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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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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如何剥夺农民
·歪曲历史和掩盖罪恶的纪念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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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政治的悲剧——邓小平时代的中国改革(1)
·老人政治的悲剧——邓小平时代的中国改革(2)
·老人政治的悲剧——邓小平时代的中国改革(3)
·老人政治的悲剧——邓小平时代的中国改革(4)
·无视农民权利乃万恶之首
·毛泽东如何抢劫私人财产
·斯大林金援帮助中共发展
·私产权才是公正的基础
·警惕金牌变成精神鸦片
·「邓小康」是个猪圈
·自由是起而行的果实——有感于茅于轼的声明
·被放在舆论阳光下的腐败──有感于县委书记黄金高的投书
·记住被恐怖份子屠戮的孩子
·独裁戏子的无奈谢幕
·捍卫文明常识的贺卫方
·小康时代的张惶和暴戾
·后极权时代的精神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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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谢幕留下来的难题
·今日北大 自由的坟墓
·向陕西省榆林市三岔湾村的维权农民致敬-强烈抗议榆林市政府对维权农民的野蛮镇压
·贫困贵州的两极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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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砸了饭碗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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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皇保罗二世的爱与和解之行——旧文以哀悼教皇约翰.保罗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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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刘晓波:望国际压力使欧卫良知发现
·为校园BBS和焦国标先生而作
·从消极自由到逃避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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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相对于坚持“一党独裁”、“四个坚持”、“跛足改革”和“民主集中制”的体制内力量而言,凡是在制度的最终选择上拒绝一党独裁而接受民主宪政、在改革战略上坚持政改与经改同步共进、并把自由民主作爲中国转型的未来方向的党内人士,完全可以视之爲“体制内异见”。

   衆所周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及其独裁体制是中共的绝对正统,1957年“反右”及1959年的“反右倾”,是中共正统对体制内异见的第一次大清洗,五十五万右派和彭德怀反党集团被整肃。接著是文革,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曾经作爲党内最大走资派被打倒。然而,毛派和刘派之间的斗争,不同于此前的反右运动,反右运动才是对体制内异见的镇压,针对的是批判“党天下”的民主党派和知识界,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皆是反右运动的罪魁。而文革的实质是党内高层的争权夺利,毛、刘之间的分歧仅仅是局部策略的歧途,而决非价值观上、制度选择上的根本冲突。毋宁说,毛、刘在维护一党独裁体制上是绝对一致的,所谓的“刘邓路线”,不过是毛泽东爲清除政敌所寻找的藉口而已。

   (二)邓小平改革的保守性

   作爲毛泽东政治迫害的幸存者代表,邓小平在文革后复出,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反对党内“凡是派”(毛派),爲此发动了“平反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然而,邓小平并不能算作体制内异见者。因爲,邓的清算文革和平反冤假错案,主要是基于他收买民意和巩固权力的政治需要,并使当年被打倒的特权者们重新获得特权,如同当年毛泽东要确立自己的绝对权力而打到刘邓一样,而绝非真的要清算毛时代的罪恶。所以,邓小平仍然用“两条路线斗争”的老套来解释1949年以来的历史罪恶,揪出“四人帮”等几个替罪羊来承担体制性罪责。换言之,文革后对毛时代的历史罪恶和冤假错案的清算,离还原历史真相和揭示灾难的制度根源相距甚远,政权及其权贵们非但没有出面承担罪责,而且政权性质也没有实质性改变,恰恰相反,清算和平反变成了官方主导的机会主义权谋的成功实施,新权贵们只做了统治策略的权宜性调整,就再次变成正义的化身。当时的绝大多数受害者,包括那些曾经屡受迫害的各类精英们,一朝被平反,便把赞歌唱,大都专注于爲改革开放鼓与呼,臣民们终于等来了“青天再世”,哪有不“谢主龙恩”之理!

