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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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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共产极权绑架的胜利---二战胜利六十周年的另一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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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恶劣环境中的优质民主

   意欲达致一个社会的长治久安,民主不是万能的,却是必须的;在民主实践的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弊端,也只能在民主的不断完善中加以解决。老牌而成熟的民主国家如此,新兴而幼稚的民主国家更如此。
   
   就定期的全民大选而论,在任何民主国家,如果对垒双方的选票之差太过微弱、废票太多,且有类似胜出候选人遭枪击事件的突然插入,败选一方对选举的公正性提出质疑,乃再正常不过的现象,而不质疑不抗议才是怪异的。关键在于,面对输家和赢家的严重分歧,输家的质疑、甚至抗议,是循民主机制的合法途径加以解决,还是循法外途径扩大对抗,以至于酿成无政府混乱,才是检验一个民主社会是否成熟的标志。衆所周知,美国的2000年大选的选票之争,最后循法律途径得到波澜不经的解决,不仅显示了成熟民主制度应对危机的能力,也爲美国民主的不断完善提供了新鲜的经验。
   
   台湾作爲新兴民主社会,其国际生存环境极爲恶劣,但到目前爲止的三次大选,无论其民主实践出现怎样的不完善,诸如族群对立、议会扭打、黑金政治、口水抹黑、乃至有碍选举公平的种种疑点,台湾民主相对于其他新兴民主社会而言,特别是相对于亚洲的民主国家而言,无疑是理性而成熟的。即便相对于亚洲的老牌民主国家——印度和日本——的长期的一党独大和频繁的黑金丑闻,新兴的民主台湾也足以自豪。

   
   此次大选,在族群对立严重的大背景下,泛绿以微弱多数胜出,败选的泛蓝提出选举无效的上诉,对枪击事件提出严肃质疑,以抗议执政的泛绿阵营的幕后操纵所导致的选举不公,支援泛蓝的民衆也情绪激昂地走上街头,立法院内的对立双方也发生激烈冲突……这一切,表面上看,还真有些乱相丛生、民主危矣的征兆。然而,民主不怕冲突,也不是无政府,而是法治下的民主。选举或罢免,上诉或上街,只要对立双方都能自觉接受法治的约束,任何违法行爲皆要受到制裁。就是成熟的真正的民主。无论败选一方的抗议活动的规模多麽浩大,只要没有非法的暴力骚乱发生,而完全遵循合法途径进行,并最终接受法治权威的裁决,即便败选一方心有不甘,也就一切OK。
   
   起码到目前爲止,台湾朝野在处理选举危机上,皆能保持政治理性和遵循法治途径,泛蓝提出的是法律诉讼,街头抗议也是合法行爲;最高法院也已下令查封选票,陈水扁总统也已经召开五院会议,要求尽快修改相关法律,爲重新验票提供法律依据,选票之争的最后解决将听候最高法院的裁决。如果泛绿确有选举作弊,自然当选无效;如果没有,泛蓝也明确承诺服从最高法院裁决。由此,法律诉讼也好,街头抗议也罢,非但不是所谓的“民主乱相”,反而是民主社会和法治秩序的题中应有之意,能够体现出法治型民主社会应对突发事件的良好能力,恰好表现了台湾民主的逐渐成熟。
   
   不可否认,台湾政治的最大问题是族群分裂,容易诱使政治家以民族主义诉求来动员民衆和获取支援,使民主变成民族主义的而非自由主义的工具。然而,说句公道话,台湾朝野越来越强烈的本土化诉求,也可以被解读爲日益强化的民族主义思潮,其主要根源不在于台湾内部,而在于台湾外部。
   
   (一)一个在事实上独立治理和发展50多年的新兴自由民主社会,必须爲国、共内战遗留的历史恩怨负责,而且必须面对一个具有主权合法性的独裁政权——既傲慢又对台部署几百枚导弹的政权。这在民主价值成爲普世潮流的今天,如果台湾屈从了大陆的一国两制,无疑是专制对民主、独裁对自由的侮辱。所以,对北京的一国两制,台湾的朝野两党都拒绝接受。
   
   (二)一个被岛内主流民意自我认同爲事实上的主权独立的国家,却无法在国际上获得合法的主权国家身分,不仅被排除在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参与的主要国际组织之外,而且其主权身分也不被绝大多数国家所承认。在住民自决权原则得到国际公认的今天,台湾人却要面对四面楚歌的国际环境,其屈辱感之深重,绝非局外人所能体验。如果台湾主流民意屈从这样的国际现实,也就等于接受了永远被排斥在国际社会之外的屈辱。
   
