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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作品选编
·在表面的平静背后
·最好的懺悔莫過於記下文革經歷──《八九點鐘的太陽》觀後感 (一)
·為何造反派頭頭們都肯露臉也不改名?--─看電影《八九點鐘的太陽》有感(二)
·談宋彬彬的改名之謎——看《八九點鐘的太陽》有感(三)
·为理想承受苦难——流亡
·中共明白它和人心相差有多远
·专访胡平:悼念紫阳告别中共的重大意义“悼念紫阳 告别中共”----一场人性与反人性的公开较量
·在表面的平静背后
·《中国上访村》评介
·推荐陈小雅主编《沉重的回首》
·中国人有幽默感吗?─为老灯书作序
·胡平谈公共知识分子----在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举行有关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圆桌会议上的发言(2005年3月10日,华盛顿)
·家祭如何告乃翁?
·时间会站在谁一边?--也谈反分裂法
·刘宾雁八十华诞盛会有感.........
·形象的力量 ——推荐陈沅森长篇小说《佛怀煽仇录》
·往事不堪回首──《20世紀后半葉歷史解密》評介
·胡平谈中共对台搞统战转移危机
·《江泽民传》乃一场拙劣的双簧表演原题:一场拙劣的双簧表演---简评《江泽民传》
·无法面对的历史(2005年3月26日于北卡《九评》研讨会)
·你知道1999年北京反美示威的真相吗?评《北京 谁知道真相?》
·谈谈反日风潮的“民意”
·中国人真的政治冷感吗?
·推荐亚衣《流亡者访谈录》
·再评反日风潮
·《犬儒病--当代中国精神危机》序言
·《劳动教养和留场就业》评介
·对犬儒主义的一点说明
·胡平透彻分析两岸关系──在哈佛燕京“中国论坛”上的演讲
·书评《记忆的伦理学》简介
·希望就是力量--纪念“六四”十六周年
·往事不堪回首
·纪念就是抗争-在纽约地区纪念“六四”十六周年集会上的讲话
·【专访】胡平谈新作《犬儒病》
·读《江泽民和他的十五年》有感
·法轮功是在搞政治吗?
·我们时代的见证文学——阅读廖亦武《证词》
·读《美商在中国的理想与背叛》感言
·学习《入狱须知》读欧阳懿的《狱后杂谈》
·马英九将胡锦涛一军
·朱成虎讲话意图何在?
·危乎哉!中国的民主橱窗-坚决支持太石村民维权抗争
·简评康晓光的儒教治国论
·玩世不恭的机会主义-评李敖大陆行
·从超女现象看中国人是否政治冷感
·胡平在联大会议场外的讲演
·从李敖谈到自由主义
·胡平《论言论自由》电子文本
·也谈所谓“毛泽东时代的平等传统”
·是自由主义,还是机会主义?——评李敖大陆行
·太石村是当今中国的缩影
·余杰《为自由而战》序言
·巴金与说真话
·伟哉黄万里
·专访胡平:评布什亚洲行和布胡会谈
·必须制止中共政府黑社会化的危险趋势
·读吴思《潜规则》与《血酬定律》
·简评中共民主白皮书
·偉大的容忍——論胡耀邦精神
2006年
·刘宾雁支持法轮功抗暴维权
·人格的力量
·再不大声疾呼就来不及了——推荐《和解的智慧》
·胡平新书《法轮功现象》自序
·如何在2025年之前消灭世界上最后的独裁者
·百炼钢化为绕指柔——推荐刘晓波新著《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维权律师——我们时代的英雄
·评温铁军福建宁德讲话
·刘国凯《基层文革泥泞路》评介
·寻找隐藏的主语--从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谈起
·再谈中共的黑社会化
·台湾行及其他
·纪念四五运动三十周年
·推荐陈小雅《中国牛仔》
·警察与朋友——读廖亦武《证词》随感
·成王败寇与趋炎附势——从电视剧《施琅大将军》的争论谈起
·历史是宗教 写作是拯救——读鲁礼安《仰天长啸——一个单监十一年的红卫兵狱中籲天录》
·听马英九讲台独有感
·文革是三年还是十年?
