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 [查看此文评论]    胡平作品选编
[主页]->[独立中文作家笔会]->[胡平作品选编]->[“六四”七年谈]
胡平作品选编
·中共为何又推出惠藏政策?
·Massacre(屠杀)与Miracle(奇迹)
·基督信仰在中国——读余杰新著《白昼将近》
·《请投我一票》观后感
·怎么能让梁朝伟演易先生呢?——电影《色戒》的败笔
·必须废除强制性计划生育政策
·了解《中国怎么想》
·必须追查毒奶粉事件真相
·伦敦奥运对北京奥运拨乱反正
·试谈大跃进中的吹牛皮
·不朽的遇罗克----遇罗锦《一个大童话》序
·从“发扬民主”到“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奥巴马胜选对中国的冲
·大饥荒时代的有力见证——观纪录片《粮食关纪念碑》
·如何启动中国的宪政改革?
·驳“北京内幕:胡锦涛亲自下令逮捕刘晓波”
·《零八宪章》有可能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签名活动
·让《零八宪章》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签名运动----新年致辞
·“美妙新世界”是怎样造成的?——瓦瑟斯托姆《中国的美妙新世界》评介
·《零八宪章》签名活动有何特点?
·我的终身遗恨
·声援刘晓波 继续推进宪章签名运动
·谈胡耀邦逝世与“八九”民运
·谈谈《汉字简化得不偿失》
·白衣行动——请在六四这天穿上白衣服
·力荐好书《麦苗青菜花黄》
·反驳为六四辩护的一种论调
·从“只想领导自己”到“有能力领导世界” ——《中国不高兴》说明了什么?
·二十年前的今天——介绍《八九中国民运纪实》
·对“白衣行动”的补充说明
·伟大的生命从死后开始——写在遇罗克雕像落成之际
·读夏兰斯基的《民主论》
·在纪念六四20周年烛光晚会上的讲话
·评中通社文章《人间正道是沧桑》
·谈谈民族自治问题
·从八九民运是不是“反党”谈起
·掩耳盗铃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解读赵紫阳录音回忆录《改革历程》
·伟大的生命从死后开始——写在遇罗克雕像落成之际
·把刽子手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读吴仁华新着《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
·“六四”开了什么先例?
·对75事件的追问
·中国共产党与道德沦丧
·屠杀与奇迹
·解析新疆事件 (下)
·如何定义当今中国?
·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政权合法性——谈谈中共政权的合法性问题
·荒诞中国
·再谈回国权
·“阳光法案”为何难产?
·破除“中产阶级”的迷思
·在中国,正义已经荡然无存
·维权与民运
·纪念柏林墙倒塌二十周年
·追寻《失踪者的足迹》
·柏林墻与逃港潮
·孤胆英雄冯正虎
·2009年是中国人权全面恶化的一年
·读刘刚文选《天安门,路在何方?》
·也谈李庄案
·改革=改良+革命
·解读《我们不放弃》
·从刘晓波“我没有敌人”这句话谈起
·冯正虎回国与廖亦武出国
·中国地震局的做法实在该改了——从山西人“不信政府信谣言”谈起
·再谈李庄案
·中共想学教皇制?
·也谈中国的“道德沙尘暴”
·对厚黑者的成功永远说不——读陈破空《中南海厚黑学》
·从三篇官方报道看今日中国“和谐社会”
·思想解放与言论自由
·国家不幸玩家幸——黑色幽默的黄金时代
·今后的十年是关键的十年
·冥空中的读者飞飞——读廖亦武“证词”随感
·请投刘晓波一票
·温家宝高调纪念胡耀邦说明了什么
·我们应该有一部《殉难者传》
·千人下跪是怎样跪倒市长的?
