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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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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毛泽东 没有新中国」

   

   作者:刘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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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十·一,中共掌权已五十五年。

   在每个十·一,中共操办的庆典都会提及两个句著名口号,一是“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二是毛泽东在1949年向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而在事实上,从1949年到1976年,只有毛泽东而没有新中国,才是延续了27年的毛时代的历史真相:个人极权的“党天下”的暴虐程度,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家天下”,站起来的只有毛泽东一人,而其他的中国人、包括与他一起打天下的中共元老全部匍匐在他的脚下,高呼“万岁!万万岁!”

   我曾翻阅过十三卷本《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虽然很多文稿在“爲尊者讳”的禁忌中被省略掉了,但在阅读这个洁本过程中,我仍然感到头皮发炸、后脊梁发凉,这文稿构造出绝对极权者的恐怖形象:每天深夜,毛泽东坐在宽大的书房里,手中拿著一支毛笔,只凭他个人的臆想和好恶,在各种自己起草的和呈送上来的文件上圈来圈去,就决定了中国的一切。对毛来说,行使权力无小事,大到国家的宏观决策和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人的生死沈浮,小到一封群衆来信和消灭蚊虫的数位;从一场场整肃运动的发起到具体步骤、方式,从抓人杀人的比例到审判方式及量刑标准,从剥夺个人财産到剥夺人的自由和生命,从新闻的发布到措辞、标点的修改,从党内斗争到党外运动,从选举权到议政权,从消灭“地富反坏右”五种阶级敌人的指标到"除四害"的数量……中国的一切全取决于毛泽东手中的这枝毛笔。别说公开的言论决不能让他扫兴,就是连夜深人静时的梦都不能有违于他的心愿;别说他不会放过任何惹他不高兴的人,就连一只他讨厌的苍蝇、老鼠、麻雀、蚊子、臭虫……也不会放过。

   毛对阶级灭绝的具体要求是:“……要坚决地杀掉一切应杀的反动分子”、“坚决纠正对反革命宽大无边的右倾偏向”。土改、镇反和三五反时期,他亲自规定的杀人比例是:农村中杀人“一般不超过人口的千分之一”,城市里杀人“一般应低于人口的千分之一”;在反右时期,他规定各单位抓右派的比例“应不低于5%”;至于具体执行中的扩大化滥杀,只有在每次运动的后期才能予以微不足道的纠正。毛对“除四害”的要求是:“今冬除四害布置,城市一定要到达每一条街道,每一个工厂、商店、机关、学校和每一户人家,乡村一定要到达每一个合作社、每一个耕作队和每一户人家。”他发动的“除四害”运动,仅仅半个月,就消灭了19.6万只麻雀。

   行使绝对权力

   毛泽东几乎不放过任何一个行使他个人绝对权力的机会,偌大的中国和数亿人口的命运,就被毛个人决定了整整四分之一个世纪。全盘的计划经济和国有化,让中国付出了巨大经济代价、让国人付出超常的财産代价;绝对的极权政治、思想独裁和人治秩序,让国人付出从自由到生命、从法律到文化的全方位代价。

   仅就毛让国人付出的生命代价而论,便足以见出毛时代暴政之超常惨烈。

   中共掌权后,毛泽东便开始“与人奋斗”,当他在这奋斗中享受著“其乐无穷”时,他让中国人付出了前无古人、举世第一的生命代价,数以几千万计的无辜生命只能在地狱里呻吟:50年代初的土改运动中,大规模的经济掠夺和政治迫害在全国展开,在批斗、公审及其他形式的残酷斗争中,被处决的和死于其他方式的地主200万人左右。同时展开的城市“镇反”和“三反五反”运动,仍然是大规模的批斗和公审、处决,即便按照毛泽东亲自审定的最正规的杀人比例,被处决的人数最少也有70-80万。但各地的滥杀,最初得到纵容,后来想阻止又难以奏效,被以各种方式致死的“敌对分子”,大致的估计也有200万人,其中,因不堪忍受肉体折磨和精神摧残而自杀者就高达80万人左右。1958年-1962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人祸造成的非自然死亡人数,有人估计高达3000-4000万人,最保守的统计也有2600万人。1966年-1976年的十年文革,造成了至少2000多万人非自然死亡(叶剑英语)。上至国家主席刘少奇、钦定接班人林彪下至刚刚出生38天的婴儿。

   惨烈的代价

   据国内外专家的统计,二十世纪的国际共産试验让人类付出了超常的代价,仅非正常死亡的人命就有八千五百万到一亿。其中,苏联,大约二千万;越南,一百万;北朝鲜,二百万;柬埔寨二百万;东欧,一百万;拉美,十五万;非洲,一百七十万;阿富汗,一百五十万。而中国是六千五百万,爲各共産极权国家之首,占全部死亡人数的65%,远远超过中国人在20世纪前五十年的战乱中所付出的生命代价的总和。

   二十世纪的极权主义是史无前例的野蛮统治,法西斯极权的种族灭绝是前所未有的,共産极权的阶级灭绝也是前所未有的,是前所未有的绝对权力、前所未有的人的工具化和前所未有的道德野蛮化的结合。人类历史上,还没有那个独裁制度会把人分爲“必须加以灭绝的种族或阶级”,并利用“集中营”和“劳改营”,通过“全民动员”和“系统洗脑”,来系统地实施集体屠杀或灵魂改造;也还没哪一位独裁者公开鼓吹“反人性”的公共道德,对“残酷斗争”、“造反有理”、“杀人不眨眼”、“说谎告密”……进行国家化制度化的激励,从而把出卖良心、虐待弱者、杀人抢劫和说谎成性,变成人们应该且必须服从的国家意志。

   传统独裁统治在和平时期的恐怖屠戮,大都针对那些直接挑战统治权的“政敌”,而现代极权制度下,那些在和平时期被出卖被改造被歧视被迫害被屠杀的人中,只有一小部分属于政治上的“异见分子”,而绝大多数则属于忠臣和顺民,象被史达林清洗掉的苏共党内的高层人士,被毛泽东打倒的“昔日战友和同志”,大都是共産制度的信仰者;那些挣扎于阶级灭绝下的普通百姓,也大都是共産制度的顺民。他们被灭绝的主要理由,不过是极权者本人主观认定的“敌对阶级”。

   改革以来,由于毛的一系列罪恶没有得到公开清算,所以直到今天,毛在许多国人心中仍然是“大救星”。然而,毛泽东时代所制造的绝非什麽伟大成就,而是举世罕见的罪恶。

   所以,纵观毛时代的中国,只有毛泽东,没有新中国。

   ——转自《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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