·还会再来一次文革吗?
·毛泽东的幽灵与中共的命运
·反思文革认清极权专制的本质
·评毛泽东热——写在文革四十周年
·文革中有过言论自由吗?——文革“大民主”辨析
·一个不可忽视的信号
·从领导阶级到弱势群体——推荐于建嵘新着《中国工人阶级状况》
·一面之词
·软力量与专制主义
·陈尔晋和他的《特权论》
·80 年北京高校竞选活动简介
·通过抗争赢得言论自由——从《世纪中国网》被关闭谈起
·民主不能等待
·对刘宾雁作品、思想与角色的几点浅见
·毛泽东是暴君这一结论不可改变
·维持稳定的政治镇压导致经济社会问题
·对维权人士的又一轮打压
·希望有更多的《玫瑰坝》
·不容回避的经济清算问题
·红卫兵小报主编如是说
·为什么最坏者当政?
·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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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估计,在未来的邓传下卷中,讲到六四这段事,毛毛大概会采用第二种写法。另外,毛毛大概也会写出邓家子女在八九期间的所作所为。例如在学运兴起之初,邓家子女如何找学生带话,劝学生适可而止,“给老爷子留个面子”;例如在戒严令下达之初,他们又是如何劝告父亲千万别对学生开枪。当然,到最後,邓家子女大概都站到了父亲一边,赞成采用强硬手段平息“暴乱”,不过那是在他们进行多方努力而皆告失败之後的“不得已”。只有这样写,毛毛才可能为他的父亲作某种辩解,也才可能为自己作某种洗刷。
    倘若事情是这样,那么,我们就不难明白邓传下卷为何难产的原因了。如果人们从毛毛写的书中了解到,原来邓小平也曾经有意作出让步,原来邓家子女也曾经不赞成对学生开枪,那对於修补邓和邓的家人的形象固然有利,但同时也就有可能激起人们要求重新评价六四,以及对六四造成的後果如何加以补救的问题。就算当初是“形势所逼”,是“不得已”,那么,事後呢?现在呢?难道你们不该努力做些什么去弥补弥补吗?当然,我们都知道,事情一旦破裂,要重新回到原点便相当困难。但是,难道就该将错就错,一错到底吗?六四过去七年多了。邓氏本人,邓的家人,中共当局,有足够的时间为疗治六四的伤痛做点什么。有些事其实很好做。譬如给六四受难者亲属一些经济赔偿,要说自己不便出面,政府不便出面,以别人的名义总是可以的吧?譬如以某大款的名义,以海外某华人或某洋人的名义,以这个或那个慈善机构的名义。三国演义里的大奸雄曹操,掌握权势後常常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不得已”借别人的人头一用,但曹操至少还知道事後厚待其家属,此所以奸雄之为奸雄。邓氏呢?六四屠杀之残酷,自不必说。六四之後的狂抓滥捕,连基辛格看了都觉过分。讲到六四受难者亲属,他们不仅蒙受失亲之痛,其後还要蒙受来自当局的巨大政治压力,别说得到什么补偿,就连海外人士提供的一点人道帮助也要受到当局的刁难,到头来许多亲属连这点钱都不敢去领。难道这也都是“不得已”吗?
   5.关於“邓小平遗嘱”
    毛毛在访美期间讲出“不得已”三字,虽是欲说还休,但仍然引起人们的种种揣测。这次海外流传的邓小平遗嘱,中共当局出面辟谣,说是海外异议人士“恶意捏造”。依我之见,捏造或许真是捏造,但绝非出自恶意。恰恰相反,这种捏造纯出善意,不仅与国人为善,而且也是与邓氏为善。假如邓小平果真对六四一事怀有歉意,那难道不会使国人对邓氏多一份谅解?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若是邓小平在弥留之际都生不起这么一点悲悯之情,夫复何言?夫复何言!
