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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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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魁昏话 一笑了之

    刘晓波

   近一段时间,官方再次收紧言论,且来势凶猛:中宣部根据胡锦涛的内部讲话精神,在9月29日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接着下发印有胡锦涛批示的红头文件,主要内容是加强对意识形态主导权的控制,决不手软地打击“自由化思潮”,并列出严禁擅自报道的二十九类事件。接着,党控媒体大批“新自由主义”和 “公共知识分子”,并发出针对自由知识界的封杀令,点名封杀多位知名的自由派知识分子。

   中宣部,这个意识形态衙门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是职业的言论杀手,除了八十年代朱厚泽先生担任中宣部长的短暂时期内,提出过旨在解放思想和鼓励言论自由的“三宽”政策之外,中宣部年年都要开会强调意识形态导向,也年年都要下发红头文件及其封杀令,对此,大陆人已经见怪不怪了。然而,胡锦涛在红头文件上的批示:“管理意识形态,我们要学习古巴和朝鲜。朝鲜经济虽然遇到暂时困难,但政治上是一贯正确的。”

   为了维持政治稳定和言论一律,党魁号召全党学习古巴和朝鲜,这在中共五十多年的掌权史上,可谓史无前例。暴君毛泽东自视共产世界和第三世界的当然领袖,怎么可能向被他扶上极权宝座的金家政权;泱泱大国的极权者老毛,又怎么可能把卡斯特罗治下的蕞尔小国古巴放在眼里。毛死后的二十多年的改革史上,即便在六四惨案后最严酷的时期,也没有任何一个高官会想到学习朝鲜和古巴,更不要说向全党提倡了。所以,胡的这段批示,大概让国人和国际舆论感到吃惊,顿生匪夷所思之叹。无怪乎,境外媒体惊呼:“中国知识界又面对寒冷的冬天”。

   然而,以目前中国的现实和党心民意而论,这样的批示,真会让国人找不到北,包括中央高官和地方诸侯,大概也很难理解。南美的独裁者卡斯特罗离中国太远,实质上对中国的内政外交无甚影响,中共高官施舍古巴,无非想证明自己是所剩无几的共产国中的老大。金正日这张牌,除了基于外交上的地缘政治需要,特别是与美国周旋的需要,中共需要用经济施舍来打打之外,金家极权在大陆民间和中共党内的评价中,皆是最失败的国家。而且,以金正日的蛮横加流氓的本性而论,中共的援助也未必能让小金俯首称臣。对中国内政来说,两极权小国仍然是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学生,奉行那套残暴的极权统治术,中共还用学吗?直接回到毛时代就行了。

   今日金家政权,昔日毛家专政。

   对此,经历过二十七年毛时代的国人,大都有深切的惨痛亲历。那是限量供给和饥不果腹的极端经济贫困,是运动不断和残酷斗争的极端政治恐怖,是个人崇拜狂热和绝对思想专制——独裁到灵魂的全面暴政时代——连梦都不敢做错。如今,好不容易走出毛时代的中国,有了市场,初尝温饱,甚至有了“半吊子自由”,为什么还要学习穷途末路的极为孤立的两个极权小国?

   更现实的问题是,以当下中国的复杂状况而论,即便只着眼于政治稳定,也根本学不了古巴和朝鲜。

   1,从社会的角度讲,大陆的经济利益分化和价值观念多元之势已经不可逆转,就连“三个代表”和“亲民路线”的意识形态灌输都失去了吸引力,更不要说金正日的那套“主体思想”了。

   2,从官方的角度讲,中共现政权已经变成毫无信念的极端机会主义者,大耍双面统治术,既要公开作“亲民秀”和“开明秀”,又要进行言论管制和秘密镇压。

   3,从各级官员的角度讲,官场腐败的愈演愈烈,官员的毫无信念忠诚和上下级关系的彻底功利化,把公权力用于个人利益最大化,已经成为做官的主要驱动力。而执行封杀令,乃不得人心而又获利甚少的“脏活”,没有多少官员肯主动为之。加之统治效力的日益下降,官方的内部文件和封杀令,正如其他自上而下的指令一样,无法取得“令行禁止”的效果。

   4,从官民之间的关系的角度讲,权力在官场而道义在民间的局面已经形成,独立于官方的民间价值标准的形成,使“干脏活”的官员们,个个要遭到民间的唾弃,也就等于把自己钉上历史的耻辱柱,而被官方打压者却变成民间英雄。基于此,这样的文件、批示和禁令,只能以偷偷摸摸方式作内部传达,绝不敢在媒体上大肆宣扬。打压异见时,也只能采取类似“地下党”的秘密方式,而不敢发动全党共诛之全民共讨之的大批判,

   所以,向朝鲜和古巴看齐,刚刚走出饥不果腹时代的民间,不会答应;已经看到过极权大帝国瞬间坍塌的小康精英们,不以为然;中共各级别的暴富权贵们,也至多阳奉阴违。

   中共党魁的批示,类似昏话不在少数。但时代毕竟不同了,独裁依旧而民众再无愚忠,想垄断一切而社会已然分化。极权时代,老毛敢大言不惭地公开宣扬“十五年赶超英国”的昏话,也敢于公开灭绝政治异见,在实际效果上更搅得全国地覆天翻、民不聊生、冤狱遍地;而在后极权时代,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再到胡锦涛,虽然也讲过不少昏话,但早已没有了公开宣扬的底气,而只能在内部缩手缩脚地喊两嗓子,表面上却要大讲“与时俱进”、“三个代表”、“新三民主义”。

   所以,胡温上台以来,释放出的政治信号是多面的、复杂的,不可一概而论。比如,在人权问题上,一方面,废除收容遣送和人权入宪,无疑是局部制度的改进;对刘荻案、杜导斌案、孙大午案、南都案等个案的温和处理,皆是没有先例的。另一方面,敏感时期对异见者的监控之严厉超过以往,对知识界的封杀和对媒体的控制也日趋严厉。对西方的和平演变和人权外交,一面要反复强调警惕西方霸权的“忘我之心不死”,一面见了西方政要,也不得不卖个“人情”,或承诺批准联合国人权公约,或“人权对话”,或释放知名的“政治人质”。

   再看党魁胡锦涛,一面在西方国家的议会厅里公开承认民主和人权的普世价值,一面在中共党内的会议上大讲“反和平演变”,甚至在红头文件上批示“学习朝鲜和古巴”。

   是的,这样的双面,肯定是“伪善”,但在这种不得不“伪善”的背后,却是大势所趋和民心所向的压力,是多元的利益分化和观念分化逼得现政权不得不作“开明秀”,是此起彼伏的民间维权逼得胡温不得不“亲民”。

   所以,现在的中共党魁说昏话,虽有“圣谕”之名,再无一言九鼎之实,人们甚至已经提不起反感或愤怒的兴致,有的只是蔑视和嘲讽。再回首时,如果这类昏话还会被提起,大概只能沦为“新民谣”的素材,在饭局上作为佐餐调料,一笑了之。

   特别是关于意识形态的昏话,党魁干叫,人们不动,甚至反弹。一阵风刮过,异见之草非但没有除根,反而又长高的一点,虽然长的慢些,但也在一点点接近自由的天空。

   2004年12月4日写于北京家中2004年12月12日14时(美国东部时间)从北京家中EMAIL发出

    ---《观察》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

    作者为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主席 (12/13/2004 9:09:54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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