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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段琪瑞的侄孙死于六四屠杀而想到的

六四已经十五年了。

   读丁子霖女士的《六四死难者寻访实录》(见《民主中国》2004年3月号、4月号),听蒋彦永大夫爲六四正名的呼喊,我再次被震撼,难以摆脱的羞耻感咬嗜著灵魂。

   每年都坚持爲亡灵写点什麽,与其说是展示自己的勇气,不如说是对亡灵的忏悔。每次坐在电脑前,坟墓的倾诉萦绕不去,耳边响起的是这样的警告:活人必须怀著足够的谦卑和敬畏,倾听来自坟墓的诉说,六四亡灵们才能教会幸存者什麽是活著,什麽是死去,什麽是虽死犹生。

   一 两个儿子和两位母亲

   据我所知,在六四难属群体中,有两个死去儿子的家庭,曾经是中国现代史上的名门。一个是人们比较熟悉的丁子霖女士的家庭,其叔父是中国最著名的地质学家、新文化运动主将之一丁文江;其子蒋捷连,中弹于北京市木樨地地铁站口附近,年仅17岁,正在人大附中读书,丁文江是蒋捷连的舅外公。

   另一位死于六四屠杀的年轻人则比较陌生,他是周淑庄女士的儿子段昌隆,乃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著名军阀、北京临时政府执政段祺瑞的侄孙。段昌隆是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应届毕业生,6月4日□晨遇难于北京民族宫附近,年仅24岁。

   据丁子霖女士的难属寻访录《被害者段昌隆和他的母亲》一文介绍:“昌隆不是被乱枪打死的,也不是官方所称的‘误伤’,而是被戒严部队故意杀害的。他就倒在开枪者的跟前。”被害经过是:“昌隆是6月4日□晨遇难的。他左侧心脏大动脉中弹,是由小口径手枪近距离射击致死的。据事后了解,那天晚上他出门去寻找他的妹妹和女友,当他推车至民族宫附近时,正遇上东进的戒严部队与民衆形成对峙局面,群情激愤,情势紧张,一场杀戮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昌隆目睹这种局面,随即跑步前去劝解。他当时也许想,这样僵持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如果向双方说明道理可能会避免悲剧的发生。可是他没有想到,当他跑向戒严部队前排一位看来是指挥员的军官跟前时,一颗罪恶的子弹彻底粉碎了他的善良愿望。而这颗罪恶的子弹,就是从那个军官的手枪枪口射出的。”(见《民主中国》2004年4月号)

   过于年轻的生命,消失于刽子手的屠戮,怎能不刺穿母亲的心!儿子昌隆遇难后,悲愤的母亲周淑庄变成了一位勇敢的母亲。她是最早敢于面对境外媒体说出屠杀真相的母亲之一,也是“天安门母亲”的骨干。她不倦地爲那些无辜死难者及其难属奔走呼号,从不向强权的恐怖威慑低头。早在1993年,周淑庄就与丁子霖一起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披露了儿子段昌隆的被害经过,谴责六四大屠杀。1995年8月,丁子霖和蒋培坤夫妇在江苏无锡遭到非法关押,周淑庄通过海外媒体挺身而出,谴责当局对丁子霖夫妇的诽谤和迫害,用雄辩的事实和充分的道义维护了难属群体的名誉。1998年,北京市安全局命令中国银行无锡分行冻结了一笔来自德国的“六四”人道捐款,周淑庄和难友们向当局发出了强烈抗议,并一起前往国安部进行交涉。在“六四”十年祭的1999年,108位难属向最高人民检察院递交了控告刽子手李鹏的起诉状。在这一法律维权行动中,周淑庄不顾体弱多病,多次接受海外媒体的采访,控诉刽子手的反人类罪行。不幸的是,她终因不堪重负而突发脑血栓,从此半身不遂,至今未愈。

