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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遗嘱由母亲完成—“六四”十六周年祭


   
    一 孩子们留下的遗嘱之针
   
    颠倒的时代,颠倒了是非善恶,也留下颠倒的遗嘱——不是寿终正寝的母亲留给孩子的遗嘱,而是突然早逝的孩子为母亲留下的遗嘱。

   
    年仅17岁的高中生蒋捷连;年仅十九岁的高中生王楠、大学生孙辉,职高女生张瑾,高中生叶伟航,女大学生龚纪芳;年仅20岁的厨师戴伟,大学生董晓军;年仅21岁的工人吴向东、待业青年赵龙、大学生王培文、大学生吴国锋;年仅22岁的大学生田道民;年仅23岁的硕士生何杰,大学生严文;年仅24岁的工人杜光学,大学生段昌隆,女大学生张向红;年仅25岁的大学生程仁兴,女医生王卫萍;年仅27岁的工人王建平,技术员邝敏;年仅29岁的研究人员袁力,女会计苏欣;年仅30岁的编辑杨燕声,博士生林仁富,大学教师肖波;年仅31岁的职员罗维,32岁的记者张汝宁,34岁的女职员刘锦华,……
   
    他们太年轻,远不到留下遗嘱的年龄,但他们却倒在罪恶的子弹下,在最富活力的年龄段留下遗嘱。这种颠倒的遗嘱在寻找母亲的眼睛,如同婴儿寻找母亲的乳头。
   
    他们的遗嘱,没有文字,也没有声音,却是一根无形的尖针,刺痛母亲的双目,泪水化作见证真相的勇气;刺穿母亲的心灵,心血化作寻求正义的良知。但愿孩子的在天之灵知道,正是无字无声的遗嘱,让刽子手恐惧,让母亲们站起。
   
    针的本性是渴望穿透一切,以血来喂养其锋芒。锈迹渗入血液,血的流动使皮肤发紫发青。这根针留在母亲的身体中,只为了一个简单的理由——寻找那只抚育童年的双手,以确立它的永恒道义性。它不允许神经因懦弱而颤抖,针尖成为亡灵的守望者。
   
    这根针寻遍了母亲们的身体,刺死过无数的恐惧和懦弱。它常常潜伏在心脏里,仔细倾听母亲们的心跳。有时,它会宽容地原谅母亲们一时的软弱;有时,它会不顾母亲的疼痛,奋力一刺,结束所有懦弱;也有时,它在发动绝决的一刺前,会有瞬间的犹豫,不敢继续向前。因为,它知道生命的脆弱,有时甚至抵不住轻轻地一刺,应该留下一点余地,一点时间,让血液把锈迹全部吸收。
   
    命运过于残酷,把母亲们交给了孩子的遗嘱,犹如冬日把一滴水交给冰,或夏天把一只眼睛交给炽热的太阳,死于遗嘱之针是早晚的事。现在,此刻,母亲们正在感受它的锋芒和锐利,锋芒照亮内脏,锐利的滑动清洗伤口。
   
    我是幸存者,也是孩子遗嘱的分享者。常常,在睡眠中,遗嘱之针已经习惯了我的胡思乱想和梦中呓语。阴云密布的梦魇里,我会突然听到针尖发出清脆的声响,闪光而奇妙,像流淌在血管中的一道彩虹,让我惊醒。游曳在身体中的针,充满活力,比我的文字更长久。每一次无意中的触碰,针都变得更闪亮更尖锐。
   
    我的身体中,有一个死角格外荒凉。膨胀的罪恶不安于角落的狭窄,它要深入到记忆的核心,要驱逐掉占据身体的那些亡灵。是这根针,使尸体发出呻吟,使睁不开的双眼在黑夜里目光如注,透视出一切。那些背叛的时刻,为正义蒙上虚假的激动,玷污了那个纯粹的夜晚。
   
    真冷呀。针在体内的游走,足以使血液结成冰,被亵渎的死亡,像一座被抢劫一空的陵园。我站在荒凉的墓碑前,烛火跃入眼底,能熔化这根针吗?身体中的针尖能变成烛火,温暖每一块墓碑下的夜晚吗?
   
