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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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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很多右派会低头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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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血的经济学
·余杰《致帝国的悼词》序言
·“时间祇能使邪恶升值”——反驳邓林
·听赵紫阳谈改革——推荐宗凤鸣的《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
·人权与挨饿
·从“差额选举”谈起
·“中国奇迹”与社会不公
·说不尽的文化大革命
·从台湾“入联公投”和“返联公投”谈起
·梦断未名湖
·从杨建利归来谈争取归国权
·从周舵"我母亲的自杀"一文谈起
·毛派的尴尬及其前景
·赤裸裸的邪恶----读《万里大墻-中共劳改营的跨学科研究》-
·平庸恶的例证----读《红卫兵兴衰录》有感
·不要让我们的历史在我们手中消失——推荐《内蒙文革风雷——一位造反派领袖的口述史》
·软不下去,硬不起来——评中共对台新政策
·张林和他的作品《悲怆的灵魂》
·简评中共十七大
·要害是禁止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评中国政党制度白皮书
·简答“为什么要民主”等十个问题
·也谈“替富人说话”
·聚焦北京奥运、聚焦中国人权
·劳尔说:他“不想为把坦克开上街头负责”
·一位公民记者之死
·民主与革命
·胡 平:犬儒中国——读胡发云小说《如焉@sars.come》
·美国为什么还没出过女总统?-
·这样的党凭什么不反——读胡风女儿晓风写的《我的父亲胡风》
·失败者也能写历史----廖亦武《最后的地主》序言
·推荐盛雪诗集《觅雪魂》
·大饥荒年代中国农民为什么不造反?----评介贾斯柏.贝克《饿鬼--毛时代大饥荒揭秘》-
·奇怪的示威抗议
·西藏问题之我见
·《我与中共和柬共》读后感
·中国大饥荒研究的奠基之作----推荐丁抒先生《人祸》
·简评台湾总统大选
·从“台湾地区正副领导人”谈起
·一不怕天,二不怕民,那还得了?!--写在"六四"十九周年之际
·中藏会谈说明了什么?
·有“中国特色”的爱国主义-
·反驳为“六四”屠杀辩护的几种论调
·写在汶川5.12大地震后
·在纽约纪念六四会上的发言
·推荐《中国大饥荒档案》网站
·人性伟大最凄美的体现──序周素子《右派情踪》
·怀念陆铿
·也谈范美忠事件
·面对六四——从马建的小说《北京植物人》谈起
·从两本反右运动研究文集想起的
·从5.12地震漏报看中国地震预报机制
·又一起警民冲突
·京奥VS人权
·再谈如何解读中国的民意
·京奥模式必须否定
·中共为何又推出惠藏政策?
·Massacre(屠杀)与Miracle(奇迹)
·基督信仰在中国——读余杰新著《白昼将近》
·《请投我一票》观后感
·怎么能让梁朝伟演易先生呢?——电影《色戒》的败笔
·必须废除强制性计划生育政策
·了解《中国怎么想》
·必须追查毒奶粉事件真相
·伦敦奥运对北京奥运拨乱反正
·试谈大跃进中的吹牛皮
·不朽的遇罗克----遇罗锦《一个大童话》序
·从“发扬民主”到“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奥巴马胜选对中国的冲
·大饥荒时代的有力见证——观纪录片《粮食关纪念碑》
·如何启动中国的宪政改革?
·驳“北京内幕:胡锦涛亲自下令逮捕刘晓波”
·《零八宪章》有可能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签名活动
·让《零八宪章》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签名运动----新年致辞
·“美妙新世界”是怎样造成的?——瓦瑟斯托姆《中国的美妙新世界》评介
·《零八宪章》签名活动有何特点?
·我的终身遗恨
·声援刘晓波 继续推进宪章签名运动
·谈胡耀邦逝世与“八九”民运
·谈谈《汉字简化得不偿失》
·白衣行动——请在六四这天穿上白衣服
·力荐好书《麦苗青菜花黄》
·反驳为六四辩护的一种论调
·从“只想领导自己”到“有能力领导世界” ——《中国不高兴》说明了什么?
·二十年前的今天——介绍《八九中国民运纪实》
·对“白衣行动”的补充说明
·伟大的生命从死后开始——写在遇罗克雕像落成之际
·读夏兰斯基的《民主论》
·在纪念六四20周年烛光晚会上的讲话
·评中通社文章《人间正道是沧桑》
·谈谈民族自治问题
·从八九民运是不是“反党”谈起
·掩耳盗铃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解读赵紫阳录音回忆录《改革历程》
·伟大的生命从死后开始——写在遇罗克雕像落成之际
·把刽子手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读吴仁华新着《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
·“六四”开了什么先例?
·对75事件的追问
·中国共产党与道德沦丧
·屠杀与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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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天安门——对当前争论的几点评论


    在“六四”六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围绕着对八九民运和“六四”事件的分析与评价,再一次引发了热烈的争辩。
    报纸上登出这样的标题:“天安门之血能不能不流?”
