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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文选
·六四夜 天安门广场见
·民间维权是六四的最大正面遗产
·青楼中的真人性——狱中读陈寅恪《柳如是别传》
·除了警察 中共还有什么?——抗议山东沂南县警方刑拘陈光诚
·从文革到六四看中国民主化的困境
·刘正有被绑架考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韩国队出局是必然、也是“天谴”
·读胡平想起“民主墙一代”
·比张德江更具迷惑性的钟南山
·人性恶与自由宪政
·比黑社会更可怕的政权
·金正日讹诈胡锦涛
·掉书袋子和以文载道——狱中读书随想
·个人自由在中国近现代的缺席
·中国特色的发展观之弊端
·野蛮的制度性割喉
·孔子跑官与娼优人文——狱中重读孔子行迹
·为“世纪中国网站”送行
·不断蜕变中的中共独裁
·扼死新闻喉咙的恶法——评《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
·孔子的诲人不倦和删诗——狱中读孔子行迹
·中共为什么替真主党卸责?
·中东和平与消除“国中国”
·向敌人学习——苏格拉底的爱国主义
·从禁令封口到恶法禁言——再评《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
·中国权贵的暴发户心态
·从革命党到利益党
·希望国内维权远离境外的暴力或政变等煽动
·回应呼吁国内“见坏就上”的高寒
·邪恶与无赖莫过于金家政权
·俄罗斯的沉重新生和中国的腐朽权贵
·从太监党到秘书党
·从办事处现象看中国的合法腐败
·知识人的乌托邦和野心家的工具————狱中读《俄国知识人与精神偶像》
·混世魔王毛泽东
·民间娱乐恶搞红色经典
·白痴官员“恶搞”中共
·“色搞”泛滥的中国(之一)
·崩溃论与稳定论的互补
·胡锦涛漫画事件的背后
·特权福利与两极分化
·“色搞”泛滥的中国(之二)
·今日陈良宇 昨日陈希同
·毛泽东的极权式腐败——为毛泽东死忌三十年而作
·孔子编史与中国的避讳传统
·从王朔式调侃到胡戈式恶搞——兼论后极权独裁下的民间笑话政治
·从陈良宇案看官权对民财的掠夺
·国际社会的无能纵容出朝鲜核爆
·跛足改革的“竞次主义”
·从中共党员到中共体制的叛逆者——悼念林牧先生
·金正日激怒了胡锦涛
·刘晓波、胡平:北京为奥运提前清场
·胡江“反腐”一脉相承
·沈从文自杀与毛式暴力美学
·掠夺老百姓活命钱
·自由人面对铁窗的微笑——为秦耕《中国第一罪——我在监狱的快乐生活纪实》作序
·中国自由主义的现代困境
·维权面对利益党的自我调整
·展示官权的人权展
·在刀锋上行走——狱中读《布拉格精神》
·深圳警察恶搞胡温中央
·反抗者的谦卑——为《格鲁沙诗文选》作序
·洋泾浜加奴才相的十博士生呼吁
·2006年回顾:亲民秀 人权秀 恶搞秀
·毕加索亵渎斯大林亡灵
·我与《开放》结缘十九年
·新闻改革秀的客观效应
·在大国崛起的背后
·继承赵紫阳的政治遗产——赵紫阳去世二周年祭
·找不到方向的胡温政权——比较《大国崛起》与《居安思危》
·出版自由之敌的龙新民和邬书林
·公然作恶的中共广电总局
·从禁书看中共的合法性败血症
·与其高调说民主 不如低调做民主——俞可平现象观感
·从俞可平、吴思、刘军宁看普及民主
·大国崛起是天下心态的复活
·中共寡头独裁的衰败
·赵紫阳的家庭会议
·禁书与出版垄断
·老左喻权域的野蛮和癫狂
·软禁中的政治家赵紫阳——读宗凤鸣《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
·保护私产和社会公正——有感于新老左派反对《物权法》
·看温家宝 想赵紫阳
·温家宝回避赵紫阳 记者会文字稿被删
·中共现任官员董德刚挑战党魁胡锦涛
·《物权法》争论背后的政治较量
·独裁制度对人的道德谋杀
·土地国有是强制拆迁的尚方宝剑
·《物权法》对民权扩张的意义
·为王小波去世十周年而作
·温家宝“融冰”仅是表象
·叶利钦——极权帝国的终结者
·中国自由主义的当代困境
·马英九可能败在连战手中
·被两次扼杀的生命——有感于大连警察开枪杀死三个平民
·从一无所有到全民炒股
·向马力先生推荐《寻访六四受难者》——六四十八周年祭
·政治奥运在北京
·官权“明抢”与广西计生风暴
·那个春天的亡灵——六四十八周年祭
·6月3日晚丁子霖夫妇和徐珏女士前往木樨地祭奠爱子亡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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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色狂欢-----中国商业文化批判之一