    我希望邓小平遗嘱是真的,遗憾的是,它看来不是真的。道理很简单,如前所言,假若邓氏果有歉意,他为什么不在生前做些补救之事?再说,以邓小平的权势及其精明,如果他真的“下了决心”向国人致歉,难道他还能让别人一手遮天封住自己的口不成?秦始皇没料到自己死那么快,所以他的遗诏才给赵高、李斯做了手脚。邓小平身陷病榻久矣,焉能不为後事早作筹谋?固然,所谓邓小平遗嘱读来似乎合情合理,但问题是暴君自有暴君的逻辑。那逻辑就是,一件事既然做了,就要坚持到底,绝不改口。越是错误,越是不能改口。暴君耽心的是,一旦改了口,哪怕只是含糊其词的说了声“不得已”,别人就会认为你虚了,你弱了,别人就会趁机发难,大举进攻。口子一开,江河横溢,以後的事态就很难控制得住了。至於说暴君的过错造成的严重後果以及无辜受害者的悲惨遭遇,那对暴君而言永远是次要的、从属性的问题。
    不难想象,对邓和邓的家人而言,六四总是块心病,私下不免会谈论,也可能感到歉疚。但是,如果他们不把这种歉疚外化为具体的言辞或行动,如果受害者一方丝毫感受不到他们的歉疚,那又有什么意义呢?
   6.关於“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
    中共当局将邓小平誉为“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此话出自中共当然不足为奇,他们的惯例就是把一切功劳和荣誉都归於党,归於最高领袖。有趣的是,这种美誉竟然也被其他许多人所认可或接受。这就值得我们探讨一番了。
    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始於农村,而农村的改革则始於农民冲破人民公社的桎梏搞分田单干。一个决非秘密的事实是,农民的这一举动并非为了响应共产党的号召,也不是为了实现邓小平的设计。相反,农民们是自觉地违抗党的方针,甘冒极大的政治风险,自动自发地迈出这重要的一步。凡对中国改革进程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中国的改革是“实践走在理论的前头,群众走在领导的前头”。天下哪有张三自己修起了房子,却把後来的李四称为房子设计师的道理?
    其实,即便在中共领导人中间,我们也不应片面夸大邓小平的作用。譬如说,赵紫阳对经济改革所作出的贡献就绝不亚於邓小平。自八十年代以来,不少专家学者积极靠拢中共领导,为改革出谋划策。赵紫阳身边就有着一个规模不小的幕僚群。但邓小平周围却并没有这样的幕僚群。这不单单是因为邓的地位太高,旁人无从靠近,更重要的是,大家都知道邓小平实际上并不管改革的方案设计问题。由此观之,称邓为“改革的总设计师”也是名不副实。
    回顾中国的改革,我们可以发现,不论是支持农民分田单干,还是展开真理标准讨论,邓小平都不是第一推动者。邓小平唯一的“创造”就是提出“四个坚持”——这其实是毛泽东“六条标准”的翻版。在邓那里没有什么改革的计划或蓝图,邓只是意识到过去的体制有问题,不改不行,但对如何改却心中无数。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说,不论怎么改也不能改掉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也就是说,只要在保持一党专政的前提下,白猫也好,黑猫也好,姓社也好,姓资也好,不论怎么改都行,都不妨试试,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头过河。可见,邓并不是什么改革的设计师,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倒不一定全是坏事。
   
   7.专制就是垄断做好事的权力
    我这样讲并非贬低邓在改革中的作用。因为邓享有最高权力,任何改革,只有获得邓的支持或容忍才能得以实行。包括当初农民自发地搞单干也是有赖於邓的容许才得以存在。这就是邓的作用所在。若和古代的商殃变法与王安石变法相比,邓在改革中的作用更象秦孝公和宋神宗,而不大象商殃与王安石。我这里要提出的问题是,在专制制度下,一切改革都只有通过最高统治者方可实现,那是否意味着我们就应该把改革的伟大功绩首先归给最高统治者呢?
