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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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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转的胡锦涛也反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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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上帝驯服的恺撒 被信仰征服权力(5)


   五 基督教的普世性——爱人类高于爱祖国
   基督教之所以能够从一种底层的、地方的、犹太人的宗教逐渐征服了罗马帝国的上层和城市,并最终变成一种无分犹太人和外邦人、也无分高低贵贱的普世宗教,即由一种特选的宗教变成世界宗教,就在于基督教经历过一个“非犹太化”的过程。基督教保留了犹太教的一神教和绝对虔敬的传统,但又与犹太教有着鲜明的区别:
   1,犹太教中,只有犹太人才配作上帝的选民,上帝也只属于犹太民族,获得神恩的机会只限于亚伯拉罕的后代。而在基督教中,整个人类都是上帝的子民,上帝的恩惠遍及世界,被普遍地赐给希腊人、罗马人和野蛮人,犹太人与非犹太人,自由人与奴隶,男人与女人。耶稣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约翰福音》)圣保罗说:“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新约•加拉太书》)也就是确立了超越民族国家的普世性统一信仰及其教会。
   2,上帝不是嫉妒、报复和怨恨的耶和华,而是十字架所昭示的道成肉身的基督之爱。在《旧约》中,复仇的上帝代表着正义,救主大都是统治者或征服者,是手握权力的君王,是政教合一的化身(比如,摩西和所罗门),而在《新约》中,爱的上帝才是正义的化身,救主是徒手的先知,是无权无势的殉道者,仅仅是信仰的化身,只靠传播福音来征服人的灵魂(比如《新约》中的耶稣、彼得、保罗、约翰等)。所以,基督教西方才会逐渐走向政教分离的二元社会。中世纪神学家圣•托马斯•阿奎那(ST•Thomas.Aquinas 公元1225-1274)在论及基督教的道德戒律时指出:第一戒律是关于人与神的“尽心尽性尽意爱你的上帝”。第二戒律是关于人类自身的“要爱人如爱己”。俄国最伟大的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在1910年9月7日致印度圣雄甘地的信中说:“爱,即人类灵魂向着合一的驱动力以及由此带来的人类彼此顺服的行为,代表着最高也是唯一的人生律法,这是每个人都从他(她)的心灵深处知道并感觉到的(我们在儿童身上尤其清楚的看到这点),也是他(她)在介入人类思想的谎言系统前所明白的。这律法为所有 (印度人的,中国人的,犹太人的, 希腊人的和罗马人的)哲学所宣扬着。我认为这爱的律法在基督那得到最清楚的宣扬,……基督教国家和所有其它国家之间的区别只在于: 基督教比其他宗教更加清楚而确定地给出爱的律法,而基督教的追随者严肃地认同这一律法。”
   3,在《旧约》中,上帝造人和万物,而人的类始祖却偷吃了禁果,触犯了上帝,被天父判定为人的原罪,并被逐出伊甸园。上帝的震怒,甚至到了要毁灭他所创造的世界的强烈程度,决定用洪水毁灭这个已经败坏的世界,只给人类留下一叶方舟和极为有限的生灵,也就是为人类保留了向善的种子。这些种子登上唯一的救生工具诺亚方舟之后,洪水便自天而降,一连下了40 个昼夜。自“诺亚方舟”的漂泊开始,人类便走上了无尽头的尘世的苦难历程。同时,上帝对人类的考验也极为残忍,让亚伯拉罕献出亲子来证明其对救主的信赖。而在《新约》中,上帝非但没有惩罚罪恶累累的人类,反而献出自己的亲子来承担尘世苦难,也为人类赎罪。所以,“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到父那里去。”(《新约•约翰福音》)
   如果说,《圣经•旧约》中的上帝,主要是“以色列人的上帝”和“复仇的上帝”的话,那么,耶稣和其他先知对犹太经典《圣经•旧约》做了创造性的全新诠释,主要由记载耶稣的形迹和布道的四大福音书构成的《新约》中的上帝,就是超越任何单一民族的“普世上帝”,也就是“爱与宽容的上帝”。上帝不是某一国家或某个皇帝的神,其福祗也绝不只限于某一特定的地区或某一特殊的人群,上帝是全人类的神祗,天父之光普照大地,耶稣之爱惠及所有人,从不会遗忘任何一个角落,也不会遗弃任何一个子民,哪怕是低贱者、病患者、残疾者、罪者、妓女、污吏……所以,在基督徒看来,罗马人只有狭隘“爱国心”,而没有宽广的“爱人类之心”;罗马人的信仰仅仅是世俗国家的统治结构及其仪式的组成部分,其最高道德标准不是敬畏普世性上帝,而只是效忠皇帝及其帝国。基督徒之爱却超越了任何国家或民族之爱,是一种普遍的由“爱上帝到爱人类之心”。基督教是与国家政治相分离且超越世俗社会的普世宗教,基督徒的效忠和虔敬只属于上帝及道成肉身的基督,而不属于任何统治国家的“恺撒”。罗马的世俗统治对基督徒的迫害,不是因为争夺有形财富,而是为了获得基督徒对王权的效忠;而基督徒对罗马人的反抗,更不是为了财产等世俗利益,而是为坚守自己的信仰,也就是信仰高于世俗的权力、财产、理性的效忠原则。于是,当基督徒宁死也坚持自己的第一效忠对象——天上之父而非地上之君——的时候,超验信仰对世俗权力的抗衡就已经开始。在基督徒看来,其他异教信仰的根基是建立在世俗国家之上的,而基督教信仰则建立在纯粹的宗教之上。