   两位名人之后都倒在共产党的枪口下,两位母亲共同站出来讨还公道。这,也许是历史的巧合,但在敌视民意的制度下,又是必然:大屠杀的发生是必然,它是独裁强权实施恐怖统治的极端化;正如当年的周作人,在目睹了近现代中国的各类政府的一系列杀戮之后,近乎绝望地写道:“我觉得中国人特别有一种杀乱党的嗜好,无论是满清的杀革党,洪宪的杀民党,现在的杀共党,不管是非曲直,总之都是杀得很起劲,……把杀人当做目的,……尽量地满足……残酷贪淫的本性。”(参见张菊香编:《周作人散文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6月出版,P170 )只要独裁制度不灭亡,恐怖统治就不会消失,滥杀无辜的野蛮也不会根绝。

   纵观中共的历史,其对内杀人并非始于“六四”,至少从肃AB团开始,中共就在制造大冤案,延安整风也制造了衆多冤魂,掌权之后的阶级灭绝就更肆无忌惮,镇反、三五反、反右、大跃进、四清、文革,一路镇压过来,直到用全副武装的军队屠杀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与平民。因爲,暴力性的整肃和镇压是中共得以夺权、掌权、维权的秘诀之一。

   与此同时,受难者讨还公正之路的漫长和艰辛也是必然,被□辱遭迫害的国人的自发抗争已经持续了数代人,还将继续下去,直到恐怖政治被终止和人权至上被确立。

   二 两大惨案和两个政府

   在衆多六四死难者中,我之所以单独挑选段昌隆来爲文,绝非因爲他是名门之后,而是他的受难让我想起中国现代史上的另一著名惨案,并通过类似事件的历史对比来凸现当下中国的现实。

   1926年,也就是六四大屠杀的63年前,中国现代史上也发生过一次政府对学生的著名屠杀,史称“三。一八惨案”。死于六四屠杀的段昌隆,他的叔祖父段祺瑞执政的北洋政府,曾在官邸前镇压徒手请愿的学生,打死47人,伤200多人,死难者中有一名女学生叫刘和珍,因鲁迅的沈痛悼文而名垂青史。

   一个必须对屠杀负有责任的政权及其执政者,该如何面对这罪恶,不仅检验著政权本身的善恶,也检验著执政者本身的爲政之德和人性之有无,更能突现出历史的进步与倒退。毫无疑问,两次屠杀皆是大罪恶,但两个时代的两个政府──军阀混战时代的北洋政府与和平建设时期的中共政权──对这罪恶的态度却迥然不同──今天的中共政权远不如当年北洋政府。

   回到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尽管,当年的北洋政府是军阀政权,段其瑞本人也是著名军阀,其执政时期的独裁和乱相颇受病垢。然而,执政段祺瑞在知道政府卫队打死徒手请愿的学生之后,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之后又处罚了凶手,并从此终生食素,以示忏悔。

   中国知识份子和媒体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社会良知,用同仇敌忾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周作人、林语堂、朱自清、蒋梦麟、王世杰、闻一多、梁啓超(刚刚动过手术、正在住院)、许士廉、高一涵、杨振声、□叔华等著名知识份子纷纷谴责段祺瑞政府;刘半农作词、赵元任谱曲的哀歌唱遍京城;鲁迅先生更是激愤不已,爲此而终止正常创作,就此惨案连续写了七篇檄文,名垂青史的悼文《纪念刘和珍君》便是其中之一。

   当时,诸多媒体加入谴责屠杀暴行的行列,如《语丝》、《国民新报》、《世界日报》、《清华周刊》、《晨报》、《现代评论》等,特别是邵飘萍主持的《京报》,大篇幅地连续地发表消息和评论,广泛而深入地报导“三。一八惨案”真相,在惨案发生后的12天内,就连续发表了113篇有关“三。一八惨案”的消息、评论、通电,《京报。副刊》也发表了有关文章103篇。

   惨案发生后,北京各高校和大学校长、教授也纷纷谴责段祺瑞政府的。时任北大校长的傅斯年在昆明见到对惨案负有直接责任的关麟征,傅斯年第一句话就是:“从前我们是朋友,可是现在我们是仇敌。学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杀害了他们,我还能沈默吗?”1926年3月2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会团体、各学校齐聚北京大学大操场,爲亡灵们举行万人公祭大会。北大代校长的蒋梦麟在会上沈痛地说:“我任校长,使人家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材,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他说到这里竟潸然涕下,引得“全场学生相向而泣,门外皆闻哭声”。

