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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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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对中国前途的展望

对权力怀有戒心是一个民族在政治上成熟的基本标志。

    展望中国的前途,我认为,最重要的问题仍然是自由与民主。

    中国人民为了自由和富强奋斗了一百多年。在以往的斗争中,要求自由的呼声总是被要求富强的呼声所压制。结果是,我们既没有得到自由,也没有得到富强。

    要求富强的呼声之所以屡占上风,原因之一当然是那些当权的人们发现他们很可以用富强的口号去压制人们的自由权利和民主要求。其次,出于过去两千多年来的文化传统的影响,不少中国人习惯于认为自由似乎只是个人的事或只是知识分子的事,而富强则是为国为民,所以(?)前者就可以为了后者而被舍弃或牺牲。再者,自古以来的政治传统,使中国人总是倾向于赋予政府以更多的积极功能而较少考虑到防止它的消极作用,换句话,我们常常过份追求政府权力的有效性而不去注意规定它的有限性。当坏人专权、胡作非为时,人们希图用和平的、理性的方法,通过一定的正常程序对其加以限制或纠正,自是无异于与虎谋皮,因而只得诉诸于革命或政变一类非常手段谋求改变。等到好人上了台,照说总该想办法解决限制权力的问题了,殊不知这时又有些人出来说:好不容易轮到好人当了权,现在就正该让他集中一切力量、不受拘束、不受牵制地推行他的美好宏图;搞什么自由民主不是瞎耽误工夫吗?这就是说,当权力已经成为无限从而胡作非为时,人们再想去限制它已不可能了;而当着权力尚未成为无限因而还没有干下许多坏事时,一般人又常常想不到有对它加以限制的必要。在以往不少中国人的心目中,一个理想的政府应该是一个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府,而不是谋私利的政府;应该是一个廉洁的政府,而不是贪污的政府;应该是一个团结的政府,而不是内讧的政府;应该是一个有效的政府,而不是无能的政府;如此等等,但是他们很少注意到:这个政府必须是一个有限的政府而不能是一个无限的政府。

    言论自由与宪法关系

    「文化大革命]时有个极其重要的口号,党是领导一切的。什么叫领导一切?一个领导一切的权力不正是一个无限的权力吗?一个领导一切的权力,谁个还能批评监督它呢?如果说连批评、监督也要置于领导之下,批评、监督还成其为批评监督吗?「你们可以批评我,但必须按照我的指示来批评;你们可以撤换我,但必须得到我的批准。]这不是十足的自相矛盾吗?十分明显,只要我们还承认人民有批评和监督的权利,那么这种权利就势必在权力的控制之外,换句话,批评权必定是独立于权力之外的,否则它就不是批评权了。有些人,包括一些高级领导人,现在很爱讲宪法,若谈及言论自由,则必说是「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遵照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他们把凡是违背宪法中的某些原则的言论都称之为「违宪]从而以宪法的名义予以禁止。既然他们垄断了这些原则的解释权,因此在事实上,他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压制一切他们不喜欢的言论了。

    必须指出,上述作法正是对宪法的严重曲解。所谓宪法,并不是如我们某些领导人所说的那样:凡一国的根本大法就叫宪法。否则,古代封建专制王朝(秦、汉、唐、宋、明、清等等)既然都有其根本大法,因而也就都是宪政国家了。宪法的本义即包含着对政府权力的明确规定和限制,这就是说,一个肯定了无限权力存在的「宪法]实际上并没有资格称为宪法。同理,所谓法治,也不仅仅是依法办事,如果人们制定出这样的法律,宣称某一个人或某一群人拥有无限权力,可以为所欲为,那么,越是依照这样的「法律]办事就意味着越是违背法治。可见,真正的法治意味着对立法有所限制,即,有些法律是不允许制定的(例如,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一条就是:国会不得制定任何法律限制言论自由)。言论自由不是因为被宪法承认才存在,相反,宪法倒是由于立足于言论自由才存在。有人以为,不管是什么东西,只要写进了宪法(通过这样那样的方式),就批评不得,一批评就是违宪,就该遭禁止。这实在是荒谬的。记得当年「九大]通过的党章写进了林彪是接班人的条文,被人吹嘘为「创举],以为从此就保证了「林副主席]的不可批评和不容撤换。其实那只是一个笑柄。说它是笑柄,倒不是由于这位不容许批评撤换的党章规定的接班人后来很快就身败名裂,真正的问题在于:作为一个承认民主原则的党章,根本不能把所谓接班人人选写入其条文,更不能以此为由声称一切批评反对该接班人的言论都是违反党章。宪法更是如此(关于党章与宪法的区别,笔者<论言论自由>一文中有所论述)。因此,以宪法的名义压制批评反对意见是完全错误的。

    与论本来便是独立的

    一九八O年北京大学竞选活动中,我发表了关于言论自由的讲演和文章。某位身居高位的「理论权威]批判我是鼓吹「与论独立]。在以往中国的政治辞典中,「独立]是个极具危险意味的词。「独立],独立于谁?当然是独立于「党的领导],而独立于党的领导就等于是摆脱党的领导、反对党的领导,因此就是犯下了头等严重的错误。可是,这位「权威]忘记了,舆论,即PUBLIC OPINION,本来就是独立的,它不能不是独立的。如果它不是独立的,它就不是真正的与论。马克思早就说过,假如政府实行书报检查(用时下流行的说法就是「加强领导])那么它所听到的就不是人民的声音,而只是它自己的声音或者说是政府自己声音的回声。因此,加强对与论的所谓领导,否定与论的独立性,实际上是否定舆论本身。

