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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文选
体验死亡
·体验死亡(北春、2000、7)—“六•四”一周年祭
·给十七岁—“六•四”二周年祭
·窒息的广场—“六•四”三周年祭
·一颗烟独自燃烧—“六•四”四周年祭
·从一块石头的粉碎开始—“六•四”五周年祭
·记忆—“六•四”六周年祭
·我将放纵我的灵魂—“六•四”七周年祭
·那个日子—“六•四”八周年祭
·又逼近并击穿—“六•四”九周年祭
·站在时间的诅咒中—“六四”十周年祭
·献给苏冰娴先生─“六四”十一周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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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一座坟墓—六四十三周年祭
·在亡灵目光的俯视下─“六四”十四周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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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清明变成石头—六四十五周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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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指控到经济指控—置疑以腐败罪起诉黄金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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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情紫阳的遗憾(上)

   

   作者:刘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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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四后,赵紫阳这个名字,一面成为官方最畏忌的话题,另一面成为要求政治改革之民意的象征;紫阳去世,现政权如临大敌,尽露草木皆兵之惊恐,而在海内外的自发悼念潮一浪高过一浪;由此可见,被官方禁锢了近十六年的紫阳精神及其未竟之遗愿,一直活在大陆民意的怀念中,也活在的国际舆论的尊敬里,活在争取自由的伟大事业中。紫阳的历史地位和政治荣誉,根本无需中共官方的恩赐性平反来给予。正如胡平先生所言:官方如要为紫阳先生举行悼念仪式,除非他们忏悔,否则他们不配。

   尽管,紫阳坚信自己的政治选择终将得到公正的评价,他那不违心认错的良知和政治理念的开明,已经远远超过其他遭受不公正整肃的党内高官,但也必须承认,他在“终于获得自由”的同时,并没有最终摆脱“组织人”的身份。在软禁中的时间里,他更多的是给党组织写信而非对民间发言;他在大多数时间内保持着沉默,很少像他的老部下鲍彤先生那样以公开发言来做积极抗争。这自然会让敬重他期待他的民意感到些许遗憾。

   杰出政治家的道义勇气和政治魄力,不仅表现在他们手握重权时的作为,更应该表现在他们失去权力、身处逆境时的作为。面对非正义的强制压迫,是否具有道义上的勇气,绝非单纯的勇敢与否的问题,而是能否具有高贵政治人格和杰出政治智能的表现,更是政治斗争中的暂时失败者能否保持乐观而健康的心境的表现。有良知的知名政治家在逆境中保持一种乐观的抗争姿态,不仅对民间社会是一种感召和凝聚,而且是对严重受挫者的最有效的心理治疗,对大挫折中的个人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积极的主动的抗争,会为抗争者个人带来底气十足的正义感和荣誉感,不仅是心理治疗且是生理治疗,即保持一种“健全的意志和明亮的内心”,肯定有助于延缓生理机能的老化和疾病的迅速恶化。换言之,在邓小平无法完全致其政敌于死地的后毛时代,也就是在权力斗争的残酷性有所下降的时期,对于下台后的紫阳而言,只有公开化的不屈抗争,才能使他们既能保持一种平衡的健康心理(胡耀邦不至于因过于沉重的内在压抑而突然病逝),也能使他们充分利用自己的无辜受难所积累的丰厚的道义资源,通过不断的公开发言把自己变成凝聚国内民意和国际支持的道义象征。

   然而,六四十五年来,无论是自我辩护还是发表政见,赵紫阳的公开发言都太少了,仅仅是偶尔说上几句。所以,尽管国内外舆论仍然在关注他的现状,有关他的任何信息都可以在国际上成为新闻,但他在大多数时间里的沉默,已经浪费了且继续浪费着他在八十年代所积累的政治资源和在八九运动中所积累的道义资源。无法否认的现实是,不仅是现政权的封杀,也是紫阳自身的沉默,使他的影响力已经大不如前。其实,从赵紫阳下台后偶尔发表的言论看,他对通过渐进的政治改革来结束一党独裁和建立民主制度,已经没有任何观念上的包袱了,他所缺少的只是彻底摆脱“组织人”羁绊的政治魄力和道义勇气。以紫阳的地位和影响而言,他的主动抗争并不需要唱政治高调,甚至不需要他像其老部下鲍彤先生那样公开表达政治异见,而只要他隔一段时间(哪怕一年一次)发表一封公开信,抗议非法软禁和要求人身自由,就足以产生巨大的影响。

   据赵家人透露,在长达近十六年的软禁期间,紫阳先生给中共高层写过一些信和文章,生前从未公开过。现在,亲人已去,希望公开。这些信件和文章,如能在紫阳活着的时候陆续公开,那将对中共高层施加怎样的压力,对心向自由的民间产生怎样的激励呀!

   这样的遗憾,源于民意对大变革时代的政治领袖的更高要求,是充满善意且言之成理的。因为,紫阳作为八十年代政治改革的领袖,特别是他在八九运动中的政治选择,使民间有理由对他报有这样的高期待,或者说,紫阳是当下中国最有资格被民间寄予高期待的政治领袖。然而,与前苏联社会转型时期的开明政治人物相比,如果说,在中国改革的黄金时代,身居党魁高位的紫阳无法成就中国的戈尔巴乔夫,非不为也,乃不能也;那么,六四后被长期软禁的紫阳也没有成为中国的叶利钦,而只能消极抗争到黯然离世,非不能也,乃不为也。

   2005年1月24日于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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