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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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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与日本右翼:均不道歉


    联合国改革方案一出,日本争取成为常任理事国的步伐突然加快:世界第二大经济国的实力、亚洲最成熟的民主国家、七国俱乐部成员国、联合国第二大资助国、大把的对外援助(为了此次“入常”,日本承诺向非洲十六个国家提供经济援助),这一切条件使日本朝野信心十足。现在,五大常任理事国中的美、英、法、俄和联合国秘书长安南,都在不同的程度上表示支持日本。
   在亚洲,日本“入常”成为东亚三大国较力的焦点,日本对亚洲国家的侵略历史问题,再次成为中国和韩国反对日本的主要理由:战争遗留下的领土之争(钓鱼岛和独岛),不向亚洲各受害国真诚道歉,不承认强迫亚洲被侵略国的妇女做慰安妇,政要参拜靖国神社,修改和平宪法以重整军备,文部省通过篡改历史的新教科书,歪曲二战历史,美化侵略行为……似乎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之势,已经不再是民间的极右势力,也日益明显地变成日本政府的选择。
   照理说,东亚两个反日“入常”最激烈的主要国家,本应该协调行动、甚至结成联盟,但中国和韩国却没有协调行动,而是各干各的。
   韩国的反日是朝野共同发力,民间的街头抗议持续不断,激进者甚至以自残的断指行为来表达抗议,韩国总统卢武铉也明确表态,要求日本改变对待历史的错误态度;韩国政府也已经在联合国内展开阻止日本“入常”的拉票活动,让世界看到了韩国举国上下阻止日本“争长”的决心。但韩国不准备联合中国而是单干。因为,韩国也不满中国曾把高丽当作藩国的历史。
   中国的反日是民间热而政府冷,中共政权除了对大规模反日网络签名活动和一边倒的媒体舆论表示支持之外,时至今日,北京并没有就日本“入常”问题明确表态,中共对民间自发的抵制日货行动,也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对民众的街头政治更是警惕有加和有所节制。据香港《明报》报导,中国民间保钓人士尹冬明等十多人筹办反日活动在浙江遭公安围殴。中宣部要求媒体为反日风潮降温,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和专家学者也出面呼吁民间要“理性爱国”。直到日本文部科学省4月5号审定通过了刻意粉饰侵略战争、淡化战争罪行的新版历史教科书,中共外交部官员才奉命紧急召见日本驻华大使阿南惟茂,就文部科学省审定通过新版教科书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中国驻日本大使王毅也在东京向日本政府提出交涉,阐述了对历史教科书问题的严正立场。与此同时,中共驻联合国大使王光亚对联合国改革方案进行杯葛,间接地表达反对日本“入常”。
   其实,在当前日本,持极右立场的日本人绝非民间舆论的主流,极右翼立场的新版教科书的采用率也仅占1%,但在言论管制依然严厉的中国,官方喉舌对小泉坚持参拜靖国神社和日本文部省通过了新教科书的刻意渲染,误导了大陆民众,使之很容易把日本极右翼势力误读为日本舆论的主流,进而误读为日本政府的态度。也就是说,中国民间反日情绪的高涨,与近年来中共官方对民族主义刻意纵容相关,也与大陆民众无法获得多元而完整的新闻信息相关。
   现在的中国,不再是东亚病夫,甚至在军事上已经属于亚洲的强国,但日本极右势力仍然歪曲侵华历史,日本政府也不向中国人真诚道歉。特别是在德国人的对比之下,中国人对日本人就更感到愤怒。
   二战后,德国几十年如一日地反省自己的战争罪恶,德国总理可以向受害者下跪来表达悔罪和道歉,甚至德国的悔罪道歉已经延伸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屠杀平民。在战后赔偿的问题上,德国也做得很彻底,在战后的五十年来一直都在赔,赔完受害国家,又在1999年赔偿劳工。
   为什么同样在战争期间对中国人犯下过深重的历史罪恶——从甲午海战的旅顺大屠杀到二战时期的南京大屠杀——的日本人至今不肯像德国人那样真心悔罪和道歉呢?为什么日本人不给受害者以适当的赔偿呢?
