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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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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情的胡耀邦和赵紫阳

   刘晓波

     作者题记:这篇关于胡耀邦和赵紫阳的长文,动笔于2001年,断断续续写2004年年代,其中有些部分也先后在不同的杂志上发表过。

    

   十五年前的1989年春天,胡耀邦含冤而去;十五年后的2005年严冬,赵紫阳在软禁中走了。

    

   尽管,我对本文还不太满意,并不准备现在就全文发表,但紫阳的离世让我悲痛,官方封锁紫阳亡灵的无耻令我愤怒。所以,也不管自己对本文是否满意,我决定提前发表,以示对紫阳亡灵的悼念和敬重。

    

    

   序言

   

   拒绝歪曲历史和掩盖罪恶的官方记忆不可否认,谈论中国改革的历史,不能不谈邓小平,但也决不能只谈邓小平。对后毛时代的党内改革派的巨大作用给予充分的尊重,并不意味着邓小平就是改革派的唯一代表,也不意味着对民间自发动力的故意无视,更不意味着邓小平在后毛时代的作为皆是“伟光正”的。因为,一种新旧交替的历史性转折,肯定不是单一力量所能完成的,无论这力量有多大;更不是某一历史人物个人所能推动的,无论这历史人物的个人贡献多么杰出。所以,回顾伟大历史事件也好,纪念伟人也罢,任何把全部功绩都献给一个人的回顾和纪念,即便不是别有用心的恶意,起码也是不尊重历史真相和极不公平的。然而,在由官方主导的邓小平百年诞辰纪念活动,仍然重复着歪曲历史和掩盖真相的造神运动,而对于胡耀邦和赵紫阳在改革开放上做出巨大贡献则只字不提。

    

   实际上,在八十年代的改革黄金时期,从高层改革派的角度看, “邓、胡、赵”曾被公认为驱动改革车轮的三驾马车,胡耀邦是清算文革罪恶、平反冤假错案、思想解放运动的主持者,赵紫阳是经济改革(农村的包产到户和城市的企业改革)和政治改革的主要推动者,甚至可以说,赵紫阳在八十年代树立的“温州模式”,为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和私有化指出了方向。更重要的是,胡、赵二人还是抵制党内保守派的中流砥柱,先后阻止了“清污”和“反自由化”等整人运动的泛滥。

    

   然而,被神话为改革总设计师的邓小平,从整肃“西单民主墙”开始就犯下一连串的重大错误。他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默认极左派发动的“清污”和“反自由化”;他通过非程序化的人治强权罢免胡耀邦,间接导致了胡耀邦的含冤而死;胡之冤死又成为八九运动的导火线。面对反腐败、促改革和要民主的民间自发运动,邓先是了听信了李鹏等恶吏的误导性汇报,口述了强硬的“4。26社论”,把完全自发的学运诬蔑为由一小撮长胡子的人操纵“动乱”;在赵紫阳的“五四讲话”和“亚银讲话”之后,如果按照赵提出的“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来解决官民对立,运动决不会继续升级。但邓坚持“4。26社论”的错误,致使运动升级为“5。13大绝食”的抗争;接着,邓拒绝了赵的温和政策,宣布军事戒严,故伎重演地罢免了赵紫阳,致使运动进一步升级为徒手民众与武装军人之间的对抗;最后,邓又把对学运的定性由“动乱”升级为“暴乱”,命令全副武装的军队屠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在一个国家的首都、在全世界媒体的注视下,酿成了震惊中外的六四大屠杀。

    

   现在,双手沾血的邓小平却成为中国改革的“唯一人”,而有功于八十年代的改革的胡耀邦和赵紫阳,不但前者冤死十五年、后者软禁十五年,而且两人的名字也在中国改革史上消失了。

    

   从推动改革的社会力量的角度看,在政治、思想、经济这三大方面,中国改革的最初动力都并非开始于任何官方决策,而是来自城市的民间和农村底层。只不过,来自民间的自发要求和行动得到了高层改革派的默认在政治上,至少从林彪事件开始,民意已经自发地酝酿着社会变革。1976年借悼念周恩来之名而出现的“四五天安门运动”,是民间要求结束文革和进行改革的第一次公开的响亮呐喊;接着,“西单民主墙”运动又第一次提出政治民主化的要求,并受到邓小平、叶剑英等高官的肯定。可以说,“四五运动”和“西单民主墙”为邓小平的重掌最高权力提供了巨大的民意支持。

    

   基层农村的自治性民主试验的最初发源,绝非中共突发善心的自上而下的单向恩赐,也不是知识精英的自觉设计,而是农民的自发诉求及其实践——为了社区的稳定和安全而自发创造出来的。远在20世纪80年代初,正值新旧制度交替的时期,当城里的精英们还在为冤案平反而高呼感恩戴德的口号之时,零星的自发的民选村官的政治尝试,几乎与小岗村的经济制度创新的大包干同步进行。最早的试验发端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宜山县三岔公社合寨大队(今宜州市屏南乡合寨村),时间是1980年。因为,随着人民公社制度的崩溃,国家权力对农村基层社会的控制出现真空,公共管理陷于瘫痪。为了避免秩序失范的无政府状态,出于对公共安全的需要,村民们产生了自我管理的意愿,民主选举村委会的试验由此开始。该大队的两个自然村的六个生产队率先行动,每队提名一个候选人,125户每户派一个代表参加投票,最后韦焕能以全票当选村主任。显然,村民自治是人民公社制失败的必然结果,也是农村生活的实际需要激发了农民政治创造力的果实。官方对村民自治的支持和规范,更多是出于填补基层农村的权力真空和便于管理的目的。也就是说,中共高层所做的,不过是基于特定历史条件而肯定了民选村官的试验,随后又把村民自治写入宪法,并通过具体法律使之规范化制度化。

