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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迄今为止,我们所有的各种经济法规,绝大部分都具有过渡性的特点。它们并不是严格依据市场经济的需要制定出来的,而是和原有的意识形态、既得利益作某种妥协的产物。譬如说,政府曾经明确规定不准转让、买卖土地,禁止雇工(后来则改为禁止雇工八人以上),等等。这些规定显然不符合经济发展的要求,只是为了照顾意识形态。但是,随着改革的日益深入,这些规定便一条条地被突破。可以说,中国经济改革的每一项重大发展。都是以违反和突破原有法律约束为形式实现的。许多人说,中国经济改革的特点是「实践走在理论前面」,其实那就是指人们在经济活动中不理睬政策法令。这种情况必然导致人们对一切法合的蔑视。老百姓都说,这些年搞改革,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这里的胆大胆小。和西方社会中一般人所说的冒险精神根本不是一回事。因为一般西方人所说的冒险,总是在遵守法律的前提之下的冒险。而中国人的「胆大」.却恰恰是指违犯法律本身.举例说,当初政府明文禁止雇工,张三听了话,没去雇工;李四无视法令而雇了工。于是李四的事业得到了发展。张三的事业受到了限制。李四的行为既然违了法,照说会受到制裁;可是后来政府自己变了卦。转而允许雇工,李四不但没受惩罚。反而被视为「改革先锋」。请大家想一想,在经历过许多次这一类的波折之后,还会有人去认真地遵守法令吗?毫无疑问,禁止雇工的法令是错误的.它应当放弃和修正。但是。假如政府试图建立起法律的权威。它应该是:要么,从一开始就承认雇工的合法性;要么.只准许人们在禁止雇工的规定正式撤销之后才可以雇工,而对于在此之前擅自雇工者依旧予以惩处。可是中共的做法刚好相反,它宣布雇工为非法在前.又追认别人雇工为合法在后.这样做固然是纠正了它过去的一个错误.但同时却严重地败坏了法律本身的权威。结果便是,如同我们都看到的那样。改革越深入,法律越没有权威。
   C 社会舆论功能的衰落
   第三,法律是一种外在的约束,任何外在的约束要发挥效力.总离不开人们的某种内在约束或自我约束。如果一般人在法律面前只有畏惧感而没有是非感。那么法律的效力就被大大地打了折扣。遗憾的是.今天大多敷中国人的情况正是如此。一个人因为违法乱纪而被查处.他自己以及周围的人都只会认为他「倒了霉」,很少有人认为他的行为「可耻」。来自社会的与论谴责已经不复存在,这就使法律的外在约束失去了道德的内在约束的配合从而变得孤掌难鸣。这里,我不打算去深入探究中国人道德感的衰落的原因,我只是提醒大家这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当然,严格说来,你可以认为中国人的道德感从来就不强。过去人们害怕出丑、害怕丢脸,不是出于良心良知的评判,而是出于社会舆论的压力。但问题在于,今天我们面临的问题恰恰就是社会舆论的功能的灾难性衰落。
   D 执法者的腐败
   第四,一旦「自律」受到削弱,要想保持法律的效力,人们就必须设法强化「他律」。可是。加强法律的制裁力量,主要不在于加强它的严酷性。而是加强它的严格性。如果犯法者遭受制裁的概率越高。则法律的威慑力就越大。至于制裁的方式是不是十分严酷。那倒不一定重要。反过来,即使我们搞轻罪重罚.但只要逃避法网的空子太多.仍然会有较多的人不怕犯法。这不幸正是中国的现状。在今日之中国,有权势者犯法固然常常是有恃无恐.无权势者也无不希求通过拉关系、行贿赂等手段以得幸免。在这种情况下。刑罚再重又有多大用处呢?历代王朝末世.统治者无不施用重刑。但都因为漏失过多而失去其应有的惩戒作用.反而徒然地引起人们的不平之感。中国的司法队伍.且不说其专业水平太低。单单是他们自身的惊人腐败便足以使一切对中国实施法制(还不是法治)抱有乐观希望的人心灰意冷。
   E 人们对未来缺乏信心
   第五,良好的经济法规,一方面是对人们经济利益的保障.另一方面也是对人们经济活动的一定的限制。弗洛依德说得好,凡是被禁止的,都是人之所意欲的。法学家们说.凡是人的天性所不会做的事,无需乎制定法律去阻止。这实际上是一个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矛盾关系。遵守法规.有时会妨碍人们的眼前利益。但在大家都遵守法规的前提下,每个人都能获得更长远的利益。因此,人们越是对未来有信心,人们越是肯守法。可惜,今天的中国人偏偏是对未来缺乏信心。许多人都抱着捞一把算一把的心理,生怕「过了这个村。再没这个店」,所以他们在从事经济活动时,常常是急功近利,只求眼下得手,这就驱使人们罔顾法律而胡作非为(只要做得巧妙不被抓住)。那当然严重阻碍了合理的经济秩序的建立。
   F 一旦法度废弛,便极难恢复
   第六。萨缪尔逊打过一个比方:在观看游行的人群中。谁立起脚尖。谁就能看得更远;但是如果大家都立起脚尖,则谁也不会此原来看得更远,只是徒然地造成疲劳。我们不妨对这个比方略加演绎。当大多数人在老老实实地站着,只有极少数人立起脚尖时,你要命令这极少数人放下脚跟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大多数人会支持你。而那极少数立起脚尖的人也知道,如果他们放下脚跟,他们不过是失去了他们本不应得到的非份的利益,但并不会妨害到他们原有的和别人平等的利益。但是.如果你没有及时地制止少数人犯规,到头来必然会造成多数人、乃至全体人都犯规。当多数人守规矩的时候,少数不守规矩的人可以得到份外的利益;然而,当多数人不守规矩的时候,少数守规矩的人却连份内的利益也会失去。等到大家都不守规矩的时候,自然是谁也得不到什么好处,反而是谁都会感到不方便。这时候,人们就会有一种要求恢复规矩的普遍愿望。可是。到了这个时候。你要恢复规矩已经是十分困难的了。尽管每个人都想放下脚跟,但谁也不肯从自己开始,因为明摆着是谁先放谁吃亏。如果人们对当局令行禁止的能力有所怀疑。尤其是如果他们认为当局会偏袒特权阶层而执法不公,他们就更不会放下脚跟。他们必然会阳奉阴违,风头正猛时不妨「装死躺下」。风头一过便故态复萌。于是就会出现这样的奇怪现象:人人都赞成恢复规矩。但规矩就是总也恢复不起来。
   G 衰败的社会不是没有法律,而是没有法律发生效力的社会条件
   一个社会陷于衰败和混乱。往往不在于它没有法律,甚至也不是因为它的法律都是坏法律(许多继起的新朝代,几乎照搬前朝法律。可见问题主要不在于法律本身)。而在于当时的社会已经失去了使法律得以发生效力的各种社会条件。今天的中国大陆,差不多就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张五常先生建议中共当局制定经济法规,这很好,但是,除非我们首先对整个社会政治结构有所改变。否则,有了法规也无济于事。然而对于这一点,经济学家们是无能为力的。这再一次证明了中国的经济改革主要的不是一个经济问题。
   3.从「看得见的手」到「看不见的手」的转变
   A 这种转变是可能的吗?