   虽然,从个人恩怨的角度讲,邓对毛绝无好感,但从体制选择的角度讲,以邓小平爲首的新权贵根本不想放弃毛泽东体制,致使清算和平反皆是在官方划定的范围内进行,很少有真正的民间见证的出现。平反的第一受益者,也都是毛时代的落魄的中共权贵,他们在文革后纷纷恢复了特权。所以,当邓的权力巩固之后,他马上重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镇压向邓的权威提出挑战的西单民主墙运动,重判魏京生、徐文立、任婉町、刘青等异见者。而且,在邓的权力基本稳定后,犯下了滔天罪恶的毛泽东政权就轻易地被原谅了,当局就以中共中央决议的形式爲毛时代盖棺论定,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统地位,中止了非毛化过程。对毛泽东罪恶的清算,还未开始,就已结束。

   所以,直到八九运动发生,民间也再没有出现对邓政权合法性的强有力挑战。也就是说,改革之初得到万衆欢呼的平反大潮,实际上是中国特有的荒谬悖论:作爲罪恶的主要根源的独裁体制本身得以轻易逃脱被追究,新的独裁者们还得到万衆拥戴;而受难最深重的民间,理应具有见证历史和讨还正义的充分正当性,但民间却把见证历史和主持公道的主导权无条件地交给了制造罪恶的政权,任其歪曲、阉割、遮掩、篡改和装扮中国当代史。

   讨还正义的道义正当性被赋予践踏正义的独裁党,受害者获得解放的功绩也全部归功于那些曾经参与制造罪恶的独裁者们,任其垄断历史见证和主持正义的权力,使其在封锁主要罪恶的同时,也把全部“政绩”据爲己有,在天安门广场的阅兵式上接受“小平您好”的拥戴。

   所以,邓小平要连续发动针对体制内异见的“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运动”,直致对八九运动的血腥镇压,酿成了震惊中外的六四大屠杀。

   (三)党内异见者的开明性

   以胡耀邦、赵紫阳、朱厚泽、鲍彤爲代表的党内开明派,其价值观及其制度选择完全不同于“四个坚持”的正统意识形态,而是中共第一代具有现代政治视野的领导人,其执政理念和改革战略也与党内保守派完全不同。他们在掌权时期,确定了经济改革的市场化和私有化的方向,赵紫阳力主的浙江“温州模式”,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经济活力,今日已经成爲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导模式。

   所以,他们力主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同步共进,胡耀邦在1983年就提出“全面改革”的主张,赵紫阳主持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智囊机构,并在中共十三大上提出政治改革的七项措施,确立了“政企分开”、“党政分离”和“民主与法制秩序”的政改方向,使八十年代后期成爲最有希望扭转跛足改革的时期。对此,当时领导政治改革智囊班子的鲍彤先生、以及参与智囊班子的吴国光先生,皆有具体而生动的回忆。(参见:鲍彤《咫尺天涯念紫阳》,香港《开放》2004年6月号;吴国光《赵紫阳与政治改革》,香港太平洋世纪出版社1997年版)

   所以,他们能够容忍政治异见和推动新闻改革,成爲保护体制内异见和抵制党内保守势力的中流砥柱。早在邓小平镇压西单民主墙时期,胡耀邦就力所能及地保护过一些“西单民主墙人士”,容忍过1980年北京各高校的人大代表竞选活动;在极左派打压啓蒙派知识界的“清污”和“反自由化”运动中,他们也尽其所能地对啓蒙派知识份子给予了及时的保护,胡赵联手中止了“清污运动”,赵紫阳只身防止了“反自由化运动”的无限扩大。对此,刘宾雁、王若水、胡继伟、秦川等人皆有回忆。甚至,在刘宾雁的记忆中,即便在毛泽东时代,胡耀邦也“曾甘冒风险极力保护过《中国青年报》的领导和普通编辑、记者”(参见:刘宾雁《卢跃刚破天荒的挑战》,香港《争鸣》月刊,2004年8月号;秦川《1983年风云中的耀邦》,收入《怀念耀邦•第一集》,□天出版社1999年版;胡继伟《胡耀邦与刘宾雁》;李锐《耀邦去世前的谈话》等)。