    刺穿心脏,疼痛的思想将升华死亡。
   
    二 遗忘罪恶的民族没有前途
   
    十六年了,那比强暴更令人绝望的罪恶,偏偏发生在青春的庭院里,一群组织严密而装备精良的土匪,肆意践踏春天的萌芽。有过人吃人的原始,有过观赏人与兽殊死角斗的野蛮,有过几百万人被推进焚尸炉的现代灭绝人类强暴自己的姐妹,是比原子弹更具破坏力的暴行。没有萌芽便凋零,没有果实便腐烂,在一切还未到来之前,一切就被彻底毁灭。
   
    十六年,差不多已经是一代人的年龄。对于“六四”亡灵来说,已经足够漫长,漫长到正义的降临似乎遥遥无期;而对于历史来说,似乎又过于短暂,短暂到血腥的瞬间过去后,罪责就不再是罪责。在大多数经历过的或没有经历过“六四”的中国人的眼中,长安街上血迹似乎越来越淡,六四及其无辜的殉难者也似乎越来越远。
   
    我们这个懦弱而健忘的民族,早已习惯了把坟墓记忆成宫殿,甚至在有奴隶主之前,我们已经学会了怎样下跪才最优美。
   
    就连自由了的中国人,在面对强权压迫和私利诱惑之时,也无法逃脱朝拜的心态。君不见,在中南海一手导演的盛大统战秀舞台上,对岸的连宋也来大陆朝拜“党祖”。二人一踏上人民大会堂红地毯,其内在的惶恐必然表达为对独裁秩序及党魁的高调赞美。
   
    其实,犯下大屠杀罪恶的中共政权,一天也没有忘记作为重大公共事件的“六四”,只不过,中共官方对“六四”的记忆被罪恶的权力的恐怖所颠倒,把大屠杀之日变成公共领域的禁忌,把“六四”亡灵的坟墓变成不许公祭的禁地,把十多年来坚持还原历史、寻找正义的天安们母亲变成严控对象,把一切与记忆“六四”相关的人和事清洗掉。
   
    被民间誉为“真话英雄”的蒋彦永先生,继他在2003年勇敢揭露被官方隐瞒的SARS真相之后,又在2004年向官方发出为“六四”正名呼吁,时值“六四”十五周年祭日,曾引起国内外的巨大反响,但官方对他的回答是长达八个月的软禁。
   
    今年年初,令人尊敬的赵紫阳先生,在八九运动中坚持民主和平、反对暴力镇压;在六四后近十六年的幽禁中,他仍然坚守一位杰出政治家的信念和做人的底线,直到去世。官方的内在恐惧和极度虚弱,居然连紫阳的亡灵也不会放过,正如它从不放过十六年前喋血长街的亡灵一样,草木皆兵的恐怖笼罩京城。
   
    在官方的恐怖政治下记忆“六四”,需要的不是聪明的理智和高深的学理,而仅仅是良知的勇气和人性的常识。所以,我每年为“六四” 写下的祭文,不过是从不同角度重复人人都能轻易理解的基本常识:八九运动的正义性和大屠杀的野蛮性,如同当空朗月,举目可见,不证自明,根本不需要为之辩护。中共政权是罪魁,无论它制造多少谎言和侮蔑,也无法抹黑八九运动,更无法推卸大屠杀的罪恶。正是基于对以上常识的坚信,即便在我蹲监狱的时候,我也从未想过必须为八九运动的正义性辩护。
   
    但是,1999年10月出狱后的经历,让我越来越感到一个可悲的事实:强权恐怖、谎言灌输、历史歪曲、制造繁荣和利益收买的合力,已经成功地清洗了民族的记忆,真相被权杖遮蔽,记忆被谎言填充,常识被狡辩扭曲,良知被金钱收买。正如中共执政后,利用垄断权力和意识形态灌输,把中国近百年的历史变成谎言一样。亲历过八九的一代人大都不愿公开谈论“六四”,八九后一代的绝大多数对“六四”不甚了了,八九运动的正义性也在短短的十六年中,变得越来越晦暗不明。甚至,在大屠杀的主要责任人邓小平死掉之后,在“六四”的主要受惠者江泽民、李鹏相继下台之后,“六四”悲剧似乎已经过去,中共政权也似乎洗刷了罪责。
   