   4,西方基督教的这种垂顾底层的普世精神,只讲信仰而不讲贫富、国籍和种族,也被传教士带入了中国。在此,请读者原谅我插入一断关于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简短评述,意在使国人更容易了解基督教的草根性和普世性。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也是从底层开始,中国教民的主体自然是底层民众。据记载,中国的第一个基督徒是广东肇庆人,此人因全身长满癞疮而被家人抛弃,早期来华传教的意大利耶稣会士罗明坚神父发现此人时,他正挣扎在奄奄一息的垂死之中。罗神父把他带回住所,治疗数月,终于复原。神父救人的善心感化了此人,使他成为中国的第一基督徒。以后,皈依基督信仰的国人大都是底层民众,农村中的皈依者大都是贫苦农民,城镇中的皈依者大都是被官方和士绅贬为游民的小手工业者,如挑夫、园丁、木匠、剃头匠、学徒,还有就是那些鳏寡孤独,无怪乎当时的福建将军英桂说:“各省入教者,大率无识乡愚。”李鸿章更认为:“教士专于引诱无赖穷民,贫者利其资、弱者利其势、犯法者利其逃捕。”(见《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P508、516)
   两位满清高官对教民的鉴定,起码从四个角度反映了早期中国教民的特点:
   满清权贵对基督教的仇视和对教民的鄙视。
   B,教民主要由贫困、弱势、愚昧、孤独的人和无赖、不法之徒构成。
   入教的主要原因是基于物质功利的需求,而不是基于灵魂救赎的信仰。所以,李鸿章指出的“三利”大致不错。比如,先入教的教民劝说同村人入教的理由是:“入了教就可以增寿添福,所有地粮只纳正银,不必再完耗银,一切差徭可以全免,打死人命也不抵偿,犯了寻常的罪并一切官司,县官不能传问,就可内府提审,入教的人坐着对质,不入教的人跪着听审。”(《谣言与近代教案》,苏萍著,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版P150-151)当然,利用教民身份作恶事的人也不在少数,霸田夺财、强卖强卖、欺男霸女、欠债不还、抢劫强奸……最具破坏性的中国教民之恶行,当数“太平天国”的揭竿而起,历时十年之久的征战,蹂躏了半个中国。
   D,基督教在中国的吸引力,是慈悲情怀和强大实力相结合的结果:为了传播福音,传教士们既有善心、钱财和技术赈济贫困、治病救人、收养孤儿、开办学校,又有来自西方列强的母国背景来对抗官府、伸张正义和保护弱者。于是,在“民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的当时中国,传教士成为弱势群体的保护者,教会成为底层民众逃避官府迫害的庇护所。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现代中国知识精英非常排斥基督教,20世纪二十年代,发生在现代中国的 “非基运动”,其主体大都是当时著名的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中共掌权以来,以暴力专政为后盾,以思想改造为手段,用人格神毛泽东代替上帝及先知,对国人的灵魂进行强制性的无神论改造。当代中国的基督徒,要么作为独裁政权的傀儡工具,要么被无神论的中共政权所压制所迫害。改革以来,中共的无神论意识形态逐渐破产,而民间教会及其教徒却自发成长,尽管中共对民间宗教仍然进行压制,但遍布全国各地的民间家庭教会和民间教徒的殉道精神,已经使中共政权的操控和镇压感到力不从心。
   众所周知,天主教是以梵蒂冈为中心的世界性宗教,只有信仰而无有国界是其主要信念之一。中共政权居然狂妄到在“天主教”前加上“爱国”的定性,这本身就有违天主教的基本教义,无异于亵渎上帝。
   正是这种普世信仰催生出统一的普世教会,也只有这样的具有世界统一性的教会组织,才具有抗衡世俗国家权力的力量,政教分离才有可能从教义变成现实,也才能从信徒的良知反抗演变出制度化抗衡。虽然,西方政教分离的二元社会结构的制度化,要等到中世纪的十一世纪格利高里七世的宗教革命才开始形成,但从基督教诞生之日起,基督徒基于信仰至上的理由对罗马世俗统治的持续反抗,早已自发地开启了西方历史上的政教分离过程。
   结语:信仰征服的伟大意义
   罗马法学家耶林曾说:“罗马帝国曾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以武力,第二次以宗教,第三次以法律。武力因罗马帝国的灭亡而灭亡,宗教随着人民思想觉悟的提高、科学的发展而缩小影响,惟有法律征服世界是最为持久的征服。”(见《罗马法的精神》)
   然而,在我这个生活于无神论传统国度里的人看来,信仰的征服与法律的征服一样长久,甚至可以说,没有基督教的信仰征服,西方的法治传统决不会是今天的模样,西方社会也很难生长出作为主流文明的自由宪政。而且,基督教早已越过西方的疆界而向整个世界迅速传播。在世界五大洲中,欧洲是基督教的传播之源,美洲以及大洋州早在殖民时代就是基督教的福地(北美以新教为主,南美以天主教为主),信仰基督教的非洲人和亚洲人也逐年增加。在亚洲人口最多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基督教得到了空前迅猛的传播,甚至基督教最重要节日“圣诞节”,也正在变成中国年轻人们最青睐的节日。
   回头再说耶林的三大征服。
   武力征服,主要是从公元前509年罗马共和国建立到公元前146年,罗马将自己的统治扩张到希腊和北非。公元前201年-146年(与秦帝国的建立在同一时段),罗马用武力征服了希腊的同时,也被希腊文化所征服,开启了古罗马的“希腊化时代”。有人甚至说,希腊化是罗马精神达到的第一个高峰。作为征服者的罗马,也曾抗拒过希腊文化,驱逐过伊壁鸠鲁派和斯多葛派的哲学家,禁止上演希腊式的讽刺喜剧,执政官加图也曾立志向希腊影响及腐败宣战,但最终以失败告终。来自古希腊的新神祗、无与伦比的哲学智慧和伟大的文学艺术,为这个野蛮的部落式共和国带来了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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