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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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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写《论言论自由》

二十世纪人类的最大难题

    二十世纪人类所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难题,无疑就是「我们怎样才能战胜极权主义?]

    十五年前,当我第一次读到威廉.夏尔的《第三帝国的兴亡》时,一种无比深刻的悲愤与恐惧之感沉重地压在我的心上。合上书,我一直在想:要是当年希特勒在进行军事扩张时稍微更有耐心一点,结局又将如何呢?或者说,假如希特勒并不一味向外扩张,而只是不断地加强对内的控制,那么,德国人民还能够摆脱纳粹的统治吗?当人们不幸落入了现代极权主义的魔掌之中时,他们该怎么办?

    我们必须战胜极权主义

    大致说来,我是在一九七O年间完成了思想的转变的。鲁迅说:「人生最大的痛苦便是梦醒之后无路可走。]其实,鲁迅并没有充分的资格说出这句话---既然他还能公开地说出它。在最黑暗的社会里,你是听不见任何大声抗议的。它甚至不是一个沉默的社会。请想一想:每一个早上和夜晚,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到处都响彻着[三忠于]、「四无限]的誓言和「东方红]的歌声。不要以为这完全是表面现象。谁控制了人们的思想,谁就控制了一切;而谁控制了思想的表达,谁就差不多是控制了思想本身。我不能不发现,我们正置身于人类有史以来最专制、最暴虐的一个时期。我倒并不认为世界已面临末日,我毕竟知道在这个星球上确实还存在着自由的社会和自由的人民。我也不担心这个「左]的极权怪物会吞并全世界,因为它显然缺乏足够的力量。我甚至不相信它能维持得太久,既然它已经开始了动荡不安。但是,我清楚地,也许是过分清楚地懂得:彼处的光明不能自动地取代此处的黑暗;一个无力于向外扩张的政权,并非没有充裕的力量对内压迫,它当然不会千秋万代,像它自己吹嘘的那样,然而却很有可能耗尽我们一代、两代人的生命,我真希望有那种饮上一口,便醉上五十年、一百年再醒的药酒。可惜我知道这种药酒并不存在。不,即使人间真有这种药酒,我也不会去喝的。逃避,如果是可能的话,它可以免去痛苦,但无法免去耻辱。我们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勇气和智慧去战胜极权主义,那怕我们一时未能获得成功。

    适度的压制会招致反抗,并且它往往比平淡无奇的安逸生活更能激发起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可是,过度的压制是会消灭反抗的,确切地说,它能把反抗压缩到几近无形的程度。过度压制肯定是要伤害和侵蚀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这不仅仅是因为它把一切正义的事业扼杀于襁褓之中,而且还因为它把任何伟大的精神都窒息于封锁之内。虽然我同意康德的看法,认为善在于立志。不过,除非你的善良意志能外化为可见的行为和后果,否则它便会由于缺乏体现而无从证实。伟大人物和伟大事业都不是一下子可以成就的,因此,假若当它们初露端倪之际便遭到残酷的镇压,那么它们便不可能完成、不可能实现。尤其是,纵然出现了伟大的行为,如果它们不能为众人所知晓,那么这些伟大的行为也就不能获得它们应该获得的完整意义。这后一点也许更为关键,说「反抗吧,你们的反抗不可能取得成功],这并不可怕,因为谁都知道罗马不是一天之内就建成的;但要是说「反抗吧,你们的反抗不会留下任何痕迹],那就太可怕了,因为无数个零相加依然是零。问题在于:要抹杀一件发生过的事实,使之留不下任何痕迹,并不是做不到的。这就是极权主义社会最为恐怖之处。

    每一个在极权统治下生活过的人,无不体尝过那种令人绝望的软弱无力之感。面对着庞大的、现代化的镇压机器,面对着你无法与之自由交流,因而显得陌生且充满不测的敌意的由他人组成的社会,你发现自己竟是那么渺小、微不足道、不堪一击。一切自由都被剥夺,唯一余下的自由只有那任何外力无法剥夺的自由!!思想自由。可是,能够自由地思想却不能自由地表达,这对于思想是极大的折磨---在这种情况下,没有思想显然要好过得多。无怪乎很多人要放弃思想,宁肯让自己敏锐的头脑麻木下去了。我想,在这漫漫的长夜,一颗自由的灵魂所能做的唯一的事,也许就是默默地拿起笔来,暗中记下眼前发生的一切,等待着有朝一日公诸于世,让全体同胞、让全世界的人知道那沉重的铁幕下无比痛苦的真实。但是,我又想,难道我们就只能作一名黑暗现实的控诉者吗?难道我们就只能等待着别人来营救我们、等待着从别人那里获得大声说话的机会吗?难道我们就真的不可能做出任何更主动的事情了吗?一个不屈的受难者的形象是好的,不过,如果能成为一名英勇的斗士,那就更好。

    寻找出一条从内部改变极权社会的途径

    坦率地说,在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并不知道我能够作些什么。我只是不相信,确切地说,是不愿意相信我们真的是无路可走。我感到我们好像是置身于一个巨大而危险的迷宫之中,出路一定是有的,但更多的是死胡同,是能把探索者活活吞掉的死胡同。科学家讲究「试错法],可是和极权主义打交道却很难去「试错],因为它的代价过于高昂。全部问题在于:在极权主义这个铜墙铁壁铸成的牢狱中,究竟哪一块砖头是可以撬动的?我相信事在人为。我所说的「事在人为]包含着两层意思:其一是相信我们自己一定能打开出路,其二是相信极权主义者一定会犯错误。不少人之所以持悲观的看法,以为囚禁于极权主义社会内部的人民不可能对之进行卓有成效的斗争,一方面固然是低估了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也是偏重于从纯理论的角度考察极权社会,忘记了极权社会的统治者们也是人,而人总是会犯错误的。我并不是寄希望于偶然性,因为人之要犯错误实在是个必然性。即便从理论上讲,极权主义社会,有可能可以完善到天衣无缝的地步,但是由于极权统治者自身的愚蠢和任性,他们也必定会把一切搞得乱七八糟,从而使追求自由的人们有机可乘。毫无疑问,极权统治是利用人们身上的弱点建立起来的。换句话说,如果人们自身没有缺陷,极权统治根本不可能产生。我相信,任何一个对极权社会略有研究的人都深知这一点,那么,你们为什么会以为极权统治者们自己能是没有弱点的呢?