·大鱼吃小鱼,小鱼吃……
·就中国模式展开世纪性大讨论
·“六四”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写在“六四”21周年
·这才是感动中国的人物——读高瑜《我的六四》
·《李鹏“六四”日记》披露的一件大事
·反抗冷漠 反抗遗忘——六四21周年感
·请读《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
·关注海莱特 揭露大阴谋
·“是如何”重要 “如何是”更重要——再谈六四与中国模式
·点评《李鹏“六四”日记》
·也谈旅法华人6.20大游行
·从邓小平的一句惊人之语谈起
·推荐《天安门对峙》
·
·基层选举为何每下愈况
·为龙应台北大演讲叫好
·米奇尼克到中国这场对话不寻常
·从甘肃泥石流灾害看中国的官员问责制
·从甘肃泥石流灾害看中国的官员问责制
·重建非暴力信念,让更多的人加入异议活动
·非暴力抗争不适用于极权专制国家吗?
·中美关系新动向
·《新发现的周恩来》评介
·对温家宝讲话应予肯定
[列出本栏目所有内容]
欢迎在此做广告

(“六四”七年谈)接上页博讯www.peacehall.com

    布罗茨基问得很尖锐,也很深刻。有些朋友动辄讲中国人的劣根性,其实那是人性的普遍性弱点。在任何民族中都有这么一种人,他们不是不知道被迫害的异议人士是无辜的,也不是不知道别人奋斗的事业是正义的;但是他们并不会因此而同情你敬佩你——除非是他们看到你们要赢了。只要专制政权看上去还是强大的,稳固的,他们就不会站在反抗者一边,即便在和老婆窃窃私语时也不会站在反抗者一边。相反,他们还会嘲笑你,把你看成拿鸡蛋碰石头的傻瓜。也许,他们还会攻击你有野心——这就更好了,因为那表明他们在道德上比你更优越,起码是更正派。不错,这种人不一定直接参与对你的迫害,也不一定公开地为专制者唱颂歌。可是他们的冷漠与势利,还有那自鸣得意的麻木不仁,却实在令人心寒。
   丙:哈维尔写了一封信回复布罗茨基的提问。哈维尔解释说,由於苏共当局更为残暴,也由於俄国长期的专制传统,致使许多民众在政治上更为冷感麻木,因此苏俄异议人士的处境会更加困难。但捷克的情况有所不同,捷克在历史曾经享有过自由民主,人民对自由有过切身的经验;另外,在布拉格之春之後,捷克已经出现了一片所谓“灰色地带”,当局的控制已经不那么严厉和广泛,所以一个捷克的异议人士日子要好过一些。在我看来,哈维尔的解释可能是正确的,但我总疑心他有所保留。这也难怪。如今的哈维尔是捷克人民选出的总统,他若是对一些老百姓的弱点进行放言无忌的批评恐怕就不一定合适。哈维尔在信中说,他希望能和布罗茨基“直接地面对面地交换意见”。不知这话是否算一种暗示。
    冷漠不是罪恶,但它是一切罪恶得以发生和延续的条件。在九零年六四於华盛顿举行的为方励之颁发罗伯特·肯尼迪人权奖的大会上,瓦文萨发表了一篇致中国民运人士的祝词,其中引用了一段雅辛斯基的箴言:
   “不要恐惧你的敌人,
   他们至多杀死你;
   不要恐惧你的朋友,
   他们至多出卖你;
   但要知道有一群漠不关心的人们,
   只有在他们不做声的默许下,
   这个世界才有杀戮和背叛。”
    不难想见,以瓦文萨的经历,他对这段话一定是深有感触的。他把这段箴言送给中国的民运人士,大概也是希望我们能够对民运低潮期间可能出现的大量的冷漠疏离有足够的精神准备。
   四
   甲:在国内,由於当局的高压,许多人远离民运,政治冷漠,尚情有可原;为什么在海外,民运也陷入低潮了呢?不少人批评说这是因为海外民运人士自己不争气造成的。
   丙:毫无疑问,我们海外民运人士应当深刻自省。不过我认为,海外民运陷入低潮,民运人士自身的问题只是第二位的原因。道理很简单,民运不是共产党。共产党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民运却始终是开放的事业。如果你认为现有的海外民运组织品质低,你完全可以成立新的更好的组织;如果你认为现在这批头面人物不争气,你就应该当仁不让,挺身而出。八九年、九零年是海外民运的高潮期。当时,仅美国一地,以华人为主体的民运团体和积极参与民运活动的团体就有八百多家。在各个团体内部以及彼此之间也有许多矛盾纠纷;但那都并没有妨碍整个海外民运的兴旺蓬勃。由此可见,海外民运陷於低潮,与其说是因为人们对某些民运人士感到失望,不如说是因为他们对整个民运事业感到失望。在这些人看来,中共似乎还很强大,一时半时垮不了;民运力量还很小,短期内看不到胜利的可能性,所以他们就