   除了现实政治的原因之外,德、日之间的差异源于东西方文化观念的巨大差异——西方的基督教罪感文化和东方的面子文化,从而导致了中西方不同的战争观念、民族观念和历史观念。
   一、日本野蛮的战争观念
   在战争观念上,日本人仍然坚守东方文化的劣根——只要面子而不要是非。在日本,这种战争观念以武士道精神为主导,只论战争的胜负结果而不论战争正义与否的道义性质,也就是“成王败寇”的战争观。或者说,日本人仅仅以成功为是为善,其荣誉感也只来自成功;日本人以失败为非为恶,其耻辱感也只来自失败,却从不管是什么样的成功和失败。
   所以,日本人并不认为侵略战争是犯罪是耻辱,甚至不认为在战争中杀害大量平民是犯罪是耻辱,而是认为战争的失败是莫大的耻辱,被受害者追究战争罪责是更大的耻辱。当一个民族或国家并不认为自己发动战争和屠杀平民是罪错之时,也就顺理成章地认为无需承认罪错。二战中的失败,已经使整个大和民族倍感耻辱;战争受害国还逼着发动战争的日本必须进行反省、忏悔、道歉、谢罪、赔偿,日本人必然会产生更大的耻辱感,也就越发抵制道歉和赔偿。日本军人在战败后喜欢选择剖腹自杀的方式来了断或洗刷耻辱,就是“成王败寇”之价值观的典型表现。正如美国著名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其名著《菊与刀》中所说:“和西方比起来,信仰基督教的民族有原罪感,他做错了,知道自己有罪就会承认,就会忏悔。日本的耻感文化就是做什么事都没有好坏之分,只有羞耻之别。他作了恶,犯了罪,只要这个事情没有被发现,没有被揭穿,没有让他感觉到羞辱,他就不会认错。他只要感觉到羞耻,他又会选择包括自杀、切腹这些激烈的行为自裁。”
   在这种战争观念的主导下,日本人认为:二战期间,从单纯的军事上讲,日本人在亚洲并没有遭到过真正的挑战,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太阳旗插遍亚洲诸国,日本皇军几乎所向无敌,不但亚洲其他国家的黄种人是日本的手下败将,就连曾经在亚洲不可一世的白种殖民者也不是日本的对。换言之,日本在二战中的失败,不是败给了亚洲的任何一个国家,不是败给朝鲜、菲律宾、缅甸、印尼……等小国,更不是败给中国这样有美国帮助的所谓大国,而是败在太平洋战争,败在广岛和长崎的两颗原子弹,一句话,是败在美国人的手中。
   历史事实亦是如此。
   尽管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和汪精卫在庐山先后发表了著名的“最后关头”演说,蒋的“ 焦土抗战”和汪的“灰烬抗战”的宣言,标志着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尽管在1940年之前,中国人对日本人进行了顽强的抗击,但不要说共军的小打小闹的游击战赶不走日本人,就是国军在正面战场上的浴血奋战也赶不走日本人。随着上海保卫战的惨败和南京大屠杀的惨烈,军事失败把蒋介石政府逼入绝境。所以,1938年6月9日,为了阻止日本军队的大踏步推进,国民党政府在没有预告的情况下,企图用突然炸开黄河大堤来阻止日本人,但泛滥的黄河水并没有淹死一个日军及其吞并中国的脚步,却淹死十多万中国老百姓,二百多万中国人变成无家可归、一贫如洗的难民。不久,国军又在预定撤退的长沙放火焚城,实行蒋介石的所谓“焦土抗战”,结果烧死平民数万,却没有几个日本军人死于大火。国军的正面抵抗、决堤洪水和大火焦土所付出的生命和财产的巨大代价,都没有能够阻挡住日本人长驱直入的脚步。