    当我们说极权统治是利用人们身上的弱点建立起来的时,我们仅仅涉及到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同样毫无疑问的方面是,极权统治也是利用人们善良的愿望建立起来的。这些人终究会从自己的经验中认清极权主义的真面目,从而根本改变他们的政治态度。把极权社会比作牢狱是贴切的,就其对人的束缚而言;但是政治制度毕竟不同于建筑物,它不可能在一经修成之后便可自然地维持其存在。政治制度是活的东西,它时时刻刻需要人们的参与。无论如何,极权统治不可能在失去人们的自觉支持,尤其是最有理想、最有能力的那批人的自觉支持的情况下,依然继续存在下去。必须记住,在构成极权统治那似乎是无可匹敌的威力中,正包含着我们自己提供的一分力量。因此,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当然也就可以削弱它的威力。

    我坚信,极权统治一定是可以从内部予以击溃的。我决不承认只有通过外部的力量才能摧毁极权统治的观点。那种观点实际上等于承认极权主义不可战胜。如果说当代人类社会有两大问题:其一是自由社会如何保持其自由,其二是极权社会如何克服极权,那么,从逻辑上讲,我们必须承认,后一个问题显然更为重要。假如我们承认自由社会有可能堕入极权主义的深渊,同时又认定极权主义社会并不能靠自身的力量重获自由,那么人类的前途就几乎是没有希望的了。我给自己提出的任务就是:寻找出一条从内部改变极权主义社会的途径。

    不应对最高领导层的自动转变抱过多期望

    在考虑这个问题时,从一开始,我就不赞成对最高领导层的自动转变抱过多的期望。因为,这种转变的可能性并不大。一般说来,在现代极权主义社会中出现一位自由主义的最高领导人,其可能性要远比在世袭君主制社会中出现一位自由主义的君主更小。毕竟,君主之成为君主,靠的是血统;这就不像在现代极权主义社会,一个人要当上最高领导者必须依靠他能适应那种封闭的意识形态和残酷的权力斗争。一位具有君主血统而又具有自由主义气质者固然是难得一见,但一个能够在长期的残酷斗争中爬上权力宝座而同时具有或仍然保持自由主义倾向者,恐怕就更为难得。退一步说,世袭君主制并不能有效地担保每一位继位者都是十足老练的专制主义者,而现代极权主义社会通常都总是努力使那些十足老练的极权主义者登上宝座。再者,对一个世袭君主而言,他的权力的正统性主要是来自他的血统而不是来自他的政见(在相当程度上),因此他可以推行一套与过去大不相同的主张而不必担心因此失去权力。但是一个登上了最高权力宝座的极权主义者,他的权力的正统性,主要来自他以往的政治活动被他的同僚所认可,所以他如果要实施一些与过去大不相同,因而也就是与难于为其同僚所认可的政策,他就很可能失去同僚的拥戴而失去权力(例如赫鲁晓夫)。

    我并不排斥最高领导层自动转变的可能性。但是对我们来说,这种可能性是可遇而不可求。它在我们的努力之外,因此我们也无需乎为之过多地思考。执迷于这种可能性是有害的,它会使人们用等待代替奋斗。这对于渴求自由的我们尤其不适合,因为只有凭借着自己的奋斗而争得的自由才可能具有其完整的价值。

    当我说我不赞成对最高领导层的自动转变抱过多的期望时,我是说我不大相信在极权社会中会出现这样的领导者,他会自觉自愿地推行一整套自由主义方针,从而根本上改变极权社会的性质。我并不否认极权社会的最高领导层很有可能出现种种变化,而这些变化会为我们争取自由提供可资利用的机会。我知道并且相信,在极权统治者内部充满着尖锐的矛盾,这些矛盾本身不会或很难会自然而然地导致自由化的结果,但是它们确实可能为我们提供很好的机会。在这个意义上,也仅仅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十分重视极权统治者上层的变化与斗争。现代极权主义制度有一个巨大的弱点,那就是它不能为其最高权力的运用和交替找出一种稳定的办法或规定。这就导致了其上层变化与斗争的激烈,频繁以及不可避免。

    关于「文化革命]中权力斗争的几个问题

    这里有必要谈一谈「文化大革命]。为了兴建「文化大革命]这项浩大的工程,毛泽东不仅花光了多年的积蓄,而且负上了巨大的债务。正是通过「文化大单命],中国大陆的极权主义才发展到了它的顶峰;也正是由于「文化大革命],中国大陆的极权主义才产生了不可弥补的裂痕。不管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最初动机是什么,「文化革命]的客观效果是使亿万中国人民卷入了上层的权力斗争或曰路线斗争,这就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党的高层领导团结一致的虚假外貌打破了,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神圣光圈消失了。诚然,「文化革命]在全国胜利地建立起空前严酷完整的控制,可是这种胜利是一种「图穷匕首见]的胜利。本来,极权统治的力量在于它巧妙地结合了「理想]和「恐怖],「文化革命]的结果却是破坏了这种结合,它使「恐怖]走向前台而使「理想]失去光彩,这就使得极权统治自身陷入了不可解决的危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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