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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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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贬赵紫阳消极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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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紫阳创造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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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给廖亦武的三首诗—— 公开旧作,以祝老廖力作《证词》的出版
·记住紫阳
·看《汉武大帝》中的司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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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裁制度的“合法腐败”


   在今年三月中共两会期间,我注意到网上几个惊人的数据:
   1,多家海外网站报道,中国每年的县、市、省、全国的“两会”,最低花销也要50亿人民币。这真是莫大的讽刺:当代表们愤怒谴责难以抑制的腐败之时,也在他们对两极分化表达忧心如焚之时,人民大会堂里的高谈阔论,也是靠挥霍民脂民膏来供养的。

   2,据香港文汇报报道,全国政协委员在两会上透露,据不完全统计,去年一年中国官方公车、招待、出国考察的花费,竟高达7,000多亿元人民币。过去,大陆媒体报道的挥霍数字主要是公款吃喝,每年都有上千亿元。我猜想,现在的7000多亿,也不会是准确的数字,实际的挥霍大概还要多。
   3,据亚洲时报在线报道:江苏泰州官员为了讨好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竟然炸掉投资2000多万元(人民币)、但还未启用的泰州火车站,在原址上竟投入5亿元重建火车站及其附近配套设施,泰州市长毛伟明指出:"泰州客站是国家铁道部和省委、省政府重视和支持、关心和关注的一项重要工程,也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重中之重"。他还表示,泰州市委、市政府和市有关方面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客站建设,通过路地双方共同努力,把泰州客站建成"精品工程"。
   无论是政治动员还是经济建设,独裁政权及其官员都喜欢大场面大工程,上级的“好大喜功”压迫下级,下级为讨好上级也都“好大喜功”。于是,从上到下的好大喜功,制造了层出不穷数的“主席工程”、“总理工程”、“书记工程”、“省长工程”。当年的“大跃进”,就是中国最大的“毛泽东工程”。毛时代与后毛时代的区别只在于,前者的“好大喜功”大都是傻大黑粗,后者的“好大喜功”越来越精雕细刻,所谓“精品工程”,也越来越变成官员们的“口头禅”,即便是“豆腐渣工程”,内里腐烂,而外表也要“精雕细刻”。
   经济建设上大谈“精品”不算,意识形态灌输上也提倡“精品意识”,如“爱国主义精品工程”和“五个一精品工程”;江泽民的“学习三个代表运动”,胡锦涛的 “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运动”,都要求严禁“形式化”和“庸俗化”,要求精雕细刻,“入脑入心”,党员们的学习心得,必须手写而不允许电脑打字。在各大媒体的宣传灌输中,口号中添加些煽情的细节。
   官僚们“好大喜功”的费用,反正都是“民脂民膏”,再大再精也无妨。
