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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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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手征服罗马帝国的基督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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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政治的悲剧——邓小平时代的中国改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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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情紫阳的遗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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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改革刻不容缓──再祭紫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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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紫阳创造的奇迹
·迷途知返的深层动力
·写给廖亦武的三首诗—— 公开旧作,以祝老廖力作《证词》的出版
·记住紫阳
·看《汉武大帝》中的司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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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抗议安徽蚌埠市公安局对张林的迫害
·杀人如麻的帝王戏与主旋律
·献媚于当权者的帝王戏
·迷途知返的深层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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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的遗产与中共的缅怀

   ——辛亥革命九十周年随想——

   中共隆重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江泽民发表长篇讲话,把中共的事业称之为继承孙中山的未竟之志。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间播放有关孙中山的专题片,称孙为“国父”。这些举动与中共执政后的尊孙抑蒋一脉相承。虽然其中不乏统战之意,但是在更深的血缘上,中共的暴力夺权和暴力极权,也与当年孙中山的政治作为一脉相承。孙死后,两个追随“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枭雄——蒋介石和毛泽东——经过殊死搏杀,上演了又一出成王败寇的传统戏剧。

   在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之前,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先后进行过11次武装起义,均以失败告终。仍然令今人不解的是,最高军衔仅相当于连长的几位军人的揭竿而起,却揭开了几千年帝制彻底崩溃的序幕。之后的中国,有过数次步入渐进改革、走向现代政党政治和宪政体制的机会;但是,在每一次关键性的转折关头,皆为激进的追求暴力革命和中央集权的力量所主宰。而此激进倾向的源头,就是现在被称之为国父的孙文。

   君主立宪和革命共和

   辛亥革命后,中国面临着君主立宪或革命共和的选择。尽管国内的其它政治力量及知识界的许多名流以及西方各国,都赞成走南北议和、君主立宪之路,但是,以孙中山为首的激进革命党选择了武力共和。正如孙文所言:“革命之目的不达,无议和之言也”。而在同盟会内部,在孙文于1911年12月26日到达上海之后,核心干部讨论政府组织形式和总统人选时,发生了“面红耳赤、几至不欢”的激烈争论。宋教仁基于对权力过于集中的忧虑而主张采用内阁制,以实位相权限制虚位君权。而孙中山基于集权的好处而坚持总统制。他提出的理由是:“在此非常时代,吾人不能对唯一置信推举之人,而复设制之法度……而误革命之大计”。争论的结果,自然是孙中山赢得了同盟会核心成员中的多数支持。在随后的各省选举中,孙中山以17省中16票的绝对多数当选“非常大总统”。

   法治秩序和暴力革命

   宋教仁被暗杀后,中国面临着循法治方式或暴力方式解决问题的选择。当时的社会环境对循法治方式解决危机非常有利。独立的新闻媒体已经把袁世凯政府暗杀宋教仁的有关证据爆光于世。相对独立的司法机构坚持公开传唤国务总理出庭。即便一直在关键时刻站在孙中山一边的元老黄兴,也因坚持应该首先寻求法律解决而与孙出现裂痕。孙中山则不顾国内人心思定的民意,一意孤行地坚持激进的武力讨伐,贸然发动所谓的二次革命,使刚刚具有公开、合法性的政党政治毁于暴力革命的失败。孙中山再次亡命海外,重建秘密会党。

   联省自治和中央集权

   在晚清的风雨飘摇之际,由于中央权威的统治效力的急遽流失,地方自治获得长足的发展。四川等地的“护路运动”就是地方抗拒中央的典型案例。辛亥革命之所以一举终结千年帝制,地方自治意识的觉醒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清末的开明人士大都主张地方自治,在各省纷纷设立咨议局。辛亥革命之后,各省的立宪派在左右全国政局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事实上的地方独立,已经使走向联省自治的联邦制水到渠成。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分配问题成为政制争论的焦点之一。令人感慨的是,在地方自治和中央集权之争中,作为死对头的袁世凯和孙中山走到了一起。二人皆主张中央集权制。因此,当上了大总统的袁世凯,由当年全力倡导地方自治的开明人物,变成了全面限制地方自治的集权者。1914年他裁撤了各省督军,再把地方选举各省行政首长制度,改为由中央任命的制度。一向主张集权、一直梦想以武力统一中国的孙中山,与坚持联省自治的广东首领陈炯明彻底决裂,最后终于走上了北伐的道路。

   政党政治和一党独裁

   辛亥革命的成功,为中国的现代政党政治开辟了光明的前景。同盟会即便不能成为执政党,起码也可以成为合法的第一大在野党。宋教仁的努力已经为政党政治在中国的大作为提供了不错的平台。可惜随着年轻的宋教仁被暗杀,本来就对宋教仁的政党政治、议会政治和内阁政制不满的孙中山,更以宋的被暗杀为理由,开始了激进的二次革命,以革命的独裁和武力回应袁世凯的反革命的暴力独裁。当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再次进行组织秘密会党的孙中山,在俄国的10月革命一举成功之后,终于看到了他心中的理想政党形式:那就是列宁式的、由一个领袖的主义和权力主宰的一个政党,再通过这样的政党领导武装夺权,最终达到统治一个国家。

   尽管人们一提起孙中山,想到的都是他留下了所谓“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政”的遗产,但是,对于中国的现实政治来说,他留给后人的真正深入骨髓的政治遗产,是“一个国家、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党国体制”。这一遗产的最初继承人,是利用军事政变夺得国民党最高权力的蒋介石,最后的继承人是通过内战登上执政地位的毛泽东及其中共。按照孙中山死前的一系列政治作为,如果他能活到可以武力统一中国、君临天下之时,孙氏天下未必就是他所许诺的“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政”,而极有可能是又一代极权君主,如同毛泽东在夺权时高喊“反独裁、争民主”的口号,而掌权之后就变成了“历代都行秦政事”的独裁帝王。

   今天,孙中山的党国体制已经在台湾彻底解体。但是,在中共执政的大陆,走出党国体制的阴影还将有漫长的道路。(2001年10月11日于中国北京市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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