   (三)在两岸关系上的另一重要角色美国,从冷战开始,一直负有维持台湾安全的责任,即便与北京建交而与台北断交之后,仍然如此。近些年来,美国历届政府的台海政策,只有技术上的调整而没有原则上的变化:既不认同独裁大陆以武力统一民主台湾,也不认同台湾要求独立的诉求,而是希望在保持现状的前提下促成两岸和谈。所以,即便对台湾的民主成就大家赞赏的美国,也无法容忍台独势力走得太快太远。因爲,北京早已宣布“台独即战争”,美国如果听任台独自行发展,就等于把自己推向不愿卷入的战争。夹在两个大国之间的台湾,如果完全看美国的脸色行事而没有任何独立决策,只能被耻笑爲美国实现自身利益的工具或傀儡,仍然逃不脱另一种屈辱的处境。
   
   自从台湾著名导演候孝贤拍出《悲情城市》之后,“悲情台湾”已经成爲具有象征意义的片语,用于描述处于多重屈辱压力下的台湾精神。说到底,在中共武力威胁之下、得不到国际承认的台湾悲情,主要不是産生于安全受到威胁,而是来自台湾人的尊严得不到尊重。
   一方面,只要北京政权不把台湾当作平等的政治实体加以对待,正视并尊重台湾的主流民意,北京无论怎样说、怎样做,也无法赢得台湾人发自内心的合作,更无法遏制台独意识的自发扩张,即便诉诸于武力,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要北京仍然奉行在外交上全面围堵台湾的政策,国际社会又不得不与北京合作,不给台湾以主权尊严,台湾扩展合法国际生存空间的努力就不会停止。而北京,除了外交围堵之外,也没有什麽更有效的办法遏制台湾争取国际承认的努力。因爲,在维持台海现状的前提下,“一中原则”得到大多数国家的承认,而北京一旦对台湾开战,国际主流社会必将重新审视“一中原则”。
   
   换言之,在两种制度截然对立的现实下,如果说“台独意味著战争”,是台湾主流民意放弃公投的无奈;那麽“战争意味著台独”,就是中共政权不敢轻言动武的无奈。
   
   有人说,台湾应该超越“悲情”而走向清明理性。然而,由反抗荷兰殖民者到抵抗日本殖民者,由反抗外来的蒋家威权到拒绝隔海的北京专制,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复杂原因,台湾必须面对其他国家难以想象的外部约束,必须在背负著多重屈辱的压力下生存。如果你是至今还必须承受这些屈辱的本土台湾人,你该如何面对?如果你是民选的台湾总统,你如何能咽下无法走出国门的屈辱?当身爲台湾总统的李登辉被困在夏威夷的座机里,你还能要求他理智地对待这种屈辱?而维持不统不独的现状,也就等于自甘于在国际上没有任何尊严的地位。
   
   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表明,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人,作爲属灵的生物,对尊严的看重甚至超过对温饱的追求。自由民主制度的普适性,在根本上来自渴望得到平等对待的人性尊严。现在的台湾已经是自由民主社会,在岛内,台湾人已经是拥有平等尊严的自由人,而在国际上,台湾作爲一个政治实体,却没有这样的平等尊严,也就等于台湾人的民族尊严得不到世界的尊重,如何能不悲情!
   
   现在,港人在争取政治改革的努力,屡屡受挫于北京的蛮横干涉,向往民主的港人主流民意,得不到来自中央政府的尊重,不是同样表现出一种“香港悲情”吗?
   
   同时,悲情産生于尊严的严重受挫。民族悲情是民族自尊严重受挫的必然反应,容易引发强烈而畸形的民族主义。这样的民族主义又很容易导致政治上的独裁。然而,在台湾,世界看到的却是:源于“2.28”悲情的本体化思潮,对内一直是自由民主的最强大催化剂,对外一直是抗拒中共独裁的道义力量。而且,在民间本土化思潮的压力下,台湾高层的本土化和开啓民主大门皆始于蒋经国时代,在短短的10几年内的民主化中,已经举行3次和平而理性的大选并完成了政党轮替,实在是政治奇迹。
   
   尽管,黑金和民粹、劣质口水和局部暴力、国民党老朽和民进党的稚嫩……皆是台湾朝野必须加以不断克服的弊端,事实上,岛内对这些弊端也一直有不断深入的反思。然而,环视当今世界,在如此有辱尊严的外部环境下生存,台湾人的自尊怎能不受到极大的伤害!在如此恶劣的外部环境和民族自尊严重受辱的情况下,如果说,由族群分歧引发的种种棘手问题在所难免的话,那麽,台湾的民主运作能够达到今天的水平就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正是在此意义上,我要说:台湾的民主是在恶劣外部环境压力下的优质民主。唯有台湾朝野的通力合作,不断提升台湾的民主品质,同时也在推动大陆民主化方面有所贡献,才是台湾走出国际困境之正途。当大陆人具有了与台湾人一样的人性尊严之时,就是台湾人赢得国际社会的承认之时。
   
   (2004年3月23日于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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