   自上世纪90 年代中期以来,高官因腐败而落马者层出不穷,似乎显示了中共高层反腐的决心。但在中共治下的中国,最大的腐败,决非“中国特色”的“非法腐败”而是“独裁特色”的“合法腐败”。因为,独裁者能把最大的公共资源——公权力——据为己有且肆无忌惮地滥用,变为权贵们的谋私之具。党权及权贵利用公权力谋取的“私利私”,不仅是经济利益,更是政治上的名利。朱鎔基是人们公认的清官,但他个人的清廉,并不能掩盖其集权式改革所带来的巨大损失(比如,将刚刚出现的民间金融纳入国营体制,靠银行贷款挽救国企,靠财政注资挽救国有银行,歧视性的股市,新的统购统销,以及在强行建造磁悬浮等)。大陆近年来的反腐电视剧,剧中刻画的腐败官员类型,已经不再是单一的贪财好色,也出现为了实现政治野心的“政绩腐败”。他们甚至在经济上清廉得很,但他们却专横跋扈、滥用权力、好大喜功、报喜不报忧、媚上欺下、欺上瞒下、打击报复、陷害好人,……他们最后堕落为罪犯,并非因为个人捞了多少黑钱,而是向上爬的政治野心使然。
   后毛时代的所谓改革,由于制度的不合理,社会为经济高增长所支付的综合成本之高昂,实在是个难以统计的天文数字。现在,由于经济的秩序高增长,人们在谈论中国改革的制度成本时,往往只注意政治成本而忽略了经济成本,对官场腐败的指责也多集中于违反现行法律的案件。然而,在我看来,中国式的腐败,不仅是那些违反现行法律的腐败,或主要不是非法的腐败,更根本的是一党独裁制度所保证的“合法”腐败和“合法”挥霍;在屡禁不止、越反越猖狂的非法腐败的背后,是执政党握有支配社会所有资源的绝对权力的制度性“合法”腐败,其经济成本之高昂和经济效益之低下,决不在其它社会领域(如政治的社会的伦理的)的制度成本之下。
   按照公认的政治常识,政治权力应该由公众授予并服务于社会公益,政府的最大职能是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而不是为个人的、小集团的、党派的私利服务。故而,用公权力谋取私利就是权力滥用,任何权力滥用都是腐败。为了防止权力的滥用,必须对权力加以制度性的监督和限制。这种制度化的监督和限制通过保障基本人权的法治来实现——一部保障基本人权和确定公权力的来源、行使范围的刚性宪法,根据宪政原则建立起一套相互制衡的限权制度:在权力来源上通过公众授权(定期的公开的公平的选举),在权力架构上通过权力内部的三权分立(行政、立法、司法的各自独立),在权力行使上通过权力外部的公民权利(独立的私产权、言论权、结社权、游行示威权)。反过来,得不到有效制度的监督和制约的独裁权力,本身就是腐败的,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中共在1949 年掌权后,通过对所有权力的垄断和对私有财产的暴力掠夺,使权力腐败已成为一种制度安排,社会的所有资源(政治资源、经济资源与文化资源)都成为维护为所欲为的一党权力、甚至个人权力的工具,其分配制度实质上是一种制度性行贿,正如托洛斯基所说:极权制度的分配原则,决不是“不劳动者不得食”而是“不服从者不得食”,即完全按照对执政党和独裁者个人的私家忠诚进行分配,顺我者权钱皆有,逆我者一无所有。为了保证政权的内部稳定、官员效忠和减少摩擦,按照独裁者的意愿分配政治权力,再按照政治权力的等级来分配社会财富,让权贵们合法地占有主要的社会资源并从中牟取巨大利益,也就等于用全社会的资产去供养独裁政权的效忠者。现在的反腐败决不是真正的反腐败,特别是涉及到中共高层的腐败案,已成了要挟他人或争权夺利的工具。这种独裁权力带来的制度性腐败,因其现行制度的“合法性”而可以畅通无住。
   无论是五十年一贯制的统治方式,还是经济改革中出台的法规和政策,皆是滥用公权力的“合法”腐败。
   
   一、臃肿而重叠的党政机构
   在自由制度中,只有政府机构靠国家财政(纳税人的钱)来养活,任何政党都只能靠依法自筹的资金而不能靠国家财政来养活。但在中国的体制下,执政党不但靠强权剥夺民间资源,聚敛了巨额党产,而且靠纳税人所支撑的国家财政来养活。中国有两套权力系统——党权和行政权,纳税人在养活政府机构之外,还要供养庞大的党机构。从上到下的党委会(包括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中纪委和各级党委的相同建制)、党的各类代表大会、全会以及所有大小会议,党的办公厅、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中央直属机关党组,都要由中央政府和各级政府的财政开支来供养。朱鎔基进行减员增效的机构改革,触动的也仅仅是政务系统的皮毛,却丝毫没有触及党务系统。目前中国各级政府的财政开支,超过预算一倍以上是普遍现象。
