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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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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中国毛派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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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听天安门母亲的声音——读六四难属《寻访实录》

一、献给十七岁的祭诗
     1991年春节前,我走出秦城监狱后,就听说丁子霖老师的儿子死于六四屠杀。当年三月份从大连回到北京,我一直想去看望二位先生,既作为学生,更作为身背负罪感的晚辈。
     当年6月3日,我这个八九年的风云人物和幸存者,怀着惶恐悔罪的心情,带着一束鲜花和一首祭诗,去看望丁子霖和蒋培坤二位先生。进门的第一件事,就是走到捷连遗像前,鞠躬、默哀、献上鲜花和祭诗。

     遗像上的17岁,正走在八九运动的行列中,头缠红布条,双手举红旗,一张年轻的脸,棱角分明,朝气勃勃,把我拉回到英姿焕发的八九高潮。虽说,蒋捷连还只是高中生,但他那充满正义感和自豪感的神态,与我接触过的无数大学生毫无二致。后来,听蒋老师说起才知道,捷连参加学潮并非始于八九,他也参加过八六学潮。
     我的眼睛湿润了,开始哽咽着朗诵献给捷连的祭诗:
     《给十七岁》    ——六四二周年祭
     题记:你不听母亲的含泪劝阻,从家中厕所的小窗跳出;你擎着旗帜倒下时,仅十七岁。我却活下来,已经三十六岁。面对你的亡灵,活下来就是犯罪,给你写诗更是一种耻辱。活人必须闭嘴,听坟墓诉说。给你写诗,我不配。你的十七岁超越所有的语言和人工的造物。
     我活着
     还有个不大不小的臭名
     我没有勇气和资格
     捧着一束鲜花和一首诗
     走到十七岁的微笑前
     尽管我知道
     十七岁没有任何抱怨
     十七岁的年龄告诉我
     生命朴素无华
     如同一望无际的沙漠
     不需要树不需要水
     不需要花的点缀
     就能承受太阳的肆虐
     十七岁倒在道路上
     道路从此消失
     泥土中长眠的十七岁
     象书一样安详
     十七岁来到世界上
     什么也不依恋
     除了洁白无瑕的年龄
     十七岁停止呼吸时
     奇迹般地没有绝望
     子弹射穿了山脉
     痉挛逼疯了海水
     当所有的花
     只有一种颜色的时刻
     十七岁没有绝望
     不会绝望
     你把未完成的爱
     交给满头白发的母亲
     那位曾经把你
     反锁在家中的母亲
     那位在五星红旗下
     割断了家族血缘的母亲
     被你临终的眼神唤醒
     她带着你的遗嘱
     重新迈开沉重的脚步
     往来于无辜者的坟墓之间
     每一次她就要倒下时
     你都会用虽死犹生的气息
     把她扶住
     送她上路
     超越了年龄
     超越了死亡
     十七岁
     已经永恒
    
     1991年6月1日深夜于北京
     我想在十七岁的亡灵前朗诵完这首诗,但刚刚读了一段,就被蒋老师制止了。蒋老师握着我的手在颤抖,躺在床上的丁老师在流泪。我这才感到自己的莽撞,为自己的冲动而懊悔:在这样敏感的时刻,即便我心怀最真诚的善意,朗诵这样的祭诗,也无疑于往伤口上撒盐。二位老师还没有从丧子的刻骨之痛中恢复过来,特别是丁老师,身心都很虚弱,大部分时间躺在床上。
