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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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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者的谦卑——为《格鲁沙诗文选》作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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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俞可平、吴思、刘军宁看普及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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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记者把小官僚钉上历史耻辱柱──有感于著名记者卢跃刚的公开信

   大陆著名记者卢跃刚又写出致团中央常务书记赵勇的公开信,以亲历的历史揭开了中共管制媒体的黑幕。卢跃刚在陈述自己写公开信的理由时说:赵勇在《中国青年报》(以下简称「中青报」)的讲话,表现出了「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小官僚的权力蛮横,「充满了教训、恐吓和无知。」他教训中青人要时刻牢记谁是「中青报」的老板,恐吓「谁要是不听话,随时随地可以滚蛋,」无知于自由民主的理念和新闻人的理想主义。

   令许多人惊喜和担心的是:卢跃刚在此信中所表现出的良知勇气和专业素养,实现了对体制内人士以往公开信的突破:

   首先,在以往,体制内人士的异见表达所针对的对象,往往是抽像的某一部门而不是具体的官员(如焦国标批判中宣部),或是与发言者没有直接行政隶属关系的高官(如青年干部政治学院新闻系主任展江教授就「南都案」致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的公开信,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就「劳教问题」致温家宝的公开信等),而直接针对主管部门的高官发出挑战,这在以往的体制内异见中是极为罕见的,因为在具有直接行政隶属关系的上下级之间,下级挑战上级要冒著遭到即刻惩罚的个人风险,轻则可能丢掉饭碗,而且具体到卢跃刚的职业,显然是当下中国的热门行业之一,他因此而丢掉的是人们争相谋求的金饭碗;重则可能从此被官方打入另册,失去人身自由:或如蒋彦永先生前不久遭遇那样,或成为被有关部门监控的对象。

   其次,卢信披露了优秀新闻人追求新闻自由的不懈努力,以及历届团中央书记处如何保护中青报的具体史实,即便在六四后的大清查关头,团中央书记处也对积极介入八九运动的中青报新闻人给予了保护,尽量把来自更高层的问罪对中青报造成的伤害降至最低。这说明,中共体制并非铁板一块,高官们也并非全都如现任团中央常务书记赵勇那般蛮横无知,而是早已开始了内部份化,体制内的健康力量也决不可小视。由此,我们能够看到推动中国新闻体制改革的主要机制:内在动力是优秀新闻人的新闻良知和职业素质,他们追求新闻自由的不懈努力,为中国的新闻改革提供了持续的动力;外在动力是党内开明官员的支持和保护,他们对新闻人的自发努力,在环境宽松时予以鼓励和支持,而在环境险恶时给以尽可能的保护。正是二者的合流,才成全了一种在灰色区域内扩展半吊子新闻独立和民间立场的局面。

   最后,卢跃刚向主管部门常务书记赵勇的公开叫板。表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颠覆「官本位」意识和不屈从于「官本位现实」的力量。在「兵痞逻辑与秀才逻辑、官僚文化与报人文化的冲突」中,对于信奉「官本位」的人来说,赵勇是团中央常务书记,现职的副部级要员,他还是中青报人的顶头上司,无论从职位还是从行政隶属关系,他都算得上大官;而卢跃刚仅仅是副主任级记者,没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切要接受团中央的领导,理应对副部级的顶头上司毕恭毕敬。然而,从新闻人的尊严和职业道德的角度讲,内在的自信和明亮使他敢于蔑视蛮横的权力:作为无权者,我们虽然无法阻止强权整肃报社、下令撤职、甚至开除,但新闻人起码可以向强权者发出这样的警告──制度的蛮横和邪恶在道义上决不能畅通无阻。正是这样的尊严感,才使卢跃刚的公开信表现出「大记者」的风范,而赵勇的讲话却活脱脱的「小官僚」面孔。卢跃刚才能骄傲地表示:体制内不可以出现对媒体、对企业、尤其对个人拥有生杀予夺大权的「主子」,也不应有谄媚权力的卑微「奴才」。

   在卢信中,通过历史与现实的对比,凸现了赵勇的霸道无知的小官僚形象,不但批评了中共的管制媒体的体制,而且把这种体制性罪恶落实到具体执行的官员个体身上,也就等于通过把类似赵勇这样的官员的作恶公之于众,使作恶者的名字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让作恶者付出长远的名誉代价。而将作恶者记录在案的记录愈多,就会对官员们形成了「被定历史耻辱柱」的道义压力,使官员们越来越丧失主动「干脏活」的利益驱动,即便不得不执行镇压命令,也大都三心二意。于是,民间道义的持续扩张和官府权力的日益萎缩,将使现政权对异见的打压越来越力不从心,因为它为镇压支付的成本越来越昂贵,一意孤行就将持续透支,直到最后破产。

   著名政治哲学家阿伦特在分析极权主义的邪恶指出:极权主义的邪恶是肤浅的,因此也是平庸的、猥琐的,因为纳粹高官在执行希特勒的邪恶命令时,「除了一心向上爬之外」,就再无没有任何动机和思想了了,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甚么。因为「……邪恶与思想不能相互见容,因为思想要朝深里去,要追根究底,思想碰上邪恶,便无所进展,因为邪恶中空无一物。这就是平庸。只有善才有深度,才能原创。」也就是说,为了个人向上爬而替独裁制度卖命的官僚们,其外在凶残表达著内在虚弱,其声嘶力竭透露著理屈词穷,其道貌岸然揭示著卑鄙下流。

   面对「除了一心向上爬之外」、再无任何思想的平庸小官僚,不愿意「在历史的进程中同流合污,留下恶劣的记录」的大记者,敢于把赵勇这类官僚的恶行钉上历史耻辱柱,实乃顺理成章。卢跃刚对官本位陋习的蔑视恰好说明:反抗强权和捍卫自由的勇气,既来自个人良知的示范,更来自个体之间的相互激励,两者的结合就会形成「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民间正气。正如卢跃刚在信中所言:「总结起来,我们无非是在大动荡时期头脑冷静,坚持了职业的标准和操守,坚持了新闻媒体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应该有的角色。当然,还有一点私心,就是不愿意在历史的进程中同流合污,留下恶劣的记录,哪怕我们可以在『工具』和『喉舌』的挡箭牌下不承当任何个人的责任。其实,这不仅是个人的职业准则,也是社会道义的要求,更是对历史后果的警惕。」在至今仍然没有新闻自由的中国,正是优秀新闻人的职业尊严感和历史责任感,才会对自己提出「不讲假话、不主动讲、不捏造假话」的自我期许和专业要求,才会掷地有声地宣布:「报纸不是垃圾桶,不是永远的垃圾站」。

   2004年7月26日于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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