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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八九年“四·一八”静坐活动)接上页博讯www.peacehall.com

   
   到了中午一点多钟,四月的太阳变得有些辣了,而且学生们和我也饥肠辘辘。这时,我就让几个学生拿几个纸盒子接受捐款。这可以说是八九学运中最早的捐款活动。由于往来的人较多,为了让人们了解我们,支持我们,我每隔约十五分钟就要站起来,将我们所做的前因后果做一番说明。路过的“叔叔”“阿姨” “大哥” “大姐”们被我们的执着精神所感动,纷纷解囊相助。
   
   我们用捐来的钱买了盒饭充饥,还买了笔墨纸张。我也得到一个手提扬声器,我可以讲话省点力了。
   
   我们将学生请愿的“七条”写在白纸上并铺在地上,并不停的宣读这七条,以便让过往围观的人们知道我们在干什么。
   
   “七条”的内容大意如下:
   一,公正评价胡耀邦的政绩,肯定民主自由的宽松的政治环境;
   二,彻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与“反自由化”运动,并为运动中蒙受不白之冤的人平 反;
   三,要求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其子女向全国人民公布其财产状况;
   四,允许民办报纸,开放报禁,制定新闻法;
   五,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
   六,取消北 京人大常委会违反宪法而制定的限制游行的“十条”;
   七,对此次活动作出公开的报道,见诸党政机关报。
   从中午到下午五点,我们静坐活动显得比较“寂寞”。一是我们静坐的人为数不多,二是广场上的人成千上万。人们的注意力还是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悼胡的花圈和悼胡的有组织的队伍。同时北大声援我们的队伍也迟迟未到。当时北大贴出来一张有关我们静坐的大字报,其中声称“李进进在天安门晕倒了”。后来方知,由于我要求他们带军大衣,所以他们准备晚上来连夜战斗。
   我正在焦急之中,突然一队打着“北京经济学院”大旗的学生在纪念碑献完花圈后,涌向我们静坐的地方。当时我们在人民大会堂前东侧广场上。他们大约有 五百人左右。他们看到了地上的“白纸黑字”的“中国魂”。我不停地向他们宣讲我们所做的事情。他们於是加入了我们的静坐行列。他们有秩序的坐在“中国魂” 的周围。由於我们的队伍“庞大”起来,再加上我不停的宣讲,加入静坐的人越来越多。到下午七点钟左右,在我的周围已达数千人。
   这是一个数千人的聚会,没有事先的约定,又没有高音喇叭,更没有警察。维持秩序是一项急迫的任务。开始时,北大国政系教师陈玉国帮助维持秩序。在人数达到最多的时候,一位方脸宽肩的小伙子站起来用他那浑厚的嗓音和有力的拍掌声有节奏的叫喊:“坐下”,“坐下”。他就是王登跃。他边喊边拍掌维持秩序的照片刊登在<<亚洲新闻周刊>>一九八九年五月号的封面上。人们开始安静且有秩序地坐下。我继续用我那手提扬声器向四个方向重复地向大家演讲。回想起来,这是我一生中难忘的时刻。几千人都那么安静地听我的演讲并期待着什么事情发生。这场合的安静和期待是对追求自由的力量的积蓄,是人们 对自由的内心呼喊。一种”天籁“将呼啸而下--如果自由不是恩赐的。
   到了晚上七点多钟,形势突然急转直下。当我在演讲的空隙,有人过来说,“人大”要同我们见面。我当即反应是“太晚了,可也是一个机会”。一个巨大的难题摆在我的面前。如果接受“人民代表”的接见,换句话说,人民代表接受了我们的请愿,我们就得履行我们的诺言:“回校园”。这样,我们刚刚形成的“千军万 马”,就得立刻解散。如果不接受“接见”,我们将面临“食言”的局面,因为我们讲了一天“我们要人民代表接受我们的请愿”。现在他们来了,你又拒绝。当时,我没有任何人可以商量,因为我们没有组织也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这时,我只有当机立断。我自己先去谈谈,然后审时度势,见机行动。
   我需要得到静坐学生的同意。於是我有又向四个方向的静坐人群讲明情况。我先提醒大家,我们的目的是静坐,向人民代表提交我们的请愿,即“七条”意见。现在他们要“接见”我们,我们应不应当去?在我将情况讲明以后,我用反问句发问:
   “我们学生应不应当遵守我们的诺言”?
   齐声回答“是”。
   “我们学生是不是应当 学会‘有理、有力、有节’的斗争方式”?
   齐声回答:“是”。
   “如果人大代表按照我们的要求接受了我们的请愿,接受了‘七条’,我们今天的任务是不是就完成了?
   齐声回答:“是”。
   “那么,你们同不同意我和他们现谈判”?
   齐声回答:“同意”。
   在得到学生们的许可后,我就走向人民大会堂。当我到达人民大会堂高层台阶时,我反身一看,人民大会堂前已经形成了厚厚的人墙。至少有上万人。这种情形,我可从没有预想过。如果有人冲击人民大会堂,那后果将是不堪设想。
   我一进入人民大会堂,有人就跟我谈话。我也不知道他们是谁。我当时有些激动,开口就是一番英雄气慨的语言:看,还是人民的力量大。我们等了十三个小时后,你们终於出来和我们谈判了。如果你们一大早就答应我们的要求,事情绝不会发展到现在的这样。现在,上万人在人民大会堂外,一旦发生什么意外,一切责任由你们负。