     真不该刺激二位老师。我停止朗诵,默默地把祭诗的手稿放在捷连的遗像前。
     说起来,我与二位老师的交往还是始于八十年代,主要是与蒋老师的来往。我熟悉蒋老师的第一机缘,是因为我与他在专业上的相通。八十年代的大陆出现过持续时间不短的美学热,朱光潜先生和宗白华先生的美学旧着重见天日,成为我们这批大学生抢读的精神食粮;李泽厚先生和高尔泰先生的美学新论风靡于文化界和高校,两人之间的论战也引来众多参与和旁观;美学研究也成为大学里的显学,上海复旦的蒋孔阳先生、山东大学的周来祥先生、人民大学的蒋培坤先生、北京大学的乐黛云先生等,是八十年代身为大学教授的知名美学家。
     在我的记忆中,蒋老师之所以在当时的美学热中占据一席位置,来自他对马克思的《1844年政治-经济学手稿》有着独树一帜的解读。蒋老师将马克思美学解释为“人的解放”之学,并因此而饮誉当时的中国美学界,被称为“人本主义美学派”。我当时在北师大读文艺学专业的研究生,不仅对西方美学、中国古典美学用力甚勤,而且对当时中国的各派美学论着也皆有涉猎,自然要读到蒋老师的著述。正因为蒋老师在当时美学界的声望,我的导师才决定聘请他出任我的博士论文《审美和人的自由》答辩委员会的九位委员之一。按照当时中国学位答辩的有关规定,每个博士生的答辩委员会都要推举两位正式评议人。在我的答辩中,蒋老师与王元化先生被答辩委员会推举为正式评议人。
     记忆中,蒋先生给我论文的评价还不错,着重强调“美与人的自由”之间的关系。比如蒋老师在论文评语中说:“把艺术和审美看作实现人的自由的一种方式,或者看作人的自由生命表现本身,即从人类本体论的角度去探索艺术审美的价值,应该说较之以外在功利为价值指南的传统艺术观念更贴近人类艺术的真谛。”“自由,如果不是像通常那样仅仅从认识论意义上去理解,而是从人本学的意义上去理解,那幺它无疑是人类追求终极价值目标,也是艺术和审美追求的终极价值目标,而且,从现实性上说,人类也许只有在艺术和审美中才能使这种自由付之实现,尽管这种实现在形式上是虚幻的,但在本质上却是现实的。”
     当时,我曾在八七年的反自由化运动中被中共教委点过名,在何东昌为首的教委看来,我这样的“自由化分子”根本不配读博士学位。然而,我的导师黄药眠先生和童庆炳先生顶住了教委的压力,加之不久后反自由化运动在赵紫阳的干预下半途而废,使朱厚泽(胡耀邦时代的中宣部长)提出的“三宽”气氛得以恢复,才使我得以最后走上答辩席。答辩时,教委还专门派人去旁听,似乎害怕我在答辩中大放厥词。答辩委员会丝毫没受教委来人的影响,基本肯定了我的论文和答辩,使我这个“问题博士生”的论文得以顺利通过,并于当年7月拿到博士学位证书。
     这一切,我这个学生当然会铭记终生。
     1988年春天,我拜访丁、蒋二位老师的家,主要是为了听取蒋老师对我的博士论文的意见。由于谈话投机,与蒋老师交往日渐增多。但也应该承认,那时的拜访和尊称丁、蒋二位为老师,还主要是出于一般的师生礼节,或者说是礼节多于情谊,谈话大都局限于美学领域。而且,我去见蒋老师,显然与拿博士学位的功利性目的高度相关。然而,经历过六四大屠杀之后,我被开除教职,丁、蒋二位老师被勒令提前退休,再次前去拜访,我和二位老师的关系就不只是师生情谊,而是被六四鲜血凝结在一起的患难与共,相互来往也就自然多了起来,相互了解也逐渐加深。
     蒋老师每次谈起八十年代都很动情,他曾对我说:“我们一家三口都是八十年代的受惠者。我的美学研究受益于那个时代的思想解放,也结交了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象高尔泰,在八十年代,因为共同参加你的博士论文的答辩,我俩一见如故,从此结成至交。六四过后,高尔泰来北京看我和丁老师,我们两个中年男人居然抱头痛哭。我无锡老家的客厅里,还挂着高尔泰送的画作‘钟馗打鬼图’。再如象你的导师童庆炳,六四后十五年来,老童是与我俩保持密切关系的少数老朋友之一,在我俩最悲痛的时刻带来可贵的安慰。”