   中国对日战争的胜利,不过是反法西斯同盟国对轴心国的胜利的附属结果而已。没有美国的援助,中国无法完成“以空间换时间”的抗日战略;没有盟国的胜利,中国也许到现在还是大东亚共荣圈中的臣属国。而且,回顾历史,中国人大都是对外战争的懦夫和窝里斗的英雄。所以,成吉思汗的马蹄才能踏破中原,满人的八旗军才能冲破山海关,几千名八国联军才能占领北京,使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汉民族多次被地少人稀的外族人统治。
   在亚洲,今天的日本人仍然保有不可一世、不承认战败和不肯悔罪的原因是:二战的失败并没有导致大和民族的一蹶不振,反而再一次激发了日本的畸形民族自尊,把战败的耻辱化为振兴的动力。日本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和平时代的经济奇迹和政治制度的成功转型,在经济上,它不仅是亚洲第一大国,也是世界第二大国;在政治上,它又是亚洲第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是西方强国俱乐部中的唯一亚洲成员。如此迅速地实现了由军国主义国家到现代民主国家的转型的日本,似乎有足够的实力和资本来支撑它的野蛮的战争观念。
   在“成王败寇”的战争观的作用下,现在的日本右翼势力还利用所谓相对主义历史观来加强其自我辩护的力量。日本右翼分子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时期,在价值判断上殖民主义并非邪恶,也没有违背当时的国际公义,几乎所有强国都在进行殖民主义扩张,为什么偏偏揪住我们日本不放?殖民主义被宣判为有违人类公义及其相关的国际法,是二战结束之后的事情,以此来要求我们日本为二战前的殖民行为谢罪和赔偿,是时空错乱和强人所难。
   然而,日本的辩护完全是强词夺理。事实上,1928年已经有了《巴黎非战公约》,规定在缔约国之间的关系上废弃战争作为实行国家政策的工具,日本也是签约国之一。
   何况,日本人认为他们对受害国已经做出了道歉和赔偿。比如,1951年签订了《日韩条约》,日本政府在条约中向韩国表示了道歉。日本还对印尼、菲律宾、越南、缅甸、老挝、柬埔寨支付了赔偿金。日本也通过秘密协议对亚洲殖民地的一些西方宗主国居民给予了赔偿,比如,日本与荷兰达成过一个私下协议,太平洋战争时期在印尼群岛上被没收财产、被关入集中营的荷兰国民,得到了日本的赔偿。而遭受日本之害的其他国家的道歉和赔偿问题,之所以会不了了之,也有正式的条约为依据。比如,日本会拿出《旧金山条约》为自己辩护。实际上,在美国对日政策于1948年转变之后,日本对同盟国的赔偿到1949年春天已经基本停止。在美国的主导下,1951年9月8日签署了《旧金山合约》,美国基于战后的国际局势和亚洲局势的考虑,该条约第三款规定:其他同盟国放弃任何赔偿要求。同时规定了日本用归还受害国的领土来换取道歉和赔偿。
   在对中国的赔偿问题上,之所以,中国吃了大亏而日本占了大便宜,表面原因是美国对日本的袒护,实质原因是中国本身的分裂。当国共内战使中国事实上分裂为两个政权之时,日本就能利用北京政权来制衡台北政权,再利用台北政权来制衡北京政权。日本人对蜗居台湾的蒋介石说:台北如果不放弃赔偿,日本就承认北京政权。于是,蒋介石政权就乖乖地与日本政府签订了《日台条约》,放弃赔偿要求。同样,台湾问题也给北京政权带来巨大的外交压力,中共政权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主动放弃了赔偿要求。同时,对于大陆中国人的赔偿要求,日本还会自我辩护说:虽然我们日本没有给中国战争赔偿,但我们已经用长期的援华贷款的形式对中国作了变相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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