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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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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 任不寐 关于《灾变论》的对话

刘晓波:关于《灾变论》的书评我一直很犹豫,我已经起草大纲了,但又觉得不妥。名子都起好了,叫《冷观灾难的惊悚之书》。这本书的书评不能像给余杰的书写序那样。一来余杰的书是单篇文章的结集,不是系统的理论;二来余杰表达的都是常识性的东西,贯串全书的不是学术性的体系架构,而是一种对自由常识的捍卫,直面对常识性的制度罪恶的勇气,一种拒绝谎言的诚实,也就是不寐所言的“象说的那样去做”的践行。所以,写他的书评,我突出的是知识分子在公共发言中坚守诚实言说的意义。

   而《灾变论》是学术著作,有它完整的逻辑线索和分析框架,有自己的概念体系,决不是一种态度式或价值性的评论就能说清的,而是需要一种更深度的阅读和分析。总的感觉,我对中间部分是非常欣赏的,但对此书的逻辑起点和最后一部分有某些不同看法,我一直想和不寐当面交流一下。这本研究中国的书,却不能在国内出版,本身就极不公平。所以,通过对话的方式也能反映不寐自己的观点,这也比较公正。

   尽管这本书中有太多的历史资料,但无论从那个角度讲,它都不是一本历史著作,而是从神学自由主义的视点对中国文化的近于冷酷的反省,表达了作者对中国传统的决绝态度。不寐对中国传统的抨击之激烈和否定之彻底,连我这个曾经被斥为“卖国者”或“民族虚无主义者”的人,也会显得不再那么“卖国”、“虚无”和“激进”了。

   另一方面,全书又始终回荡着对摆脱“灾民理性”的未来中国的激情,或者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可以称之为“激情之思”吧。这“激情之思”所关注的核心,与其说是“祖国”、“民族”和“文化”,不如说是“人本身”,是把这些大字眼儿还原为“个体的人”,有一种对“人”的热度。不寐你是以一种基督徒特有的悲悯,从关心苦难中个体生命进入文化探险,基督之“爱”和对这种爱的信仰,才是你运笔的终极动力。

   为《灾变论》写书评不容易,因为我对此书的评价有些自相矛盾,这种矛盾也许是“为我所用”的主观取舍所致:我对不寐的预设前提和最终结论,皆持有极大的保留。不寐自许的“发现另一中国”的学术雄心,我并不认为已经化为令我信服的学术论证,我也不认为不寐提供的“神学自由主义”是中国走出前现代的“灾民社会”的救世魔法。然而,“灾民文化”这一概念对中国文化的解释力,又确有独特而敏锐的洞见,不寐表现在书中的智慧,有种力透纸背的穿透力,很锋利的理性穿透,从另一个视角揭示出某些被忽略的特质,并对某些已被说滥的现象提出了新的解释。这一切,为我提供了难得的阅读快感,尽管这种快感又与我的理性判断相冲突。

   说一本充满难以想象的灾难和深沉痛切的批判的书——一种近乎冷酷的批判——给我快感,似乎有点轻浮且不近人情,但是读完它时的心情愉悦是无法自我欺骗的。那种阅读过程中的笑声和震惊,经常与恐怖和沮丧混合在一起,这些情感如此强烈地保持下来,发现它们时的最初激动至今仍然没有逝去。而最近,在SARS病毒借助于制度病毒弥漫于中国乃至世界之时,这样的震撼因有了切近的体验而变得尤为强烈。

   任不寐:晓波你对本书评论的谨慎态度是令我感激的,因为我们都想避免一种庸俗化的那种“书评”。在中国当下的学术评论环境中,“内部人”通过“序言”和“书评”互相吹捧的机会主义恶习已经非常“令人难忘”了,尽管仍然有一些作者的评论是诚实的。为了某种文化私利,文人们勾结在一起亲亲仇仇,连基本的是非都不要了,自由主义观念和所谓的宗教宽容在他们那里一遇到个人恩怨和帮派利益就成了学术口红,甚至成了自我表现的打人的棍子。