    我曾经讲过:“什么是专制?专制并不是只想做坏事,专制的本意倒是在於要做好事。专制就是要垄断一切做好事的权力。专制就是只准自己干做好事,不准别人做好事。为了保持自己的垄断,专制就必须要去压制那些想要独立地做好事的人,这样它就做起了坏事。”邓小平的改革可以包容一切,唯独不能包容自由民主,因为自由民主就是要承认人人都有权利做好事,承认人人都可以和平地竞争做好事的权力。邓小平垄断了做好事的权力,唯有邓小平才能做好事,於是人们就很容易把做好事的功劳统统记在邓小平的账上。如果你说邓小平在中国的改革中扮演了重大的角色,这话并无大错,它只是一句事实判断;如果你歌颂邓小平在改革中的的丰功伟绩,因为它已然包含了价值判断的成份,它包含了对专制权力的阿谀,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上述这层区别十分重要,我不妨多讲几句。休谟早就指出,价值判断不同於事实判断,从“是如何”并不能直接推论出“应如何”。波普(Karl Popper)强调,区分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乃是讨论和评价社会问题、历史问题的基础。遗憾的是,一般人恰恰总是把两者混为一谈。某些专制的辩护者就是从邓小平在改革中扮演了重大角色这一事实出发,得出了歌颂邓小平的结论。另外一些人本能地对这个结论不满,却又苦於说不出不满的理由,因为他们发现若要批评这个结论似乎便有不顾事实的嫌疑。殊不知事实本身并不会说话,它正需要我们的解释和评判。
    试举例言之。江泽民宣称,没有邓小平,就没有中国改革今日的成就。我说未必,因为我们完全有理由设想,如果换成别的某个人,只要我们赋予他同样的权力,完全可以取得同样的成就,很可能还更辉煌。之所以没有出现这种情况,那仅仅是因为专制者用强力排除了别人占据同样权位的机会。仅就中共上层小圈子而论,我看万里、赵紫阳、胡耀邦就不逊色;且不说在野的“黑马”。再以邓小平九二年南巡讲话为例,都说那次讲话如何伟大,问题是,这究竟是那几句话太高深,别人谁也讲不出呢,还是因为那几句话极平常,只不过在现行制度下,别人谁讲了也没用?你霸着舞台不准别人上,然後又宣布这戏只有你才唱得好,众人能服气么?但若说没有乔丹,芝加哥公牛队就不可能多次蝉联NBA总冠军,这话就很有道理了。因为不管你换上什么人,哪怕你付给他同样的年薪,他就是打不了乔丹那么出色,奈何。乔丹成为公牛队的後卫,但他没有用强力排除别人占据此一位置的机会。这就
   是自由竞争和专制垄断的区别。
    作为事实,我当然知道邓小平在改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作为评价,我也乐於承认他还干得不错,有他的功劳。毕竟,这事也不是任谁都能做成那个样子的。但是,象江泽民的赞词以及诸如此类,我却绝不认同,因为它暗含着对专制的肯定。
   8.改革即自我否定
   
    讲到邓小平经济改革的伟大功绩,我想我们不应该忘记一些最基本的事实。去年<读书>杂志登有一篇短文,其中引用了一位山西老农的话:“俺们村原来就有一个地主,两个富农,那时後少数人已经先富起来了,早知现在,何必当初。”七八年,邓小平下令为五十几万右派份子平反。如今一批为邓小平歌功颂德的人们倒很少提起这份功绩。这也难怪,且不说邓小平的平反右派做得并不彻底,更重要的是,尽人皆知,在当年的反右运动中,邓小平正是最重要的领导者之一。因此,邓的平反至多是赎罪补过而已,谈不上什么功绩。那么,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呢?
    邓小平说,改革是第二次革命。不消说,邓小平心目中的第一次革命是指四九年的那次革命。问题是,这第二次革命究竟是第一次革命的发展呢,抑或是第一次革命的否定?现在我们都可以看的很清楚,所谓改革,不是改别的,恰恰就是改掉四九年的那场革命,就是恢复到四九年之前的状态。中共的改革就是对中共革命的自我否定。第二次革命就是革第一次革命的命。这就意味着,如果我们肯定第一次革命,我们就必须否定第二次革命;如果我们肯定第二次革命,我们就必须否定第一次革命。从逻辑上讲,一个人可以既否定第一次革命,也否定第二次革命;但他绝不能既肯定第一次革命又肯定第二次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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