   所以,以邓小平爲代表的党内新正统与胡赵爲代表的党内异见之间的冲突,终于在两次学潮中发展爲公开决裂。党内开明派爲坚持不同于邓小平新正统的政治异见而付出了巨大代价。先是胡耀邦因对“清污”的反感和对1986年学潮的容忍,被邓小平以人治手腕逼下台。接著,在如何对待八九运动上的巨大分歧,赵紫阳、鲍彤等一大批党内高层政治异见者遭到严厉整肃。八九运动后期,赵紫阳失去实权,鲍彤也受到严密监控。六四后,赵紫阳被控以“支援动乱和分裂党中央”的罪名,赵派高官及其智囊班子“三所一会”的成员,或被撤职处分,或被逮捕判刑,或流亡海外,而留在国内的大都被边缘化。他们中的许多人从此与中共彻底决裂,由体制内开明派转变爲体制外著名异见者,其中,曾任中央委员、政治局政治秘书、体改所主任的鲍彤先生是老一代的代表,曾任团中央常委、中央机关团委书记的张祖桦先生是中年一代的代表。

   就知识份子群体而言,八十年代的体制内异见者主要由“右派群体”和“知青群体”中的知识人士构成,右派们在获得平反、知青们在由乡返城之后,许多人成爲知名的作家、评论家、记者、学者,并在80年代思想啓蒙运动中扮演主角。他们先后参与过“伤痕文学对歌德文学”、“朦胧诗、现代派、人学对延安文学、阶级文学”、“人道主义对阶级斗争”、“人民性对党性”、“人民代言人对党的喉舌”、“西化对传统”等思想大论战。《世界经济导报》、《新观察》、《中国青年报》、《深圳青年报》和《蛇口通讯报》等媒体,成爲体制内异见的主要发言平台。在赵紫阳的庇护下,中央电视台还破例播放了政论专题片《河殇》,呼唤象征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的蓝色文明,力挺推动政治改革的赵紫阳,引起全国性轰动。也是在赵紫阳的庇护下,在“反自由化”中被整肃的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吴祖光等人,仅遭到开除党籍的组织惩罚,而没有身陷囹圄,这让他们在国内外赢得崇高声誉,其言论被越来越多的国人所知晓所接受。

   1989年初,方励之先生致信邓小平要求释放魏京生,体制内知识份子群体马上予以呼应,先后联名发表了的两封公开信。这是1949年以来中国知识份子第一次在敏感的政治问题上爲良心犯公开发声。同时,王元化主编的《新啓蒙》和陈奎德主编的《思想者》在京召开首发式,几乎汇集了全国主要的体制内异见人士,包括许多在反自由化中被整肃的知识份子。

   当然,这些知识份子也爲推动和坚持思想啓蒙付出了代价。早在83年“清污运动”中,一批发表异见的作家和评论家受到批判,在“反自由化运动”中,许多著名体制内知识份子受到不同程度的整肃;六四后,体制内异见者大都遭到严厉的处罚,许多人流亡国外,一些人身陷囹圄。

   可以说,如果没有体制内异见的开明导向和思想啓蒙,“八九”运动是不可想像的。

   三、九十年代以来的体制内异见

   六四后的知识界,在官方的恐怖和收买之下,确实在整体上陷于犬儒生存的泥潭,与八十年代相比,缺少了激情、勇气和担当,而更多聪明、世故和算计,许多当年投身于八九运动的知识份子,现在变成了高层智囊、体制内的教授、学者、新闻人、文化商人、身价上亿上千万上百万的富商,一些人还成爲社会名流,有的兼任大公司的顾问或独立董事,有的进入官方的人大和政协。但仍在体制内坚持异见的一些知识人,却也少了一些浮躁和浅薄,多了一些冷静、深入和策略。

   (一)九十年代中、前期的体制内异见

   尽管,六四大屠杀使体制内异见群体遭受重创,沈默了很长一段时间,只见体制外异见活跃,但也使得体制内的异见,十五年来第一次公开,这是八九运动留给今日中国的重大政治遗産之一。最具象征性的就是丁子霖女士,她因公开说出六四屠杀真相而被开除出党,官方的打压反而逼出了“天安门母亲”群体,使丁子霖爲代表的难属群体由体制内异见者变成了民间异见者。

   借助邓小平南巡发起第二次经济改革,1992年,体制内异见又开始活跃,发表文章、召开座谈会,出版了《历史的潮流》和《反“左”备忘录》。这两部著作轰动一时而后被封杀,几乎汇集了所有体制内异见者的声音,是六四后体制内异见的第一次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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