   渐渐地疏远了民运。在海外参加民运,虽然没有直接的压迫,但更容易有使不上劲的无奈感。这也是不少人消极下来的一个原因。当然,导致海外民运低潮的原因很多,此处不拟一一论及。不过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大的形势。如果人们发现专制大厦有被动摇的可能,许多人就会冲上去助一臂之力;如果他们发现大厦还很坚固,加上自己那份力量也不能有什么改变,他们就很可能束手不前。
   甲:如此说来,有些人把自己脱离民运说成是对民运领袖或组织感到失望所致,其实也只是托词而已。当然,这决不意味着民运人士就可以放松对自己的磨炼。
   丙:讲到对民运的失望,应该说也不都是托词。那大概也和一种天真的、过於浪漫化的想法有关。不少人以为,既然你们都是大名鼎鼎的民运精英,又来到自由民主的海外,理当表现出精诚合作,团结对敌的美好形象才是。可是依据同样的想法,这些朋友不是也对步入民主化後的苏联东欧感到失望了么?如果他们注意到台湾政治中的黑金现象和国会殿堂上的肢体语言,他们不是也会对台湾的民主政治感到失望么?进而言之,就是对於英美这样的老牌民主国家,他们也会产生许多失望和不满。饱尝极权专制之害的人们最容易产生的一个幻想就是,他们以为社会上的一切弊病都是极权专制造成的;只要克服了极权专制,一切矛盾通通能得到完美的解决。
   乙:这当然是一个神话。但它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神话,一个有着巨大力量的神话。想想看,至少是对於许多人而言,如果他们不是抱有这种天真的幻想,他们怎么还会冒那么大风险、付那么多代价去为一种理想而战呢?今天的俄国人和东欧人也许已经没有了这种幻想。那没关系,因为他们已经跳过了专制的障碍,而在那奋起一跳之中,那个幻想、那个神话恐怕还是起了相当作用的。不幸的是我们中国人,在没有越过障碍之前就失去了神话的激励。
   丙:神话的消失未见得都是坏事。毕竟,在那些稳步实现民主化的国家中,往往并没有借助多少神话的力量,更多的是仰仗一种经验主义的韧性精神。不论是好是歹,我们必须面对一个没有神话的世界。我们必须善於用更深刻更平实的笔触,去阐明自由民主的伟大理想。
   五
   乙:你讲到理想,可是今天的问题恰恰在於理想主义的低落。正如福山所说,後期共产极权统治转换了手法,它“以一种浮士德式的交易,迫使人们在道德价值上作出妥协,以换取物质上的富庶。由此,体制的牺牲者变成了体制的维护者,而体制本身则在无需民众参与的情况下独自延续下去。”
   丙:其实,中共采取浮士德式交易并非自六四始。在整整八十年代,中共都是一手抓经济改革,一手反自由化。“向钱看”的风气在八九之前即已盛行,道德衰败现象也早就引起有识者的忧虑。然而这一切并没有妨碍八九民运的爆发。千千万万的大学生,仅仅在几天前还被别人视为“垮掉的一代”,在民运中显示出可歌可泣的理想主义精神。由此可见,直到六四之前,中共的浮士德式交易都未能奏效,甚至适得其反。经济改革的发展不是消除、而是刺激了政治改革的要求,人民物质生活的提高不是转移、而是鼓励了对自由民主的渴望。只是到了今天,浮士德式交易的效应才得以彰显。应该说,六四是个转折点。六四前,人们在经济生活中取得的进步越大,他在政治领域中的希望和要求就越高;前者成了後者的催化剂。六四後,人们越是有机会在经济上谋求进取,他就越是放弃对政治上的追求;前者成了後者
   的替代品,造成这一差别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六四屠杀的威慑阻遏作用。好比一股强劲的水流,本来是要顺势朝前冲的,一般的障碍都挡它不住;可是一下子遇到了一个极坚硬的岩石一时冲不过去,这时在旁侧又辟出了另外一条水道,这股水流便会转入另外的方向。这样,那块横阻的岩石也就大大地减轻了压力。倘若没有及时辟出的另外的水道,那股水流本来是可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把横阻的障碍突破的。