   我也一直想和你以及其他朋友当面讨论一下“灾变论”的基本观点。你关于我从信仰层面找到了写作的内在动力,这个说法即使对我来说都有一种震撼。我想我最初真实的想法可能是打算在学术上为现实问题提供一个说法。晓波在这点上一定能理解我,因为这本书从最早的写作动机上说,肯定是来自对八九悲剧的反省。我想对暴力镇压及其后的全民犬儒找一个学术上的解释,一个最后的文化解释。事实上〈灾变论〉是我对天安门悲剧的另外一种记忆,一种念念不忘和刻骨铭心,一种心灵出路和精神安慰。当然,我更希望这种出路不仅仅是情感性的,我到现在为止进一步相信它的学术理性。至于说到这本书的社会功能方面的意义,我只能说我希望怎么样。我希望它首先能彻底清算民族主义,促进民族自觉,第二是推动自由主义的本土化。还有最后一点,我希望无论基于信仰的原因还是学术上的原因,此书能为汉语宗教精神的发育提供一些文化支持。当然,这些想法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是奢望。你知道它肯定不是畅销书,现在在国内还不能出版,所以它的影响肯定是有限的。你刚才谈得这些感受我有些还是能预料到的。但我觉得你一定有不同于其他学者的新的高见。比如我觉得你对宗教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和其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观点是不同的,你不排斥它。当然,我们在信仰和自由的关系这个问题上仍然会有分歧。我感到你刚才好象谈到了三个问题,即关于“灾变论”的逻辑起点的质疑、关于“灾变论”对中国文化特质的描述性分析,以及关于“神学自由主义”的疑问。我们可以分开来分别加以讨论。

   刘晓波:关于灾难的记忆,最切近的就是六四,象你自己所言,《灾变论》的写作动力来自六四大灾难,我从书中读出的来自“信仰”的动力,与你自己的陈述基本相通。对大灾难的深切记忆,也许是你皈依基督的重要原因,反过来,皈依基督的信仰又使你的记忆更为坚定,并想在信仰的启示下,探究灾难的根源。

   言归正传,还是先谈我的不同意见吧!

   一、对《灾变论》理论预设的质疑与诠释

   刘晓波:这本书是从清理西方汉学家的中国问题研究开始的,然后提出自己的解释。首先,“灾变论”和你批驳的“环境决定论”、“地理决定论”也有某种类似的地方。中国确实是个自然灾害较多的国家,但怎么从自然灾害过渡到文化的这些特点,怎么生成这样一种人文文化和制度文化,我觉得论证得还不够充分,应该进行更充分的逻辑论证。

   不寐,我在80年代想过很长时间,想在灾难和国民性之间、天灾与人祸之间,找到一种合乎逻辑的或具有实证支持的过度,也就是自然灾难通过怎样的中间环节,生成为现在的人文文化和制度?天灾怎么生成为制造人祸的制度。我承认,我找不到。在这二者之间想找到由逻辑和实证支持的清晰联系,是非常困难的。

   我觉得,想从起源上谈文化的生成问题,这在学术上需要一种天份和耐心,类似福科式对资料占有的广博,并以独特的方法论来整理广博资料,用一句夸人的话,我对你的学术野心有些“高山仰止”。我也有过这样寻根问底的野心,一次次回到先秦诸子,但越读中国古代的经书和史书,就对中国文化越绝望,所以也就放弃了,不太愿意想这些问题了。