    像这位「理论权威]一类人物,常常被称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保守派],似乎他们的毛病就是过份僵硬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条条框框。这真是天大的误会。这批人决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他们唯一相信的是手中的权力。

    当年在批判我的言论自由主张时,另一位著名的「理论权威]宣称我是在提倡「绝对的言论自由]。其后,《红旗》杂志、《人民日报》以及其它一些报刊都展开了对所谓「绝对的言论自由]的批评。事实上,在我的文章和讲演中,我从来没有使用过「绝对的言论自由]这种说法。在谈及言论自由的含义以及言论与行动之间的原则时,我曾经对诸如煽动、诽谤、诬陷一类罪名专门作过细致的讨论。那么,为什么这位「理论权威]要如此不顾事实把我的观点简化为所谓「绝对的言论自由]呢?那无非是无中生有、陷入于罪的老办法,把你的完整的论点和详密的论证置于不顾,加以封锁,然后,用一句两句概括的话把你的思想加以简单化和漫画化,使它们变得明显的错误(或至少是明显的片面),从而再对之进行口诛笔伐,以欺骗那些不知内情的人们(当前批评所谓「全盘西化]就是搞的这一套)。

    但是,这位「理论权威]却犯下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当他把「绝对的言论自由]这种说法强加在我的头上、把它当作一个十足的自由化口号而痛加挞伐时,他不知道这种说法竟然被恩格斯运用过,而且还是晚年的即成熟的恩格斯,就出现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恩选集》(还不是全集)第四卷上。我当时就把这一事实告诉了北京大学的领导,告诉了当时住在北大的中央书记处派来的调查组,告诉了我的选民---同学,并且直接写信给中央最高领导和报社。假如那位「理论权威]真是一个僵硬的马克思主义者,那么他势必要为自己的严重失误而惶恐,至少,他总要作一番解释。假如在我们那里,马克思的话果真占有像我们公开宣布的那种地位,那么我们的发现,即使不能让我立即成为获胜的一方,至少,总会减轻对我的批判程度。但是正像我所预计的一样,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类似的情况还很多。问题非常清楚,这批所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一不是口是心非。马克思主义之于他们,不过是用来禁止别人讲话的一种可大可小的如意金箍棒。这就是为什么每一次批判活动都是由掌握最高权力的人们所发动,而一日一批判开始,人们就再也见不到被批判者的公开答辩或反批评的原因。早就有人说过,如果鲁迅活长一些,他一定会被打成右派。这毫不足奇。我要说的是,如果马克思复活于今日,他也会遭到这类「理论权威]们的批判的,其罪名当然就是马克思「反对]马克思主义。这就像俄国作家杜思妥也夫斯基的小说《卡拉马助夫兄弟》中的那位宗教大法官,他自称是基督的忠实信徒并且以捍卫基督的名义执掌权柄,但是,当真正的基督降临面前、而且他也认出了基督之时,他毫不犹疑地将基督投入了监牢。这种情况在「文化大革命]中自然是司空见惯,遗憾的是它至今也并未绝迹。「假如上帝不存在,一切都是可能的]。假如言论自由不存在,一切荒唐事、一切坏事都是可能的。

    判断社会是否正常标准

    孔子说:「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孔子说这句话的意思也许在于揭示其反面的真理,即,天下无道,则庶人议。不过即使如此,孔子这句话依然是不够文明。因为它很容易被人利用:当政者自称天下有道,禁止庶人议政。

    「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这句话,表明孔子对复杂的人类政治社会抱有一种天真的简单化的看法:他相信可以建成一个人人都对之心满意足的社会。这种乌托邦幻想有着极大的流弊。问题在于,由于人性的丰富、不确定,由于个性的多种多样以及其它一系列原因,因此,没有一个社会能够使其所有的成员都称心如意。经验证明,天下有道,不是庶人不议,恰好倒是庶人议论很多。反之,庶人不议,并不是表示社会完美无缺,它只不过暗示着那里的人民遭受着极为严厉的压制而已。由此.,我们就悟出了一条观察判定一个社会是否正常的一个非常简单有效的标准:那就是看在这个社会中是不是能听到和平的、公开的批评反对的声音,批评反对最高权力集团的声音。请相信,人世间决没有什么领导集团可以完美到无人批评反对的程度,倒是有些当权着可以恶劣到无人敢于批评的程度。假如在一个社会里,所有的报刊杂志、书籍演讲、广播电视,都看不到重大的不同政见,这就是铁证,证明着那里存在着巨大的压迫。除了战争一类非常时期之外,上述鉴定标准具有高度的可靠性。

    所谓「中央有中央的策略」

    「文化大革命]时还流行一个口号,以「紧跟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这个口号害人不浅,它使得许多很有思考力的人自觉地停止思考,使得许多具有批判精神的人自愿地放弃批判,从而大大廷缓了一场本来会更早结束的自我摧残。到头来我们终于发现,所谓「伟大战略部署],如果不是一场老谋深算的阴谋权术的话,那就不过是一个政治神话;而那些据说能预见一切、成竹在胸、自觉地掌握了事变发展的基本规律的战略设计师,事实上倒更接近于一个即兴的钢琴演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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