   在当今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从国家管理的角度讲,有一个政府的行政系统足矣。而在中国,则是党、政两套系统,不但白白浪费一套系统,而且党权对行政权的干预造成政出多门的管理系统的混乱,党魁与总理的矛盾,各级党委书记与省长、市长、县长的争斗,贯穿中共的掌权史,使国家付出不必要的管理成本。事实上,纳税人为庞大的党务系统付费,既造就不了公仆,也得不到与之相应的服务;既没有应得的权利,也无法监督执政党;而只有为执政党做无偿奉献的义务。
   比如,县级党政机构通常要有50 多个部门和单位,包括党委系统的六个部、办,政府系统的二十多个局、委、办,人大、政协及其下属机构,工会、妇联、共青团及其下属机构,还有一个武装部,仅正式人员就上千人。从实际的业务量的角度讲,仅有500人足够了。现在,中国官僚机构的庞大臃肿,已经发展为26个国民就要养活一个官员的程度。
   什么是中国式的制度腐败,这才是根本性的制度腐败--以全民的资产供养一党政权。而执政党每年到底用掉多少民脂民膏,从来没有向民众作过交代,纳税人也从来都是毫不知情。
   极具中国特色且颇为荒谬的是,充当政治花瓶的政协及九个民主党派,组成了机构庞大、人员众多、遍布全国的机构,却要全靠国家财政来养活。查看政协网站http: //www.cppcc.gov.cn/,政协由三十四个界别组成,下设九个专门委员会。截至第十届政协三次委会,光副主席就多达25人,全国委员共有 2238人,各级地方政协数量高达3000多个,共有委员50多万人。各级政协的核心领导层由党官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中中共党员占40%;已经变成植物人的巴金,现在仍然是政协副主席,维持这个“植物人政治花瓶”的残存呼吸的费用,完全由上海市财政支付。
   这是中国制度最大的怪胎。政协只是执政党收买社会,名流的专门机构。那些人五人六的政协委员们,既非国家公务员,也不是民选的民意代表,甚至连人大代表的那种表面上的合法理由都没有,完全靠党权钦定。而他们是用甘愿当政治花瓶来换取个人的既得利益。
   号称与执政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各民主党派,也要由中共统战部门来统一管理,各党派的人事安排由统战部钦定,其财物由国家财政提供。于是,中共党魁、政协主席和统战部长等中共高官的公开讲话或内部批示,就是各民主党派的工作指南;各民主党派全无自己的政见和纲领,而只是配合执政党的麦克风和吹鼓手。甚而,各民主党派党魁都没有公开发言的自主权,他们在各类大会上的发言,必须事前报请统战部相关部门的审阅和批准。中共统战部的一个局长、甚至处长的实际权力,都要高于各民主党派的党魁。
   中国的纳税人凭什么养活他们?他们的经费凭什么要从国家财政开支?
   执政党的资金来源和开支情况是黑箱秘密,不但非党的民众无从知道,就连党员们也不甚了了。所以,中共的组织运作每年耗费多少民脂民膏,纳税人们根本无从知晓。我查阅政协网站和人大网站,也看不到两大组织与金钱的任何关系,似乎两个庞大的组织机构是靠喝西北风运作的。
   为了一党私利,中共现政权搞起对台统战来,也决不在乎民脂民膏。对刚刚热过一阵的“连宋大陆行”,国民党党魁和亲民党党魁都受到北京的高规格接待。细心的观察者焦国标先生发现:“连宋二行,四处找坟,八方祭祖,人吃马喂的,开销算谁的?当然算大陆纳税人的。”中共政权为连宋二人安排了祭祀黄帝陵和中山陵等 “公祖”的豪华排场还不算,对两人祭奠各自的“家祖”,也是前呼后拥的豪华排场,把连宋两家的私事办成两岸关注的公益。在一家私祭上如此挥霍公款,也只有独裁政权才敢办,也才能办到。此前,台湾一些政要和名流回乡祭祖,也都享受过独裁政权的优惠。怪不得焦先生质问到:“你们祭你们自己的祖,凭什么花大陆人民的血汗钱?大陆贪官污吏有借办爹娘的丧事大势敛财的恶习,可他们好歹自己还要出钱铺个摊子,然后敛钱;你们二位祭奠自己的祖宗,却完全由大陆人民买单,用公款祭私祖,简直比大陆的贪官污吏还坏。”(《你们谁到陕西把黄帝陵给我刨了?》,载于《观察》05-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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