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歪曲历史和掩盖罪恶的纪念邓小平

   

   作者:刘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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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标志著新旧交替的历史转折的出现,肯定不是单一力量所能完成的,无论这力量有多大;更不是某一历史人物个人所能推动的,无论这历史人物的个人贡献多么杰出。所以,回顾伟大历史事件也好,纪念伟人也罢,任何把全部功绩都献给一个人的回顾和纪念,即便不是别有用心的恶意,起码也是不尊重历史真相和极不公平的。

   不可否认,谈论中国改革的历史,不能不谈邓小平,但也决不能只谈邓小平。对后毛时代的党内改革派的巨大作用给予充分的尊重,并不意味著邓小平就是改革派的唯一代表,也不意味著对民间自发动力的故意无视,更不意味著邓小平在后毛时代的作为皆是「伟光正」的。

   不幸的是,由官方主导的邓小平百年诞辰纪念活动,也像中共政权主导的所有纪念中共元老活动一样,仍然重复著歪曲历史和掩盖真相的造神运动。

   从高层改革派的角度看,在八十年代驱动改革车轮的人物中,「邓、胡、赵」曾被公认为改革的三驾马车,胡耀邦是清算文革罪恶、平反冤假错案、思想解放运动的主持者,赵紫阳是经济改革(农村的包产到户和城市的企业改革)和政治改革的主要推动者,甚至可以说,赵紫阳在八十年代树立的「温州模式」,为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和私有化指出的方向。更重要的是,胡、赵二人还是抵制党内保守派的中流砥柱,先后阻止了「清污」和「反自由化」等整人运动的泛滥。

   然而,被神话为改革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在八十年代就曾因整肃胡耀邦而犯下一连串的重大错误。他先是通过非程序化的人治强权罢免胡耀邦,间接导致了胡耀邦的含冤而死;胡耀邦之冤死又成为八九运动的导火线。面对反腐败、促改革和要民主的民间自发运动,邓小平又拒绝赵紫阳提出的「在和平与法治的范围内解决问题」的温和政策,先是了听信了李鹏等恶吏的误导性汇报,口述了强硬的「四.二六社论」,把完全自发的学运诬蔑为由一小撮长胡子的人操纵「动乱」,致使运动升级为「5.13」大绝食的抗争;继而又故伎重演地罢免了赵紫阳,宣布军事戒严,致使运动进一步升级为徒手民众与武装军人之间的对抗;最后又把「动乱」升级为「反革命暴乱」,命令全副武装的军队屠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在一个国家的首都、在全世界媒体的注视下,酿成了震惊中外的血腥大屠杀。

   现在,双手沾血的邓小平却成为八十年代改革的「唯一人」,而冤死的胡耀邦和被软禁至今的赵紫阳都不见了。

   从推动改革的社会力量的角度看,在政治、思想、经济这三大方面,中国改革的最初动力都并非开始于任何官方决策,而是来自城市的民间和农村底层。只不过,来自民间的自发要求和行动得到了高层改革派的默认

   在政治上,至少从林彪事件开始,民意已经自发地酝酿著社会变革。1976年借悼念周恩来之名而出现的「四五天安门运动」 是民间要求结束文革和进行改革的第一次公开的响亮呐喊;接著,「西单民主墙」运动又第一次提出政治民主化的要求,并受到邓小平、杨尚昆等高官的肯定。可以说,「四五运动」和「西单民主墙」为邓小平的重掌最高权力提供了巨大的民意支持。

   在思想文化上,「四五运动」中出现的一系列诗文和演讲,迅速传遍了全国各地,特别是那句「秦皇的封建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的口号,已经具有了民间自发启蒙的作用;「西单民主墙」的言论更是民间启蒙思想的大汇集,特别是对民主、人权和言论自由的呼吁,为中国改革的政治方向提供了最早的引导;邓丽君等人的流行歌曲、手抄本小说和《今天》诗歌对大一统的革命文化之冲击,也是来自民间自发的创作、引进和传播。即便是「思想解放运动」,也不能只谈中央工作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和理论务虚会,而不谈南京大学哲学系那位不知名的哲学教师的自发投稿,为思想解放运动提供了最早的理论资源。而在邓小平重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镇压民主墙运动之后,仍然是民间思想推动著的启蒙运动,而官方打压民间运动(如清污、反自由化等)。