   强大的民意压力也啓动了半死的国会和司法,曾被讥爲“花瓶”的国会也破天荒地召集非常会议,通过了屠杀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京师地方检察厅对惨案进行了调查取证并发表正式档认定:“此次集会请愿宗旨尚属正当,又无不正侵害之行爲,而卫队官兵遽行枪毙死伤多人,实有触犯刑律第三百十一条之重大嫌疑。”由此可见,当时中国,还多少有些议会政治和司法独立。最后,执政府的国务院总辞职,执政段祺瑞颁布“抚恤令”。

   尽管如此,也没有最终保住民心尽失的军阀政权。因爲,对于一个政府来说,一旦向徒手的青年学生与平民百姓开了枪,不仅践踏了爲政之德的最低底线,也越过了维护社会秩序的法治界限。正如周作人在《爲三月十八日国务院残杀事件忠告国民军书》中所言:屠杀学生和平民的政府,“同情、信用与期望之损失是无可估量,也无法挽救的”。所以,在屠杀发生后不到一个月,段祺瑞政府就在遍布全国上下的抗议声中于1926年4月倒台。而国民党北伐之所以迅速成功,除了军事上获得苏联的大量支援之外,国民党相对于军阀政权在政治道义的优势,也是其取胜的重要原因之一。可以说,段祺瑞军阀政权的合法性资源,已经因“三。一八惨案”而丧失殆尽。

   总之,在发生“三。一八惨案”的1926年,中国虽然因军阀混战而乱相丛生,但那毕竟还是个有些许言论自由、议会政治和司法独立的时代,政府合法性的来源多少还有主权在民的影子,所以,践踏了最低的爲政底线的政府暴行不可能畅通无阻,杀人者也不可能仍然大权在握且满世界招摇,并用“稳定”之类的理由来炫耀脸上的血污。

   (以上史料,请参见:付国涌《三。一八枪响之后》,摘自“文化先锋网www.whxf.net;吴言《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三一八"惨案七十三周年祭》,载于《二十一世纪》1999年6月号;《”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江长仁编,北京出版社1985年出版)。

   无论在当时还是在掌权之后,中共爲了自我美化,也常拿“三。一八惨案”大做文章。毛泽东在把鲁迅塑造成革命文化的“偶像”的同时,鲁迅的名文《纪念刘和珍君》也被编进了中学课本。正因爲鲁迅爲“三。一八惨案”写就了这篇著名祷文,“民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才变成民族记忆的一部分。

   然而,丁子霖女士等人收集到的证词和难属群体长达十五年的抗争,蒋彦永大夫前不久给中共高层的公开信(截至3月19日,已经有上百篇赞扬蒋大夫的文章、近五千多个支援蒋大夫的签名),多份在互联网上流传的当年亲历者的回忆……已经见证:在六四惨案中,中共杀人更多、手段更残忍,不仅有枪击刀捅,还有坦克碾压。

   而且,惨案发生后,中共政权又是如何对待六四大屠杀的呢?中国社会的自由度又是如何呢?中国的媒体和社会名流又有怎样的表现呢?

   在政府方面,没有高官的认错悔罪,没有政府的“抚恤令”、没有国会追究责任者的决议,没有独立司法调查,没有惩罚任何刽子手,更没有内阁总辞职。而且,当大屠杀的罪恶已经昭然于天下之时,面对全国性的悲愤,也面对世界性的谴责和制裁,中共政权非但死不认帐,反而开动一切宣传机器爲大屠杀辩护,大搞全国性的人人过关的审查表态,并封锁还原历史真相的所有资讯,镇压所有谴责大屠杀的良知者,连失去亲人的难属也难逃压制;在官方的压制和封锁下,冤死的亡灵们及其难属,成爲难见天日的黑暗中的词,天安门母亲们从事的“还原历史 寻求公正”的人道救助运动成爲极危险的事业,难属们无法公开祭奠亲人的亡灵,坚持公开爲六四亡灵讨还公正,就要冒巨大的人身风险,甚至好心人给六四难属的人道捐款也被非法冻结和扣留。六四,这一当代中国的关键字,在大陆境内的所有媒体上皆被“遮蔽”,关于六四真相的言说很可能导致言说者被打入黑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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