   亚当.斯密把自由经济中市场的自发调节作用喻之为「看不见的手」,社会主义国家既然是用政府的力量、用人为的计划来调节自身的经济活动,我们不妨称之为「看得见的手」。现在,假定我们要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也就是说要使「看得见的手」让位于看不见的手,那么,这个过程将如何进行?迄今为止,所有进行经济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没有一个完成这种转变的成功先例.不论其起步多早或势头多掹。考虑到这一严峻的事实,我们必须冷静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这种转变究竟是不是可能?一道题做了几十年都没做出答案,人们就应该问一问:此题是否无解?
   B 是斩狗尾巴,还是斩狗的躯体?
   以物价改革为例。几个月前。邓小平等人还摩拳擦掌,拢出一付破釜沉舟的架势,声称要不计风险地推行大规模的物价改革方案。北戴河会议一下来.新的物价改革方案宣布暂不实施,刚刚鼓起的大气球自己就泄了下去。众所周知,共产党领导一向是热衷于蛮干的。中南海不是经常传出「大不了实行军管」的风声吗?这一次竟然软了下来,可见阻力实在超乎寻常。北京大学厉以宁教授主张加紧进行所有制改革,这个方案也出于谨慎的考虑而未敢采
   纳。张五常先生(还有美国的弗里德曼教授)都是倾向于从快改革的。弗里德曼举了一个斩
   狗尾巴的妙喻。他认为应该是一次性地斩去狗尾巴。一寸一寸地斩,反而会把狗弄死。共产
   党头头们何尝不希望「毕其功于一役」。但是他们本能地意识到。他们要斩的恐怕不是狗的
   尾巴,而是狗的躯体。
   C 社会主义的通货膨胀是另一种性质
   记得八六年大学生游行,有人建议在口号中加上「反对涨价」一条。以期得到更多的市民的支持,结果未被接受。知识分子毕竟是观念的动物,既然他们根据自己那点经济学知识,认定物价一时的上涨是深化改革的不可避免的[阵痛],因此就不顾自己切身利益受到严重损害而依然在那里挥笔撰文「支持改革」。但到今年,连他们也不干了。体改所的人去了一趟智利,报告说那里的通货嘭胀比中国高得多而经济照发展不误。据云,赵紫阳就忍不住埋怨:为什么中国人的承受能力就这么低?其实,中国人的承受能力已经很高很高了。和波兰人相比。已经高到了令人忧虑的程度。人们早就该抵制、该反抗了。把智利的情况作比拟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因为所谓社会主义阈家的「通货膨胀」完全是另一种性质。
   D 改革会引发巨大的社会不公平无论是物价改革,还是企业经营制度的改革。乃至于所有制的改革.都同样面临着两个问题。这就是张五常先生在谈到化「公产」为「私产」时的两个问题。其一是这种转变是否来得公平,其二是这种转变是否易于推行。张五常先生认为后一个问题此前一个问题重要,我觉得未必如此。在我看来。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最大困难恰恰在于:它会引发巨大的社会不公平,这种不公平对于现有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具有根本挑战性的重大意义。
   E 几种不同性质的不公平
   当然.任何社会都存在着大量的不公平现象。但是。不同性质的不公平。其社会意义则大不相同.对于不同性质的不公平.人们的承受能力和反应方式是很不一样的。大致上说.我们可以指出以下几点:
   ㈠人们容易接受自然造成的不公平,不容易接受人为的不公平。
   有的人生来就聪明、健壮、漂亮.有的人则相反。这当然是不公平的。可是由于这种不公平纯粹是自然造成的,「造物不公」,人们无能为力。于是只好接受。有朝一日,优生优育的科学发达了,以致于人们可以预先决定新生儿的秉赋。那时,丑陋、愚笨的人和他们的父母就不会善罢罢休了。除非控制生育的中心做到使每一个人生下来都同等的聪明健壮,否则必将遭致人们的强烈反对。所谓革命、造反,无非是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反对的理由常常是由于前者认为后者是造成他们之间不公平的罪魁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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