六四后的中国,与物欲横流的权贵私有化相适应的商业文化消费,也像富贵攀比的物质消费一样,日趋享乐化、浅薄化、平庸化,其社会功能也越来越成为现政权维持独裁秩序的帮闲工具。小品化调笑的精神按摩,发挥着麻痹灵魂和瘫痪记忆的功能;亲民化宣传的强制灌输,强化着救主-臣民意识;现实中的包二奶、泡小姐、婚外恋、一夜情等性混乱,与商业文化产品中所表现的情色狂欢相对应,变成纵欲主义的工具。

     于是,当年的政治革命狂热,一变而为今天的财富崇拜和性放荡;当年的最高道德楷模毛泽东,在价值观的非毛化和毛遗产的商品化的过程中,神的光环逐渐褪去,而暴君的本来面目日渐显现,其私生活的糜烂也渐次爆光。毛等已故中共高官的私生活,不仅成为民间笑话的素材,也成为今日的大小官员们包二奶的榜样。毛在中国的特殊地位及其名誉资源,不仅为左派们煽动民粹主义提供思想资源,更为商人们提供发财致富的卖点。

     一夜暴富的黄金梦中包含着夜夜风流的渴望,压抑已久的性欲一旦得到释放,必然变成现实中普遍的“包二奶”和“泡小姐”,再包装成文化产品中的婚外恋矫情和床上尖叫。看不完的肥皂剧和贺岁片,再也离不开“肉弹”的四处开花;文学作品也进入“肉体写作”的时代,“美女作家”之后又有“美男作家”,白领们的酒吧情色之后,又有妓女的卖淫自白,接下来又有完全纪实的“下半身日记”,紧跟着是自称硕士的知识女性将自己的裸体照贴到网上。网络文学的热点之一就是“情色文学”的兴盛。作品中的男女,也越来越赤裸地展示肉欲和性变态行为,甚至到了没有羞涩表情而只有色欲饥渴和肉弹发射的地步。

   一、肉体展示的渐近高潮

     (一)八十年代冲破政治禁区的情色

     在思想解放和启蒙激情的八十年代,商业文化对大陆的冲击主要来自港台,形成对独裁文化的两个层次的反叛:一是对党文化垄断的反叛,促成了中国人背离官方意识形态的斗争哲学,而开始转向人性人情的觉醒;一是对所谓文化精英主义的反叛,打破了文化精英的话语霸权,文化市场和受众趣味开始出现分化。以港台歌曲、金庸武侠和琼瑶言情为代表的通俗文化风靡大陆,不仅使官方说教越来越失去市场,也使《人民文学》、《诗刊》、《收获》为代表的精英文化的影响力急遽衰落,所谓的严肃文学的读者群迅速缩小。也就是说,通俗文化对“文化大一统”起到了非常好的瓦解作用,使大陆的文化市场开始有了分化,促成了官方文化、精英文化和商业(大众)文化的多元并存。在党文化强制推销的主旋律和精英们的说教文化之外,民众在文化消费上有了选择新的文化产品的余地。

     商业文化的反叛当然也涉及到爱情和性欲领域。在八十年代,情色的解放首先来自港台的流行歌曲、手抄本小说和日本影片,其中,尤以邓丽君的情歌和日本电影的影响最大。邓丽君特有的软绵绵气嗓,倾诉着如泣如诉的情爱悲欢,对于听惯了“钢铁旋律”的国人来说,无异于瓦解革命意志的靡靡之音,但她的声音确实听醉了文革结束后的一代青年,即便在“清污”的打压下,她的歌声仍然风靡全国,也影响到大陆通俗歌曲的最初亮相。日本电影《追捕》中女主人公的飘逸长发,《生死恋》中男女之恋的刻骨铭心,也使城市青年的夜晚被情色幻想占据。到八十年代中期,中国人宣泄性饥渴的主要方式,一是大量阅读外来的翻译文学,如劳伦斯等人情色小说;二是偷看黄色录相,聚在某一有录像机的朋友家偷看“毛片”,已经成为朋友交往的最亲密的方式之一;三是有幸出国的人,把资本主义世界的“红灯区”当作旅游景点,出国归来的人,也乐于在亲朋好友间讲述西方的红灯区和性自由。