   甲: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比喻。照理说,由於高压,由於人民无法反抗,整个社会应该是一片死气沉沉;可是今天的中国却是生机勃勃,很有活力——且不说其中的混乱和危机。怪不得中国会出现经济奇迹,所有的能量都被导入经济大潮中去了。
    大概,这也就是为什么不少人要把下一次民运高潮的发生寄希望於经济发展遇到危机的原因吧。如果经济改革在不进行政治改革的情况下难以进行下去,要求政治改革的压力就会增加;反之则不容易增加。
   乙:这种观点很容易被歪曲。别人会说你们民运人士就是巴不得中国的经济形势越坏越好。
   丙:这自然是歪曲。因为即便从单纯经济发展的角度看,某些政治改革也是必要的;且不说经济发展并非人类追求的唯一目标。
   甲:这种问题已经越来越突出了。譬如说,在市场经济下必有劳资冲突,工人是否有权组织自己的工会。由於失业大军的激增,不少地方的工人已经组织了各种团体,举行罢工、请愿、和厂方或官方谈判。这些活动竭力避免政治色彩。有些罢工者干脆提出这样的口号:“我们不是要民主,我们只是要吃饭!”可是,由於他们采取了公开施压的形式,采取了独立组织的形式,那本身就具有政治意义,而且也很容易转而发挥政治的功能。当局对此十分头痛,打算取缔这类工人组织;但那样一来势必会进一步增加解决这些经济问题的难度,并且还可能刺激群众把原先尚属单纯的经济诉求转化为更具挑战性的政治诉求。
    平心而论,“六四”七年来中国的变化并非都是消极的,积极的变化也很多。两方面常常是相伴而行。在今日之中国,公共活动的空间极其狭小,但私人活动的空间则在迅速扩大;政治的自由讨论继续被列为禁区,非政治性的学术研究和艺术创作却有了更大的机会;不同政见的发表遭到严厉的压制,官方的意识形态却也乏人问津。不错,当局仍在高唱“四个坚持”的陈词滥调,不过它不再指望人们还能真心信仰,也不再强求人们一定要应声附合;只要你不公开地直接地批评反对,它也就眼睁眼闭、听之任之了。这应该说也是“反革命”水涨船高的结果,如果没有民运力量的潜在威胁,中共又何尝甘心於这种半途而废的局面?
   六
   乙:讲到“六四”七年来中国的变化,狭隘民族主义的兴起应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动向。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带有反西方、主要是反美国的特点。它和那种健康理性的民族主义不一样。有人说,这种狭隘民族主义的兴起是来自中国人长期深受西方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集体记忆。对此我深表怀疑。事实上,今天中国绝大多数人,比如说五十岁以下的人吧,根本没有受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直接经验,有的只是大量的受本国专制统治压迫的经验。在我们的经验中,“内忧”之痛远远大於“外患”之痛。假如说这两年出现了狭隘民族主义情绪,那无疑是当局刻意地压制一种真实的经验记忆和渲染制造另一种所谓经验记忆的结果。今年是文革三十周年,当局明文下令禁止对文革的任何讨论,包括纯学术讨论。当局很清楚,一旦人民可以自由地讨论文革,那必将勾起极权暴政的强烈情绪,这样一来,那个虚张声势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绪就化作轻烟了。

[上一页][下一页]

©Boxun News Network All Rights Reserved.
所有栏目和文章由作者或专栏管理员整理制作,均不代表博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