   在经济上,奠定中国经济改革基础的农村改革,最早来自农民求温饱的自发动力,「包产到户」和乡镇企业等的制度创新,带有纯粹的底层性和草根性。之后,由企业改革开始的城市经济改革,企业的「奖金激励」和「承包体制」,商业中的「个体户经济」和流通领域的「价格双轨制」,也是先有地方企业、民间个体的自发尝试和地方的开明领导人的支持,而后才有中央政策的形成和全国性改革的展开。

   而且,这种民间自发动力的出现都带有逼上梁山的性质,是忍无可忍之时的铤而走险:「四五运动」是对文革的忍无可忍,曾被定性为「反革命动乱」;「包产到户」是对「人民公社体制」的忍无可忍,也曾被定性为「复辟资本主义」;邓丽君的歌和《今天》的诗是对假大空的意识形态灌输的忍无可忍,也曾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的靡靡之音」和「资产阶级文学」,许多人因此而受到政治迫害。他们作为先知先觉者皆为改革付出了不同程度的个人代价,理应被历史所铭记、被今天的改革受益者所尊敬。

   必须明确的是,中国改革,能够被境内外媒体看到的更多是官方主导的表层逻辑,而真正推动改革的深层逻辑则是民间的自发动力。然而,这一深层逻辑,不但在本土被中共垄断的话语霸权所压制,而且也往往被境外舆论所忽视。事实上,正是这种自下而上的民间自发改革动力,在后毛泽东时代得到党内开明派自上而下的默许、鼓励和支持,才开启了难以抑制的改革大潮。

   现政权借出邓小平百年诞辰之际,之所以要全力凸出邓小平对改革的主导作用,一方面意在把改革的主要功绩仅仅归功于中共政权,并把现在的当权派标榜为改革的正宗继承人;另一方面完全抹杀民间的自发动力对改革的基础性贡献,也抹煞胡耀邦和赵紫阳等人对改革的巨大贡献。

   如果说,真有一种只属于邓小平的改革的话,那么,这样的改革显然就是被江泽民所固守的改革──弊端丛生和危机四伏的跛足改革。这种改革奠基于邓小平重掌权力后的1979年,它通过重申「四项基本原则」的独裁教条,通过「清污」和「反自由化」的意识形态整肃运动,也通过先后废除两任中共总书记的人治手段,更通过镇压「八九运动」的血腥屠杀,使国人至今仍然生活在一党独裁的恐怖政治之下,使改革走上跛足而行的特权主导下的「强盗资本主义」歧路,小康承诺下的两极分化、经济高增长下的腐败泛滥和生态破坏、大众文化下的道德堕落和信仰真空……现在的中国,既是暴富的权贵家族的天堂,又是广大无权无势者的地狱;既是诚实经商者的蜀道,又是欺诈投机者的阳关;是没有社会公正和商业信誉的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其血腥和野蛮、无耻和厚黑,远远超过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罪恶。

   中共现政权谈论的邓小平改革,既是对历史的极大歪曲,也是对有功于改革的其他个人和民间努力的极大不公。他说明了中共独裁政权在书写历史上的一贯的权力自私:通过歪曲历史和掩盖真相来进行自我标榜,利用话语霸权来垄断所有功绩和推卸所有的罪责。正如毛泽东时代编写的抗日战争史一样:真抗战的蒋介石被歪曲为假抗战的民族罪人,而假抗战的毛泽东却被塑造成真抗战的民族救星。

   2004年8月17日于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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