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中期，当顾准声誉鹊起的时候，有一位与顾准经历相同而命运更加坎坷的民间学者汤戈旦先生的灵前却十分落寞。

   1995年1月8日，汤戈旦3年忌日的时候，站在皑皑白雪里祭奠的，除汤的妻子、女儿外，仅有我和邓焕武等少数几位外地朋友。徐文立、吕宏来等京津朋友因故没能如约而至，但分别打电话和登门探望汤的家属。

   在时代的坐标上，汤戈旦与顾准有太多的相似。

   两个人都是幼年参加革命，都是共产党的老干部，都先后从事过地下工作和经济工作。汤参加过武装起义和长征，资历似比顾准更老。两个人都是思想者、探索者：汤咬住劳动和资本的硬骨头不放，企图拨乱反正，还原马克思主义的本意；顾则在古希腊的废墟上遐思，苦苦思考革命和革命后如何走出“革命童话”的问题。两人都是共产党人的反叛者，都拒绝把革命设定为“终极价值”和“终极目的”：汤从否定列宁主义实践和斯大林专制主义入手，全面批判命令经济和一党专制，50年代就被排斥在体制外，长年受迫害，80年代初被判刑；顾则避开社会主义实践正误这个敏感的话题，企图打破从革命党到执政党嬗变的锈锁（顺便提一下：小康主义不会完成这个转变），遂仍旧留在体制内自我改造，郁郁而终。可贵的是：两个人都不是“华夏中心主义”者，都持求自由、民主的价值观。汤着眼于解决资本社会化，并由此切入，提出一条人民资本主义的路径；顾则从古代市民社会形成入手，更强调完善公民政治权利，以与专制抗衡。汤源于现实，从不讳言现实诟病，参照马克思经济学思想，企图改造现实，其理论有破有立、有枝有叶、有因有果；顾也源于现实、反思现实，参照古希腊城邦制度和会计核算理论，但只有“那拉走后”疑问，没有掷地有声的建树和方略。当然，这主要和体制内外不同语境和语言符号的调遣有关。

   在当下一党专制和金钱至上的社会氛围里，有多少人能够不被恐惧和利益击中、清醒地发出独立的声音？顾准、汤戈旦独立特行的探索精神和高瞻远瞩的文化视野，是我们反思自己最好的镜子。正如李慎之所言：他们“不愧为我们的时代英雄。”

   汤戈旦去世后的10年，世界发生了许多变化，中国依旧言必称马列、必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使我想起汤戈旦的言必称“原旨马克思主义”的真义，恰恰是百分之百否定社会主义实践，尤其是斯大林模式的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在汤戈旦看来，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不仅超越了历史发展阶段，在资本运做上也都背离了《资本论》的本意，夸大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恶化了生产关系，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这就必然导致“意识形态决定论”下的权力泛滥和命令主义，也必然导致贪污、腐败、短缺、浪费和严重不公。

   汤戈旦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资本论》和经济决定论，而《资本论》的精髓不是剩余劳动、而是资本的人格化，也就是说，不是剩余价值、而是资本最大限度社会化所能达成的“人的解放’的目的──即“自由人的联合体”。研究剩余价值只是揭示资本的不合理性和人的异化。显然，这是列宁主义旗帜下所有实践的“社会主义”所没有、也不能达成的，也是初期资本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之后才能达成的。也许，人们不再愿意称它为社会主义，但它确实是一种资本最大限度被最广大人民占有的制度，在那里，货币最大限度被削弱。资本将以爱和互助的形式呈现，并以此拯救全面物欲化的人类。这就是汤戈旦始终不放弃还原资本、还原马克思主义的原因。

   汤戈旦的研究是认真的，尽管也有与专制制度争夺话语权的色彩，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新的乌托邦，只是这种艰难的求索深深地感动着我、鞭策着我。

   汤戈旦，又名汤可桑，笔名黄石，民间学者，天津人，祖籍四川。20年代参加革命，30年代参加长征，先后在敌战区、国统区、解放区从事过抗战工作、地下工作、文化工作，并参加过重庆谈判。解放后在天津从事过经济工作。50年代受排挤去职在家，专事理论研究，此后屡受迫害，被放逐多年。1979年至1981年期间借助民刊《四五论坛》、《海浪花》、《人》等，大声疾呼市场经济，揭露计划经济的实质，是79民运期间年龄最大、理论功底最深、最具影响力的民运人士。

   81年之后，汤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出狱后，汤矢志不渝，继续抨击时弊，高扬市场经济的大旗。1992年1月8日在天津病逝，享年82岁。

   3、40年代，汤在《生活周刊》等进步刊物发表文章若干篇；50年代，在天津财贸内部刊物发表文章，最先质疑计划经济；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民刊发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论的实质探讨》、《建立人民资本主义──通向社会主义》、《高举共产党宣言》等长篇文章；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写出《新明夷待访录》、《短缺经济学提纲》等书。87～89年与改革同步，他还以独特的视角撰写了《漫谈经济》等一些观点新颖的文章。

民主论坛20030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