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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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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感激——政治严寒中的民间温暖

   

   刘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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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题记】我首先要恳请关注我遭传讯和查抄的人士原谅,因 ││     为,我无法保证在致谢时没有遗漏,所以就不再一 ││     一列出姓名。                 │└────────────────────────────┘

   当新一轮政治严寒降临中国大地之时,对“胡温新政”的失望和“胡不如江”的评价迅速传播。然而,只有把中国未来全交给中南海安排的人,才会把胡、江之间的策略区别当作二者为政之德的区别,也就是把主观的善意期待和舆论泡沫当作客观现实,把一厢情愿的幻想当作希望,而一旦幻想之破灭必然带来失望。

   事实上,以我“6.4”以来15年的个人经验而论,不要说3次失去人身自由的经历,即便仅是每逢敏感时期我家门口就要有警察和警车,也足以看清后毛时代的中共政权——在坚守一党体制和跛足改革上,邓、江和胡乃一脉相承。尽管,胡、温提出“以人为本”和“平衡发展”的亲民路线,也确实在改善农民和民工的悲惨处境上施以自上而下的小恩小惠,但中国仍然是个党权至上、而民权至下的国家,弱势群体仍然没有足以抵御官权侵害的基本权利。尽管,中共政权也在言词上由否定人权转变为承认人权,还把“保障和尊重人权”写入宪法,但在现实中,中共仍然是个仇视民意、垄断媒体和严控言论的警察国家。当下中国从来不会有真正的政治春天,“6.4”以来的所谓“政治小阳春”全是假象,而“政治严冬”才是中国政治现状的基本事实。

   然而,后毛时代的中国政治天空,不再是极权者一手遮天,而呈现出黑暗与光明的二重色彩。官、民之间的关系,也不再是除了“山呼万岁”的仰望、就是万马齐喑的黑暗,而是官方的政治僵化和民间的权利觉醒、官权镇压与民间反抗的同时并存。制度的独裁依旧,但社会不再愚昧;官权的霸道依旧,但民间维权运动的此起彼伏;文字狱的恐怖依旧,但已不再能产生杀一儆百的威慑力;政权的“敌人意识”依旧,但“敏感人士”已不再是人人避之犹恐不及的“瘟疫”,官方迫害非但无法羞辱被迫害者的人格,反而逐渐变成了对被迫害者的道义成全,使之被奉为“民间良知”或“真话英雄”,而官方打手却变成了“干脏活”的工具。加之苏东共产极权阵营雪崩之后,全球走向自由化、民主化的大势日益强劲,主流国家的人权外交和国际人权组织的压力,致使维持独裁体制和恐怖政治的成本越来越高,官方迫害的有效性和威慑力不断下降,中共现政权也不得不在对内统治和对外应对上大作“人权秀”和“民主秀”。

   当我被置身于抄家和传讯的政治严冬之时,来自民间道义和国际关注的温暖,使我更真切地体验到好友王怡在《冷兵器时代的政治》一文中所表达的民间勇气:“如果说,我们不断地低估了共产党的凶狠和愚蠢,那么反过来,让共产党也不断地低估我们的勇气和正直吧。让我们表现得出乎他们意料,就象他们出乎我们意料一样。”

   当警察们对我家进行查抄时,一位正在给我打电话的好友机敏地意识到了危险,就在第一时间把信息传递出去,接着就是民间的公开声援和国际的舆论关注——尽管,这一切都是我回家之后才知道的。

   我从派出所回家时,马上接到数不清的朋友、熟人、陌生人的电话慰问,还有诸多境外媒体的电话采访。有的朋友隔三差五地打来问询电话,甚至有朋友每天都要打来越洋的电话。

   当我仍然处在变相“监视居住”之中,连妻子刘霞也被限制行动自由、只允许她在警察的跟踪下去附近超市买日用品之时,12月21日,许多人通过电话把我获得“捍卫言论自由奖”的消息告诉我——尽管,早在10月中旬,记者无国界的人士就已经通知了我——但友人的通报仍然让被禁锢的陋室充满了激励的温暖。

   12月24日以后,我们夫妇已经能够外出会友。我家的门口还有警察和警车,一出门,就有警察跟踪,但,每天都有朋友设饭局为我“压惊”。聚餐时,警察或在餐馆门外守候,或选一张离我不远的餐桌监控,而朋友们已经习惯了我的敏感身分,而全然不在乎警方对我的全程监控。他们不在乎尾随着私家车后面的警车,在监控下的喝酒聊天,照样是尽兴而终,。

   是的,官权下的中国,几乎没有足以温暖人心的政治春天。然而,恐怖政治的寒冷并不能完全冻僵民间原野的道义春天。

   无论是公开的关注、还是私下的问候,也无论是来自亲人的、朋友的、熟人的、陌生人的,还是来自媒体的、民间组织的、西方政府的……每一点善意的表达和每一次独立的报道,都让我感怀莫名,让我在政治严寒里感受着民间关怀的温暖。

   那个不眠的冬夜令我的灵魂颤抖。但这颤抖之源,不是冰凌而是炉火,不是阴影而闪光,不是人人自危的恐惧而是民间勇气的增长。

   这炉火,对于我个人,是保护、是激励、更是责任;没有炉火的温暖,我既不会有现在的知名度,也不会有高于其他异见者的人身安全——现在的我,也许无法坐在家中新买的电脑前,写下发自内心深处的感激,更不可能增强了对人性善良、民间勇气和自由中国的信心。

   这闪光,对于中国的自由事业,具有自由本源的重大意义。公开反独裁、争自由的人士的人身安全,表面上取决于本人的社会名望之高低,但在实质上取决于大陆民间的相互支持和自由国家的声援力度,越是在黑云压城的时期,就越应该凝聚共识和拿出勇气,坚守道义底线,公开表达良知。如果这样的支持和声援足够强大,不仅能够迫使官权妥协,也能把不太知名者造就成知名者。不是中南海权贵的开明或开恩,而是民间的权利觉醒和勇气的增长,才是我们保持乐观信心的最大理由,才是我们有希望免于恐惧生活的关键力量,也才是自由之树在独裁国度得以扎根的沃土。

   这勇气,会鼓励越来越多的心向自由的人们,超越屁股决定脑袋的颠倒逻辑,抛弃利益计算代替是非抉择的犬儒人生;也会让沉默的大多数逐渐懂得:觉醒的人性不甘于在政治严寒的威逼中发抖,而是用挺直的脊梁支撑起的人性尊严的春天;发自良知的正义感不再慑于恐惧,相互扶持的温暖使勇气不再孤单。

   感谢这些觉醒了的民间良知,感谢国际社会的正义力量,为寒冷的政治严冬带来人性的道义的温暖。也许,这民间的温暖还不足以抵御官权的寒冷,还不能马上让民间的尊严结出自由的果实,但萌芽已经破土,民间的自发呵护就会不断加温,直到这里的政治气候不再寒冷。

   (2005年1月24日于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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