   你的学术雄心,在这本书的一开始就表现出来,将“问题意识”纳入本体论的范围,逐一反驳了多种有影响力的“西方汉学”对中国文化的论证,并将这种理论辩驳上升到方法论的预设,在偶因论和一因论视角下归纳出四类解释——“治水-公共工程派”、“地理-文化冲突论”、“宗教-文化决定论”、“经济基础论”——皆被不寐归入“决定论”而加以否定。看来,不寐采用的方法论预设类似波普尔的“证伪主义”。但是,难道“灾变论”就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决定论”?至少,我不认为“灾变论”对中国文化的生成根源,做出了最具说服力的解释,尽管在“灾变”的视角下,你对中国文化提出了独特的真知灼见,但我仍然认为,“灾变论”与作者批驳的四派理论一样,仅仅是文化解释的视角之一,具有自身独特的发现。我想,这样的理论结果,尽管离不寐你的自我期许可能还有相当距离,但已经足够。

   其次,比如历史上有很多大的自然灾害和自然灾害较多的国家,象欧洲的黑死病,象亚洲地区的印度那样的国家,生存环境也非常苛刻。所以,对天灾怎样过度到人祸,必须进行特别充分的论证才能说服人。这是你的理论基础和前提。

   这里面也有一些概念外延的涵盖面的问题,比如你谈到俄罗斯文化,你称之为“亚灾民文化”,我觉得不好这么笼统地定义,每一核心概念的解释能力,即便抽象程度再高,其解释力也是有限的,你的“灾民理性”对中国文化生成的解释力再强,也不可能将这一概念做过分的推演,凡是在世界进入现代化进程之时的落伍国家,统统纳入“灾民文化”的解释范畴,是缺乏说服力的。我对俄罗斯、印度、日本的研究不够,无法用更多的实证论据反驳你。同样,你把这些国家统统归为“亚灾民文化”,书中给出的实证论据也不足以说服我。

   我一直认为,无所不包者,恰恰一无所包;能够解释一切的理论,不是理论,而是巫术。

   任不寐:我觉得晓波你这一点说得非常好,《灾变论》在资料占有方面和逻辑推理的细密程度方面,甚至包括它的语言风格等方面,还是一本可以进一步完善和雕琢的作品。

   这一两年来我在阅读生活中每每感到我发现了更多的资料却没有引证,而这些资料都是支持“灾变论”的。如许倬云的《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他的一些研究对中国新石器时代以来的人口居住状况和农业生产状况做了很多有利于“灾变论”的解释,尽管我仍然认为他的解释也有些是同义反复,或者仅仅是描述性的而非分析性的,他没有告诉人们为什么),特别是我在编辑《大学精神档案》这套书的过程中,几乎等于我重读一遍世界思想史,中国思想史,这种阅读使我更坚定了《灾变论》的基本结论,但这些论据并没有充分被占有,这确实是一个遗憾。我之所以把《政治的条件》一文作为附件补充在书后面,就是想尽力弥补这种遗憾。

   这篇文章是我去年年底写完的,用了我半个月的时间,它即是我这两年的读书笔记,也是我对“灾变论”刊发以来收到的那些质疑的进一步回答。晓波你对《灾变论》的逻辑起点以及最后一部分即信仰问题的的分析是很有代表性的,这是此书最受争议的两部分内容。也是我在《政治的条件》一文中试图回答的问题。

   不过我确实也觉得你的问题也存在某些自我反驳的东西。我想谈谈第一个问题。我一直希望《灾变论》的问题着眼点不是“是什么”(what),而是“为什么”(why),是对原因穷追舍的提问。这一提问的结果不是要给出中国文化形成的唯一原因,而是要给出中西文化差异的差别原因。文化的生成是非常复杂的,想穷尽一切原因的学术追问也是非常困难的。因此我想走另外一条道路。构成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有很多共同的原因,如A、B、C、D,这些因素中西方都是共通的。但中国这方面突然有了个E,这个E就形成的“灾变论”唯一关注的对象。这一关注不等于否认还可能存在一个F也是中西文化差异的原因,但那个原因不是我要关注的。这个E当然就是我说的自然灾害。但是这种说法丝毫不意味着说西方没有自然灾害,就是说,我的问题不是宣称欧洲是绝对无灾民的(所以“黑死病”的存在就不构成对灾变论的挑战),而是想说明为什么中国是相对灾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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