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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何清涟的一面之交

   1998年1月间,偶然在书店拿起了《现代化的陷阱》,粗略翻阅了一下,就有震耳发聩的惊讶,再看作者原来是何清涟。一个通宵读完了书。年前,深圳市举办的读书月系列活动,她应邀在市图书馆会堂举办讲座,主题是经济与人文关怀。那次讲座气氛非常活跃,过道上站满了热心的听众。在这个相对开放的城市,许多敏感话题她与听众都有交流。一个50开外的男子,站在走道大声问:“何女士!以你的判断,什么时候可以给六四平反?……”未等这个男子说完,主持人就打断了提问。何清涟无奈地笑着摇头。
   约在7、8月份,从图书馆一个朋友口中得知,何清涟就在深圳法制报社供职,我们原来在一座城市。《现代化的陷阱》大陆版出版几个月了,克制不住极大的认同感、倾诉欲,于是,提笔给她写了一封十多页的长信。几天后,何清涟约笔者在报社见面。打过招呼,给我端来一杯水。齐肩短发,得体的裙装,显得干练职业。她说临时有会,很报歉,介绍我跟办公室其他人认识,她遂去了隔壁办公室继续开会。在几个人共用的办公室,人来人往。当时国内外媒体约她采访撰稿,络绎不绝。一会回来,我们的谈话,经常被这些电话打断。看她很忙碌,我问她,怎么不找一个秘书协助她,她幽默揶揄着笑答:“我不是政府官员啊!”。言语间很和气随意。
   这本书原名叫《中国现代化的陷阱》,是先于大陆出版的香港版的书名。但在大陆出版时,遭遇重重阻遏,辗转数家出版社,都说好,但没有人敢拍板。最后,今日中国出版社几经删改无数敏感章节字句,才得以与读者见面。各主流媒体纷纷报道她及这本书,许多城市、企业邀请她举办讲座。1998年,中国经济界、学术界、出版图书界刮起了“何清涟旋风”,这年,是属于何清涟的。不久,一本《不与水合作》的书,将何清涟再次推向前台。这是一本访谈内容的书,作者朱健国时任《中华读书报》驻深记者。据说,采访时,何清涟的某些话题可能比较敏感,彼此是媒体中人,当然懂得有些话可以私下说说,但没有必要写进文章。所以,采访结束后,她要求见报之前看看稿件。新闻人都懂得,被访对象提出这样的要求,并不过分。未经何看阅内容,这篇访谈见报了,还收录入《不与水合作》,遂引起两人笔战。朱后来也因此离开了那家报社。
   1999年6月,深圳几个朋友组织的读书会邀请了几个口碑很好,但属非主流的知名经济学家开办论坛,其中就有何清涟、茅于轼。邀请茅于轼来举办讲座,没有受到任何部门的干涉。这个民间论坛出乎意料的火暴,因此,跟何清涟商定讲座时间后,在《深圳商报》打出了论坛广告,何清涟的名字出现其中,引起深圳市委宣传部注意,明确告诉她,这个论坛不能参加,说是敏感时期。本来一个可以预见的很开放、务实、普及性的学术讲座,被迫流产。也因此知道,何清涟并不见容于中国政府。专制意识形态,习惯于打压、清洗异见者,容不得不同的声音,哪怕这是建设性、预警性的学术探讨。
   《现代化的陷阱》跨越经济、人文和社会多个学科,融会贯通,通俗易懂,学术价值陆续引起全球关注,认为是通向现实中国的一扇敞开的窗口。费正清先生的主要著作《美国与中国》,1944年出版,被美国民众看作了解中国的活地图。作者际遇多么的不同。说真话在有谎言传统的国度,要承担风险的。这是一个具有神秘文化政治密码的国度,政治、社会、官场和人际关系,都密布着无物之手的潜规则。谁打破某个潜规则,就会被扫地出局。台面下,人们都心知肚明,就是不会说穿。何清涟戳穿了虚伪的规则,将中国问题摊在阳光下。某些倚重政府的主流经济学家,好象被何清涟戳在了死穴了,一副不屑的姿态,频向何清涟发难。这些学阀垄断的学术界圈子,对书中观点不以为然。《现代化的陷阱》入选读者投票的“长江读书奖”榜首,这就够了。仅仅首印之后,盗版本《现代化的陷阱》肆行大小城市。但是比起来自政府的刁难,确实不算什么。随后,她出版了《我们依然在仰望星空》等著作;香港、美国等邀请她做访问学者。

   2001年6月,何清涟已经在国内无法平静地生存,更遑论继续做学术研究,她受美国芝加哥大学邀请流亡海外,长期留在国外做访问学者。
   我留存的唯一一本《现代化的陷阱》,被一个朋友顺手牵羊拿去拜读。多次催要,对方借口还在“研究”之中。但谈起书中话题,他总是头头是道。我知道他是摆乌龙,也拿他没有办法。从此,《现代化的陷阱》,还有何清涟,留在了我的心里。
   
   【补记】2003年11月,美国博大出版社,向全球推出《中国现代化的陷阱》修订本。何清涟增补了截止2003年7月大量的新资料。大陆版中忌讳的词语、观点都按作者的本意,完全表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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