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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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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潜流」 而是「泡沫」(上)推荐《潜流: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批判与反思》

   

   作者:刘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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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纪元11月17日讯】在民族主义思潮变得越来越「政治正确」、也越来越走向好战化流氓化无赖化之时,《潜流──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批判与反思》一书的出现,实在是恰逢其时。尽管,限于国内的龌龊语境,该书对民族主义的批判,还要冠以「潜流」和「狭隘」的定语,也做不到言说的直来直去,更无法在媒体上高调炒作,但在民族主义的癫狂之声充斥媒体和书市之时,这本批判民族主义的书,能够在学术类图书的排行榜上连续九周占据一席之地,多少说明了大陆人的价值取向的日趋多元化:在新左派对全球化的诅咒中,还有自由派对普世价值的珍惜;在国家主义者对主权的崇拜中,还有个人主义者对人权高于主权的选择;在当局把中西冲突歪曲为纯粹的民族之争、每日用「亡我之心不死」来吓唬愤青之时,还有正视自由与独裁之间的制度之争的道义勇气不断发言;在愤青愤中们对义和团式排外的陶醉中,还有明辨是非之眼对反西方思潮的清醒透视;在半吊子军事专家对恐怖主义超限战的鼓噪中,还有学识扎实的国际问题专家对文明与野蛮之分野的明确意识。

   当下中国的民族主义,在言词上依赖于对西方、对全球化、对自由价值的无赖式说「不」,在现实上依赖于信息封闭制度和官方的意识形态纵容,更依赖于对近在咫尺的一党霸权的沉默和献媚;而当下中国的自由主义,在言词上诉诸于对西方文明、对全球化、自由价值的肯定,在现实中依赖于对言论自由的追求和文字狱的抗议。也就是说,民族主义依赖于对美国的对外霸权说「不」,而自由主义依赖于对中共的对内霸权说「不」。

   其实,用「狭隘」来描述中国民族主义,实在是对和平的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主义思潮的恭维。在我看来,除了在抵抗外来的侵略和欺压之时,民族主义还具有正当性之外,而在其他情况下,民族主义往往成为政客弄权的意识形态工具,何时不狭隘过?非但狭隘,而且癫狂,癫狂得日趋好战化、流氓化和无赖化:千万爱国愤青把爱国主义当作性虐待的皮鞭,在互联网上对女影星赵薇做意淫式强暴;把民族主义和反霸权当作声援恐怖主义的扩音器,奉拉登为圣战英雄,尊亚辛和阿拉法特为自由战士。

   一个曾自视为「天下中心」和习惯于接受「万邦来朝」的老大帝国,一个自以为唯一的「文明古国」而视其他民族为「夷狄」的家天下王国,突然被外来文明逼出连战连败的内在懦弱和诸事不如人的自身落伍,如何能不陷于时而自轻自贱、时而自傲自大的颠三倒四?

   比如,有极端民族主义者居然提出「光荣孤立论」。这样的独辟蹊径,大概真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其不著四六,甚至比同时对抗美苏两强的毛时代还要癫狂。毛尚且知道收买第三世界的无赖小国,在挺不住时也要联美抗苏,何况在极权主义已经日薄西山的全球化时代,就连死硬的金正日都要参加六方会谈,中国已加入WTO且中国经济的国际依赖度日益提高,中共党魁也巴不得被西方大国接纳,新左派们也要四处炫耀自己接受过西方大学的邀请,无数愤青更要依靠互联网来倾泻仇恨……如何「孤立」且「光荣」?

   用「潜流」来描述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我以为并不准确。事实上,在曾经具有强大的「华夏中心」传统的中国,一百多年的现代化过程,始终伴随著强大的民族主义诉求:洋务派的「中体西用」,维新派的「立宪救国」,孙中山的「驱逐鞑虏」,毛泽东的「反帝反修」,民族主义思潮从来不是甚么「潜流」,而一直是由屈辱和自傲的口水煽起「浪峰」。20世纪初,「西化」和「反传统」的新文化启蒙运动的「五四」,其影响远不如「抵抗外辱」和「反帝」的爱国主义运动的「五四」。改革开放以来,八十年代的文化大论战中,《河殇》掀起的「蓝色」波澜,远不如女排五连冠掀起的「振兴中华」之巨浪。也就是说,民族主义思潮的泛滥,并不完全是六四后的变化,八十年代已经开始兴起并渗透到所有领域,比如:文化界的「寻根热」和大众中的「气功热」,还有「女排热」在大学生中煽起的民族复兴的激情。在初露峥嵘的大众文化领域,民族主义狂热的表现决不次于九十年代,「雄狮猛醒」和「巨龙腾飞」成为最流行大众文化的主题。电视剧《霍元甲》中的主题歌「沉睡百年,国人渐已醒」、《龙的传人》和 《我的中国心》,都曾响彻过舞台和大街小巷。中华武功天下无敌的神话,随著武打电视剧和弱智武侠小说大举北侵,成为年轻人的主要读物。在年轻一代的眼中,身怀绝技神功的大侠变成新偶像,武功传承的神秘和打打杀杀的阴谋变成最为深邃的东方智慧,似乎包容了天地万物和人文哲理。

   只不过,八十年代的民族主义,还没有发展到具有绝对话语主宰权的霸道程度,与之相平行的还有自由化和西化的思潮。

   最能说明爱国主义话语在道义合法性上的强势地位的事例,莫过于八九运动中的悖论形象:一面争取西式自由民主,一面又高举爱国旗帜。平心而论,以反腐败、争民主为主要政治诉求的自发八九运动,其思想根源来自西化的自由民主观念的启蒙,其合法性来源应该是《宪法》明示的各项公民权利,而与爱国主义无关。然而,不论是出于为学运寻找合法性保护的动机也好,还是出于长期灌输所塑造的群体潜意识的作怪也罢,作为民族主义最强音的爱国主义,在八九运动时期被各种政治力量所用,「爱国的」这个定语成为所有行为的合法性来源。学生称自己上街是纯正的爱国行动,所谓「爱国无罪!」「爱国不是动乱!」「祖国母亲,请你……」等祈求句式,是也。直到现在,一谈起八九运动,最常用的定语仍然是「爱国民主运动」,爱国的价值和合法性仍然高于自由民主。

   在当局方面,无论是同情学生的开明派,还是厌恶学生的僵化派,也都以「爱国主义」作为最有力的道义合法性。赵紫阳等走向前台的开明派,在为学运、也为自己进行辩护时,无一例外地强调学生们是「爱国的」,即便有些过激之处,也是可以谅解的。所以,应该善待这种单纯的爱国热情,通过耐心的引导把爱国激情引上民主与法制的轨道。而李鹏等僵化派,也在每次公开发言中也反覆强调:大多数学生是爱国的,但你们太年轻,爱国热情很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事实上已经被一小撮长胡子的幕后黑手所操纵所利用,再不与之划清界限,就很容易走到爱国的反面。

   由此可见,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即便在对开放后的中国,也一直具有不证自明的真理性和道义性,没有任何人敢于或想到提出任何置疑。

   2004年11月14日于北京家中大纪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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