    

   在思想文化上,“四五运动”中出现的一系列诗文和演讲,迅速传遍了全国各地,特别是那句“秦皇的封建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的口号,已经具有了民间自发启蒙的作用:“西单民主墙”的言论更是民间启蒙思想的大汇集,特别是对民主、人权和言论自由的呼吁,为中国改革的政治方向提供了最早的引导;邓丽君等人的流行歌曲、手抄本小说和《今天》诗歌对大一统的革命文化之冲击,也是来自民间自发的创作、引进和传播。即便是“思想解放运动”,也不能只谈中央工作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和理论务虚会,而不谈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的自发投稿,为思想解放运动提供了最早的理论资源。而在邓小平重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镇压民主墙运动之后,仍然是民间思想推动着的启蒙运动,而官方则不断发动打压民间的自发启蒙(如清污、反自由化等)。

    

   在经济上,奠定中国经济改革基础的农村改革,最早来自农民求温饱的自发动力,“包产到户”和乡镇企业等的制度创新,带有纯粹的底层性和草根性。之后,由企业改革开始的城市经济改革,企业的“奖金激励”和“承包体制”,商业中的“个体户经济”和流通领域的“价格双轨制”,也是先有地方企业、民间个体的自发尝试和地方的开明领导人的支持,而后才有中央政策的形成和全国性改革的展开。

    

   而且,这一切民间自发动力的出现都带有逼上梁山的性质,是忍无可忍之时的铤而走险:“四五运动”和“西单民主墙”是对极端独裁及其文革的忍无可忍,曾被定性为“反革命动乱”和“反革命思想”:“包产到户”和村民自治是对“人民公社体制”的忍无可忍,也曾被定性为“复辟资本主义”;邓丽君的歌和《今天》的诗是对假大空的意识形态灌输的忍无可忍,也曾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的靡靡之音”和“资产阶级文学”,许多人因此而受到政治迫害。他们作为先知先觉者皆为改革付出了不同程度的个人代价,理应被历史所铭记、被今天的改革受益者所尊敬。

    

   必须明确的是,中国改革,能够被境内外媒体看到的更多是官方主导的表层逻辑,而真正推动改革的深层逻辑则是民间的自发动力。然而,这一深层逻辑,不但在本土被中共垄断的话语霸权所压制,而且也往往被境外舆论所忽视。事实上,正是这种自下而上的民间自发改革动力,在后毛时代得到党内开明派自上而下的默许、鼓励和支持,才开启了难以抑制的改革大潮。

    

   现政权借邓小平百年诞辰之际,之所以要全力凸出邓小平对改革的主导作用,一方面意在把改革的主要功绩仅仅归功于中共政权,并把现在的当权派标榜为改革的正宗继承人;另一方面完全抹杀民间的自发动力对改革的基础性贡献,也抹煞胡耀邦和赵紫阳等人对改革的巨大贡献。

    

   客观的历史事实是:邓小平在经济上甚至意识形态上是开明派,而邓在政治上无疑是中共高层最大的保守派。在此意义上,一种只属于邓小平的改革,显然就是被江泽民所固守的改革——由独裁权力所主导并优先服务于权贵阶层的跛足改革,是无视公正、弊端丛生、危机四伏的改革,也是持续积累底层仇恨和动乱因子的改革。这种改革奠基于邓小平重掌权力后的1979年,它通过重申“四项基本原则”的独裁教条,通过“清污”和“反自由化”的意识形态整肃运动,也通过先后废除两任中共总书记的人治手段,更通过镇压“八九运动”的血腥屠杀,使国人至今仍然生活在一党独裁的恐怖政治之下,使改革走上跛足而行的特权主导下的“强盗资本主义”歧路,小康承诺下的两极分化、经济高增长下的腐败泛滥和生态破坏、大众文化下的道德堕落和信仰真空……现在的中国,既是暴富的权贵家族的天堂,又是广大无权无势者的地狱;既是诚实经商者的蜀道,又是欺诈投机者的阳关;是没有社会公正和商业信誉的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其血腥和野蛮、无耻和厚黑,远远超过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罪恶。

    

   中共现政权谈论的邓小平改革,既是对历史的极大歪曲,也是对有功于改革的其他个人和民间努力的极大不公。说明了中共独裁政权在书写历史上的一贯的权力自私:通过歪曲历史和掩盖真相来进行自我标榜,利用话语霸权来垄断所有功绩和推卸所有的罪责。正如毛泽东时代编写的抗日战争史一样:真抗战的蒋介石被歪曲为假抗战的民族罪人,而假抗战的毛泽东却被塑造成真抗战的民族救星。

    

   中共现政权可以歪曲历史和掩盖真相,但民间记忆决不能对这种制度性谎言保持沉默。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以胡耀邦和赵紫阳为代表的中共第二代领导人执政的年代,邓小平自称第二代,是企图以此抹煞真正第二代的历史地位。事实上,从中共历史传承的角度看,在50年代就成为中共高层核心七人之一的邓小平,显然属毛、周一代,即中共第一代。因此,本文把胡、赵作为中共第二代的代表加以评述。

    

   八十年代,有一种对中共高层权力结构的通行说法,即“邓、胡、赵三驾马车”。的确,邓小平作为中共改革战略的后台支柱,与作为前台领军人物的胡耀邦和赵紫阳之间,曾经有过相互合作的蜜月期。胡耀邦和赵紫阳在大陆中国政坛上的崛起,没有邓小平在幕后的全力支持,是不可想象的;而邓小平在国内外如日中天的声誉的取得,没有胡耀邦和赵紫阳的鼎力相助,也是不可思议的。然而,从另一个角度讲,胡、赵后来的政治悲剧,也早已隐藏在邓小平的全力提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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