   接待人员也顾不上和我争辩,单刀直入地说,几名人大代表已在会议室等待接受我们的“七条”请愿书。他们让我赶紧过去,提交“请愿书”就了事。我当即拒绝。提交民主诉求不是我个人的事,是大夥儿的事。我不可能躲进小屋将事情了结。人民代表必须当着外面的群众的面接受我们的请愿“七条”。否则,静坐的人们不知道发生 了什么事情,我们不能愚弄他们。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他们同意人大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外接受我们的“七条”。可他们不同意人大代表到台阶下的群众中去。最后达成的协议是,人大代表必须站在中间台阶上接受我们的请愿。人民大会堂最高的台阶和最低的台阶恐怕有几十个之差。如果站在最高的台阶上,那么,坐在最低台阶以下的上万群众什么也看不到。但是如果按照我的要求,让人大代表到最低的台阶上直接地和学生们见面,当局的考虑是那不仅不安全而且这些人大代表无法摆脱学生们的“纠缠”。他们为了将事情尽快了结,同意了这个妥协方案。但是,我还得征求静坐学生们的意见。
   於是我又回到人群,将谈判的情况向人们作了简要的交代。这里有两个重要的决定一定要大家同意。一是,我们应不应当提交“七条”,二是,如果提交了请愿书,我们是不是就应按照最早的承诺,结束静坐。
   我内心已经决定我应当提交请愿书并结束静坐。现在看来我们有可能失去了一个同中国政府面对面合法抗争的最早和最好的机会。当时,我可以找许多理由来拒绝谈判,不提交请愿书,继续静坐活动,以此动员全国人民参加并形成一个大范围的民主活动。如是这样,后来的绝食也就不会发生了。可是,我对当时的活动没有一点思想准备,我也没有一个组织或团队可商量。我当时的最高思想境界是,让学生们学会一种斗争方式,学会有组织、有理智、有节制地去进行民主斗争。
   我回到静坐的群众中去。为了让静坐的学生同意结束静坐,我又不得不朝四个不同的方向发表演讲。当时我只能用反问的句子来争得一个肯定的答案。
    “我们今天的目的就是要向人民代表提交请愿书,对不对?”
   “对”,齐声答道;
   “人民代表现在愿意接受我们的请愿书,我们交不交”?
   “交”,齐声高喊。
   “我们提交了请愿书以后,我们的任务就结束了,是不是”?
   “是”。
   “我们应不应当遵守我们的诺言”?
   “应当”。
   “人民代表接受我们的‘七条’ 后,我们的静坐活动是不是就结束了,我们应当撤回学校,对不对”?
   “对”,齐声高喊。
   在这种情况下,我和另外一个学生,后来才知道是郭海峰,一起走上人民大会堂的台阶。我手拿着用大毛笔字书写的“七条”请愿书,郭海峰拿着人民大学的学生提出的“十条”请愿书。当我们走到中间台阶时,我停住不走了。我看到几个人民代表站在高层台阶上。结果工作人员赶紧用手招呼,让我往上走。而我却招呼他们下来, 并说“人民代表是仆人,我们是主人。仆人应当下来接待主人”。这时一位人大代表,即著名的体育转播播音员宋世雄,大概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带头走下来了。其他两名代表也跟着走下来。他们是全国青联主席刘延东和北京市教育局局长曹希平(?)。刘延东说,他们会向全国人大转交我们的请愿书。我用怀疑的口吻回答说 “但愿如此”。事情就要告一段落了。
   我又回到人群中,将情况向静坐的学生作了交代,并强调我们的任务已经结束。我在几名学生的护卫下离开了广场。原先一字排开的队伍,即刻变成三五一群的小团体。站在远处的人们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争先恐后的往里挤。
   我花了约一个半小时回到北大。当时约晚上十时。我看到学生们一群群的往外走,而且多数都带着大衣。我一问方知,他们是去声援我去的。我在校门口告诉了一些学生,静坐已经结束了。由於他们不了解情况,而且他们也不知道我是谁,所以他们继续向天安门出发。
   广场的情况在我走后变得有些混乱。静坐外围的学生和后来参加进来的人们不知道事情的进展。到了晚上声援的学生到达广场之后,又找不到组织者。后来我被告知,一部分不愿离去的学生,拉起那幅“中国魂”大挽联,冲向了新华门。新华门成了聚会的中心。人们一次又一次地拉着挽联往新华门里冲,军警们一次一次 地将人群堵回。最后,人们将那幅“中国魂”挽联扔进了新华门。到了凌晨,大批军警冲出来,连打带推地将群众冲散。这就是“四、一九”新华门事件。当天晚 上,不服气的人们又涌向新华门。军警们又同样地在凌晨将群众武力驱散。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说有人喊“打 倒共产党”的口号。国家的舆论机器开始为镇压编织口实。这就是“四、二〇” 新华门事件。
   全文完 原载
   原载1995年《新闻自由导报》
(记八九年“四·一八”静坐活动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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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于2015年04月19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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