     在文学上,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作家的情色解放还不能直接展示性欲和肉体,而只能以政治禁忌下的“爱情”来包装。张洁的短篇小说《爱,是不能忘记》,是爱情主题突破政治禁区的代表作,第一次控诉了极权政治对人性之爱的蹂躏。即便是纯民间的地下文学如《今天》上的作品,也是以抒发爱情为主,舒婷的《致橡树》便是代表作。到八十年代中后期,文学中的男女恋情也逐渐在情感描述中加入性内容,张贤亮的中篇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之所以轰动一时,就在于作品对右派男主人公在流放中与村姑之间的性爱描写,但张贤亮的性描写,还只是其意识形态批判的附属部分,一方面服务于冲破写作禁区和追去创作自由的启蒙目标,另一方面服务于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难命运的表现。这部中篇小说赋予了性行为以过于夸张而沉重的意义,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难命运的倾诉,也是知识分子的“人民上帝观”的另类表达——底层村姑用丰润的肉体治愈了落魄士大夫的性阳痿,用朴素的性爱拯救了知识分子已经沉沦的灵魂,最终把男主人公送进了铺着红地毯的人民大会堂。电影《芙蓉镇》也是对反右迫害的控诉,落魄文人与泼辣村姑的情色故事,赢得了中国最高电影奖项。这就意味着,政治禁忌下的右派与“破鞋”之间的偷情,既被大众视为美好人性的展现,也已经得到了官方颁奖的正式肯定。

     与此同时,弗洛伊德的性欲理论风靡大陆,潜意识理论影响着许多作家对性问题的处理,可以说,观念化先行是当时文艺的普遍特征。比如,王安忆写出的性欲系列小说“三恋”,重在表现极权政治之下的性压抑和性扭曲,给我的阅读感受是:她一边捧读《性学三论》,一边写出了潜意识中的性冲动。张艺谋导演的影片《红高粱》之所以风靡一时,从选材的角度讲,就在于影片讲述了一个充满野性的野合故事,影片主题曲“妹妹,你大胆往前走”的粗狂吼叫,是对性欲所代表的原始生命力的大肆张扬。以荒凉大西北的火红高梁为背景,在开阔的蓝天和大太阳的俯视下,土匪对村姑的强力劫持,高梁地里的野合狂潮,土匪们为争夺女人而相互厮杀,女主人酿酒的大缸里射入男雇工的尿骚,居然神奇地酿出了远近闻名好酒“十八里红”,等等,这一系列戏剧性的情节设置和人物塑造,不仅完成了男女性欲的奇特交合,而且营造出神奇生命力的视觉幻想。《红高粱》的获奖象征着国人性观念的转变:把“情色张扬”作为“生命力旺盛”接受下来。

     政治禁忌和偷情高潮的奇妙混合,在王小波的长篇小说《黄金时代》中,得到了更为艺术也更为深刻的表达。其中,最为精彩的章节是对主人公“王二”的知青生活的描述。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另一面,是城市青年在农村得到了最现实的性启蒙,一种朴素粗俗、酣畅淋漓而又充满偷吃禁果的刺激的性启蒙。男女生连手都不太敢拉的城市中学生,在变成了响应伟大领袖号召的知青之后,兵团和集体户的特殊环境,突然拉近了男女之间的距离,乏味的精神生活需要用男欢女爱来填充,也消除了性的羞涩和罪恶感。于是,“广阔天地”中的“大有作为”,被王小波描述为“大有‘性’为”。农村那空旷的无人田野,为大城市中倍受性压抑的一代青年提供了偷情私通的性欲飞地。在当时的政治生态中,小资情调的恋爱是必须清除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偷情就更是大逆不道,特别是“私通”中女人,要被扣上一顶极具诬蔑性的帽子——“破鞋”。男主人公王二与女主人公陈清扬进行田野交媾的前奏,就是两人讨论“破鞋”问题:陈清扬被当地人视为“破鞋”,而她本人却不承认自己是“破鞋”。然而,即便政治禁忌和道德歧视造成的偷情风险仍然令人恐惧,但其惊险恰与偷吃禁果的刺激成正比。