    在这种或自愿或被迫的民族性遗忘中,负有主要责任的是经历过八九运动的官民。首先,已经犯有大屠杀罪恶的中共政权,继续着掩盖罪恶、强制遗忘的罪后之罪;其次,八九运动的亲历者们,特别是那些当年的风云人物,他们屈从于官方的恐怖和收买,以沉默、回避、曲笔、甚至侮蔑来对待“六四”。
   
    他们中的许多人,还未来得及擦干血迹就摇身一变,有的变成大资本家,有的变成学术权威,有的变为当朝新宠,更有用“人血馒头”换来外国身份的“海归”,变成官僚集团的新星和封锁网络的技术总管。一些变成御用智囊的所谓精英,还发明了各种说辞来为大屠杀辩护。从“阴谋夺权论”到“激进主义论”,从 “不成熟论” 到“被利用论”,从“开枪不得已论”到“稳定高于一切论”,从“国情论”到“秩序论”,从“经济优先论”和“威权控制下的渐进改革论”,从“民运精英不如中共精英论”到“学费成本论”……种种对八九运动的指责,众多为大屠杀的辩护,魔术般地,把一场反抗独裁和腐败、要求民主自由的自发民众运动,变成了受到少数人操控的阴谋;把和平、理性的运动描绘为激进主义的革命;把开枪杀人辩护成“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之举;把对政治改革的要求指控为不合国情的超前行为,以至于,“民主将祸国殃民”的论调变成流行曲。
   
    尤其令人震惊的是,最精致最具欺骗性的指控和辩护,居然出自当年的某些风云人物的笔下,出自自称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口中:他们借用西方的“积极自由”和 “消极自由”之划分,用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等历史事件来论证“积极自由”的恶果,指控八九运动也是一种“积极自由”在中国的失败实践;他们甚至把五四运动与文革勾连起来,指责八九运动的学生们就是当年的红卫兵;他们指责民运或持不同政见者是野心家,是境外反华势力的走狗;最后,他们提出“不作为”和 “政治缺席权”的犬儒哲学。
   
    这样,在六四后的中国,西方的“消极自由”传统就变成了犬儒生存的辩护词。似乎“自由”不必去积极争取,而只需无所事事地等待,自由就会像哈耶克论证的“自发秩序”一样,自然而然地到来。而在历史上,没有几代人的积极争取,任何一个国家的自由制度都只能是幻想,即便是在“消极自由”传统深入人心的英美,没有“光荣革命”和“独立革命”,也决不会有今天的自由制度。
   
    “莫谈国事”的传统来自“不准议论”的权力蛮横,它剥夺了民间参与的权利,必然消解掉人们对社会公益的个人责任的承担。久而久之,人们连关注公共事务的意愿和热情似乎都失去了,完全退回到个人的风花雪月、时尚攀比或柴米油盐之中。而民间的被迫退出,必然使作为最大公共事务的政治变成一小撮当权者的私家事务,公权力也就必然蜕变权贵们为牟取私利的工具。所以,从古至今,中国百姓的政治参与,要么是走头无路时的揭竿而起,要么是局面失控中的无法无天,要么是官方操控下的合群自大,要么是屈从于恐怖的政治冷漠,而从来形成过政治的公共性,自然也就没有基于公民责任的理性参与。
   
    独裁政权维持稳定的秘诀之一,就是按照权力的需要任意剪裁历史,使民族记忆无法连续积累,造成代与代之间的记忆断裂和空白。在共产制度已经整体崩溃和人权高于主权的时代,中共的一党独裁之所以仍然稳定,主要的手段之一就是掩盖历史罪恶,强制人们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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