     蒋老师还说:“我们全家也是在八十年代重温丁文江的,小连也开始对他的二外公有所了解。八十年代初,亲戚去海外,从胡适的儿子处带回胡适所着的《丁文江传》,还有一本翻译过来的美国人写的《丁文江——中国新文化》,小连都看了。连儿死的真惨,但也死的骄傲,他接续上丁家的自由主义传统。他只是高中生,却积极参与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学生运动,他不光参与了八九运动,八六学潮也参与了。小连的这些作为,肯定与八十年代的自由风气、与他对丁文江的了解密切相关。从思想启蒙角度看,小连也是八十年代思想启蒙的受益者。”
     1999年10月,我再次走出中共的监狱,从大连回到北京。接近年底,全世界盼望新千年降临的气氛日见浓烈。那几天,不断有朋友打电话来,约我共度除夕夜,但我和妻子刘霞想把这个新千年之夜留给“六四”的亡灵们,决定和丁、蒋二位老师一起为亡灵守夜。
     12月31日的夜晚,我和妻子去了丁老师家,吃了简单的晚饭之后,守夜的气氛一直很沉重,沉默多于谈话。在小连的遗像前,我不知道如何安慰二位老师,平时的口若悬河也变得沉默寡言。临走前,丁老师反复叮嘱我好好待刘霞,决不能再卤莽行事,把刘霞一个人留在有形监狱外的“心牢”里。我很感动,这才是对我们两口子的真正关心,做政治犯的妻子之难,一点也不次于政治犯本身,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我当时想,丁老师之所以关心刘霞胜过关心我,肯定来自她这些年的亲历,她太了解失去最亲爱者的遗属们的艰难:残暴制度的迫害和良知匮乏的社会,使独裁制度的反抗者的亲人们承受着巨大压力,不仅是随时可能与亲人被迫分离的焦虑,还是被监视的恐惧、失去隐私的烦恼,更有官方刻意洗脑所造成的遗忘和冷漠。好在,有难属群体之间的相互扶持,也有国内外善良人的同情和支持,为这些六四受难者带来温暖的安慰和抗争的勇气。
     告别时,丁、蒋二位老师把他们历尽磨难编成的难属证词送给我俩,并再一次叮嘱我好好待刘霞。
     第一次读到为纪念六四十周年而出版的《见证屠杀 寻找正义》,那是155位死者、65位伤残者的名单和27位六四难属的证词。阅读时的经历和感受,我都写进了《来自坟墓的震撼》这篇六四十一周年的祭文中。请允许我在此引用一些段落:
     “一进家门,连口水都没顾得上喝,就迫不急待地翻开《见证屠杀 寻找正义》读起来,从读第一页开始,我的眼睛就湿了。我是在泪水中念给刘霞听的,几乎每读一小段都要因哽咽而中断,我已记不清中断了多少次,每一次中断时的沉默都有死一样的寂静,都能听到亡灵们在地下发出的冤哭,那幺微弱、那幺无助、那幺撕心裂肺。二位老师,由衷地感谢你们,使我和妻子以一种非同寻常的方式,渡过了这个人人都在附庸风雅的2000年之夜。与离我家不远处(那时,我家在世纪坛附近)正在举行的盛大而华丽的仪式相比,今晚和亡灵们在一起,我们的内心才有安慰,才感到踏实。我和妻子都感到这才是最有意义的千年之夜。现在,当我坐在电脑前写这些纪念‘六四’的文字时,耳边仍然能够听到亡灵们无声的呼唤。”
     “二十一世纪开始的那一刻,执政者们执意要学中国的历代帝王们,进行一次祭坛的表演。北京为几朝古都,遗物遍地皆是,特别容易使人产生帝制时代的联想。这里早已有了皇帝们主持祭天地的天坛、地坛,今天,为了迎接二十一世纪的到来,又修了一个‘中华世纪坛’,又一个劳民伤财、好大喜功的总书记兼主席工程,为了满足当权者的虚荣,还没有完工就匆匆启用(近半年过去了,世纪坛仍然在进行全封闭的施工),连出租汽车司机都看出了这是一种帝制时代显示皇权至上的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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