     王小波笔下的女主人公以前不是“破鞋”,但在王二的性攻击下真的变成了“破鞋”。文革前,绝对没人敢把国家主席的夫人侮蔑为“破鞋”,而文革中,王光美的脖子上却被红卫兵挂着上了“破鞋”。文革结束后,当刘少奇及其遗孀获得平反之时,以前的“破鞋”也逐渐褪去罪恶色彩,而变成小说中的正面人物并被赋予道德正当性,随之而来的是一个为“性”重新命名的纵欲时代,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破鞋”,变成了人人追逐的小康时尚“新鞋”。君不见,在当下大陆的电视剧中,有一段被各类剧中人重复的台词:“婚姻如同一双鞋,只有穿的人才知道是否合适”。

     (二)九十年代的情色享受

     进入九十年代,通俗文化越来越屈从于商业操纵,对党文化的消解作用逐渐淡出,精英们也纷纷投身于商业文化的逐利竞争之中,于是,通俗文化逐渐与党文化主旋律合流:一方面,党文化灌输越来越借助于通俗文化的包装,小康时代的独裁秩序更需要商业娱乐来点缀其歌舞升平;另一方面,通俗文化也越来越需要权力化市场的支持,需要官方大媒体为其提供推销自己的舞台,媚俗成为大陆文化的主要品质。官方每年一度举办的春节晚会,各类娱乐明星之所以争相亮相,就在于它是自我推销的最大广告。与此相应,性内容在文化产品中的政治色彩也越来越淡,而单纯的情色享受倾向日益加强。

     1991年1月26日,我走出秦城监狱,被从北京遣送回大连。下火车后,我浏览了车站附近的书摊,一个特别醒目的杂志封面赫然跳进眼帘,封面上是个斜躺着的、线条优美的裸体女人,下面的标题是《天边飘来一具死尸》。印在其他杂志封面上的标题中又有:《首次曝光中国特大性虐待案》、《恋阴癖的秘密》、《徘徊在校园里的色狼》、《色胆包天的性虐狂》、《告诉你享受性生活的秘诀》等,甚至还有《毛泽东和他的第二任妻子贺子珍》。

     当时,我看了这些流行书刊,着实大吃一惊:六四刚过不到两年,邓小平也还没有南巡,刺激物欲的第二轮经济改革还未开始,官方还在声嘶力竭地反自由化反和平演变。在官方宣传中,反自由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打击私营经济和扫黄。但这些书摊上的报刊和书籍说明,扫黄根本没起作用,非但没有扫掉,反而大有泛滥之势,已经远远超过八十年代。后来,我又逛了大连和北京的几个图书市场,发现色情加暴力的通俗读物最为畅销,另一类畅销读物是已故中共高官的私生活秘闻。

     与此同时,在所谓的严肃作家笔下,也出现了轰动效应的“性文学”,从贾平凹的《废都》、陈忠实的《白鹿原》的风靡中,从张艺谋的电影《菊豆》所渲染的“乱伦”激情中,《大红灯笼高高挂》所展示的妻妾成群的大宅院里的争风吃醋,昏暗的大红灯笼下的“捶足性高潮”中,从美国婚外恋小说《廊桥遗梦》对无数中年妇女的征服中,从大陆媒体对朦胧诗人顾城在新西兰杀妻后自杀的炒作中……中国文人的腐朽没落的传统“性情趣”高调回归,大陆人倍受压抑的情色世界怦然敞开,严肃文学变成了开启商业文化中的“情色狂欢”的催化剂。对野合、乱伦、三妻四妾的题材之热衷,对婚外偷情的细节化把玩和士大夫化品味,渗透文人们的猥亵和肮脏的性趣味,士大夫家居生活的渴望是妻妾成群,被幻化为深宅大院中每夜点亮的大红灯笼,让人不能不想起《金瓶梅》、《三言二拍》、张爱玲、张恨水等情色文学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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