自我炫耀政绩的资源,都是中共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维持一党政权--的交易筹码,即便明明是践踏人权的行为,也可以成为政治交易的王牌。经济增长、扶贫工程、希望工程是中共的卓越政绩;村委会选举是中共进行民主建设的杰作,并请来美国前总统卡特为农村基层民主作秀;费改税是减轻农民负担的又一大善举,即便阻力重重无法推行仍然是为了农民;严刑峻法的反腐败显示了中共建立廉洁高效公务员制度的坚定决心;妥善化解撞机危机是第三代领导核心成熟地驾驭国际风云,加入WTO是中共对外开放姿态的充分显示,申奥成功证明了国际社会对中共政权的高度认可,释放美国点名的政治犯是中共改善人权、向国际社会表达善意的努力;与俄罗斯的结盟和重提对无赖政权朝鲜的战斗友谊,是为了加强与美国对抗和讨价还价的外交筹码;"七一讲话"之后对"三个代表"的疯狂造势,是为了重建中共的合法性和民意基础的伟大理论创新……  

   按照中共的逻辑,没有中共就没有新中国,一切成就都归功于中共,任何可能的威胁所导致的最可怕结果先是"亡党",接著才是"亡国"。这样,党不但被等同于国,而且高于国家,也自然高于民族和人民。党在国在,党亡国亡,国亡族亡、族亡民亡,中国就是中共一党的私产,民众就是中共的人质。当年,毛泽东为了争当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和阻吓美帝国主义,放出不惜牺牲三分之一中国人与美国打核战争的狠话;邓小平也用放纵中国人向西方偷渡移民来要挟西方国家;江核心更不断地用中国内乱、饿莩遍野的可怕图景,来威胁西方国家,争取国际社会对一党政权的默认。"亡党亡国",多吓人的恐吓,中共全然不顾及在中共执政之前,中国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亡党"的前景历历在目,但是中共政权的崩溃怎么就会导致"亡国"?!

   古代的皇帝说:朕即天下,绝对服从皇权就是服务於国家利益;现在的中共说:党即国家,为党的利益就是为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人权自然也要服务於一党利益,抓人和放人,不过是实现一党利益的谋略而已。如果说,在古代社会,人类还没有进化到把人视为最高目的文明程度,人被视为维持政权的工具还不会引起人类公愤的话,那麽当人类社会已经进化到"人权高於主权"的文明程度的时代,国际上公认的正义准则就变成:人是最高目的,其他的一切皆是为实现这一目的的工具,包括政党和政府。而在大陆,野蛮的中古规则仍然主宰着中共的观念和行为:党是最高目的,其他一切皆是手段或工具,人质游戏也属於这种保权的整体策略的一部分。

   中共政权治下的大陆,不仅在经济上充满了不公正,在人权问题上更进行露骨的"等级歧视"。在我列出的以上被践踏人权的群体中,就受虐待的程度而言,有美国背景的人是第一等级,反腐败中的中共高官是第二等级,着名的持不同政见者算是叁等人犯,其他的群体完全在等级之外,想怎麽虐待就怎麽虐待,反正国际社会也管不过来。相比之下,逃到加拿大的远华案主犯赖昌星真是太幸运了,起码可以受到公正公开的司法对待。如果在大陆,正如朱基所言:已经够枪毙数次了。吴弘达、贝岭、李少民、高瞻、覃光广等,这些具有美国背景的华人的一次次捉放,是因为中共外交的主轴是中美关系,而又由於在道义上实力上的明显弱势,中共在与美国打交道时总是捉襟见肘,但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又不能和美国撕破脸皮,还必须与美国维持稳定的关系。而美国的软肋,有大资本的经贸利益,也有政治上的人权至上。美国对中国是经贸上互惠和政治上批评,中共对美国是以开放市场和大笔订单的利益收买为主,以捉放政治人质为辅。所以,只要沾了美国国籍的边,找个借口抓起来就是一张外交牌,美国向中共政权推行人权外交,中共就向美国还以"反人权外交",而且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不能抓白种美国公民,专门抓黄种美籍华人……中共玩弄人质外交的游戏,完全着眼於维护政权这一根本利益来,每一次捉放皆会换取重大的外交利益。试想,中共如果不在国务卿鲍威尔访华的时刻放了李少民、高瞻、覃光广,中共望眼欲穿的中美高层会谈就将蒙上浓重的阴影,说不定还会泡汤。

   六四屠杀刚刚结束後,为了缓和国际社会的愤怒,恢复与西方世界的交往,从邓小平放逐方励之到美国开始,中共政权的捉放游戏,由无奈之下的偶然行为逐渐演变成党权外交策略的组成部分,玩的日趋娴熟和精巧:

   徐文立和魏京生的第一次被提前释放与93年申奥有关;

   王军涛於94年被保外就医送往美国,与最惠国待遇、联合国人权大会相连;魏京生第二次被保外就医、流放国外成为江泽民急欲访美的筹码;

   王丹、刘念春被保外就医流放美国,是对克林顿98年访华的酬谢;

   等克林顿一走,中共转过身就抓了更多的国内异己人士所谓人质,他们至今仍身系牢狱的,徐文立、王有才、江棋生、杨子立、热比亚……这样的人是数不过来的。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共的监狱中从来不乏受到国际社会关注的异己人士。他们都没有西方背景,不要说还他们以公正,就是身体状况持续恶化也很难改变他们现在的命运。对某些知名异己人士的捉放戏连续上演,不过是中共为了维持政权这一根本利益的手段的一部分,而丝毫无助於大陆人权的实质性改善。那些知名度低的持不同政见者、那些法轮功学员、那些被塞进列车遣送回乡的民工、那些在严打中被从重从快判决的人、那些在反腐败中作为政治斗争牺牲品的人、那些受到专政的严刑逼供屈打成招的人……并不会因中美关系的改善而受到中共政权的善待。

   西方政要与中共的政治交易,常常受到一些流亡海外的异己人士的指责,在WTO、最惠国待遇、北京申奥等问题上,指责西方政府以出卖人权来换取中共承诺的经贸实惠,国际压力也的确会因利益计算而在道义上踉跄颠仆,甚至有些自由国家公开屈从於中共的要挟。然而,我的想法一直是:虽然西方政府与中共有着私下交易,惟利是图的国际大资本把商业利益置於道义人权之上……皆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我们在指责西方人之前首先要反省亚洲和华人世界、特别是我们自己。日本和南韩等民主国家,何时对中共提出过人权问题!港台精英们的表现就更等而下之,非但不对中国糟糕的人权状况提出质疑,反而争相向中共政权献媚。而我们自己的精英呢?更是在小康时代里活得聪明自在。从根本上说,中共不尊重起码的人权标准和道义规则的行为,首先是国人自己在利益的计算中默认了,用出卖道义换取既得利益。当中共得不到来自国内的足够民间压力时,国际压力在道义上也就不可能那麽纯粹,其作用也得不到充分发挥。我们自己的沉默和懦弱,才是国际的道义压力难以发挥的主要原因。西方国家的利益计算再龌龊,也比不上我们自己的利益算计来得下流。以大陆的广袤领地和众多人口,以国人现在的精神状!

   态和实际作为,就是再有几个美国的压力,也无法在实质上推动大陆的政治进步,因为国际压力在中国内部找不到民间着力点。要想争取足够的国际道义的支持,并使国际压力产生实质作用,国人先要挺直自己的道义脊梁,国人的脊梁挺直了,国际道义力量对中共说"不"之时,也就会变得更加理直气壮且更为有效。(刘晓波 8/29/2002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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