    这还用说吗?当然能够不流。是中共政府开枪杀人酿成血案。如果政府不开枪,自然就不会有流血。

    不过,这不是提问者期待的答案。因为提问者的问题实际上是:示威学生是否应在军队开枪镇压之前放弃天安门广场,从而避免流血。
    答案同样是简单的:“是。”社会上偶有强盗杀人事件,但倘若被抢劫者顺从地交出财物而不作任何反抗,杀人之事多半都不会发生。抗战八年,中国人死了千千万万;假如大家都不抵抗,这些生命大致皆可保全。
    我知道这个答案仍然不符合题意,但我还是要写下去。我相信这是必要的。在我们对八九民运和“六四”事件进行分析讨论时,不论我们在各种具体问题上有多少不同的看法,我们总不能否认中共杀人是一桩不可饶恕的罪行,人民反抗专制争取自由乃天经地义的权利。对待复杂的历史事件,见大不见小是不够的;但见小不见大更糟。
   二
    在四月三十日《纽约时报》的文章中,该报驻北京记者Patrick Tyler写道:这场辩论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在那六周期间稳健节制是否曾向激进强硬让步,以及比较激进的学生领袖是否因为不肯结束示威而破坏了学生们见好就收而宣称胜利的机会。”
    这是一个核心问题,但并不是一个现在才提出的新问题。早在八九年八月旧金山的一次研讨会上,几位发言人便依据政治学中“一报还一报”的理论,对八九民运的失利作出了初步的分析。在九零年三月—十月,我发表了一篇八万余字的长文《八九民运反思》(连载於《中国之春》杂志)。文章指出:八九民运的主要失败是未能“见好就收”。激进派学生领袖过高估计了群众承受风险的能力,或者更准确地说,过於低估计了中共当局的残忍程度;故而导致了运动的失败结局(这篇文章後来收入拙著《中国民运反思》一书,由香港的牛津大学出版社於九二年九月出版)。据我所知,不论在海外还是在大陆内部,都有许多人持有和我类似的见解。也许我可以说,这种观点早已成为民运界大多数人的共同结论。
    四月三十日《纽约时报》的文章引用了激进派学生领袖李禄的话。他认为,“假如我们撤离广场,将发生的事会非常简单。政府仍会大肆搜捕、秘密杀人和迫害。”这话是否正确,我以为要依撤离选定的时间而定。曾经有过这样的时刻,民运占据上风;此时撤离意味着民运的胜利,并由此开启朝野双方良性互动的局面。在另外一些时刻撤离,效果就不会如此美妙;而拖到运动末期,撤离确实会引出李禄所说的後果。但即便在那时,“撤”很可能犹胜於“不撤”,因为“坏”总比“更坏”略好。有关这一问题,我在《反思》一文中有更细致的分析,有兴趣的读者不妨翻阅。
    其实,在最近这些天,由《世界日报》和《纽约时报》的文章引发的热烈讨论,其焦点已经不在於Tyler所说的那个“核心问题”,即广场上的激进派是否压倒了稳健派而破坏了运动见好就收的胜利机会。现在最热门的话题是,少数激进派学生领袖在广场上究竟做了些什么?对他们的某些言行,以至於对他们的政治品德,究竟该做出何种评价?
   三
    报纸上刊出了柴玲在八九年五月二十八日一次录影采访中的两段话。柴玲说:“其实我们期待的就是流血,就是要政府最後在无赖至极的时候用屠刀来对付它的公民。我想也只有在广场上血流成河的时候,全中国的人民才能真正地擦亮眼睛,他们才能真正团结起来。但是这种话怎么跟同学们说?……”当记者问到柴玲自己是否准备继续在广场上坚持下去,柴玲答道:“我想我不会的。”“因为我跟大家不一样。我是上了黑名单的人。我就这样想。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说我自私什么的,……”
    《世界日报》和《纽约时报》都宣称,柴玲的这段谈话是“首次公开”,是“过去从未完整报道过的”。其实不然。在八九年八月修订再版、第四次发行的《天安门·一九八九》一书中(中文,该书由台湾《联合报》编辑部编,联经出版公司出版),收有柴玲这篇录影讲话全文,长约八千字,其中就有前引的那两段。另外,在九零年五月出版的《Children of the Dragon》(英文,中国人权编,Collier Books和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出版)一书中,也收有这两段话。纪录片《天安门》制片人卡玛(Carma Hinton)对我解释说,所谓“过去从未完整报道”,是指的录影带,是指的没有被电视或电影完整使用过,不是说没有以书面文字形式公布过。正是卡玛女士,提醒我在《Children of the Dragon》一书中已收有这两段话。在我看来,和五年前发表的文字相比,如今公布的这两段话,既无所谓“窜改”,也谈不上“断章取义”。当然,专门拣出这两段话并列,其阅读效果多少总会和把它
   们放在全文中时不大一样;但那是几乎任何摘录都无法避免的,故不足为怪,至少算不上什么大毛病。
    我知道,当报纸上以“首次公开”的名义刊出柴玲的那两段话之後,相当一批读者感到震惊和愤慨:“原来还有这等事!”“柴玲怎么能讲这种话?”可是,既然这些话早在五年前就公布过(中、英文都有),为什么人们当初不震惊、不愤慨?
    粗考其原由,大概有以下几条:
    1、虽然印有这两段讲话的书销量不小,但很可能绝大多数人并不曾认真读过。八九民运,惊天动地;借助於发达的大众传媒(电视、报纸),我们每个人都对运动具有相当广泛的了解。这反过来又使得大家以为没有再去细细读书的必要。我们买书是为了保存史料,偶尔浏览一下,难得认真咀嚼。这可说是现代人的一个堪称悖论的特点:人人无所不知,个个不求甚解——起码是在其直接经验和专业领域之外。
    2、和书籍相比,大众传媒(电视、报纸)在影响的广泛性上,以及在对接受者的情感刺激上,均不可同日而语。其结果便是,一件事,只要它不曾上报纸上电视——当然,还须是大报纸大电视台——它就不会引起什么轰动的反应。
    3、更重要的是,彼时此时,一般人的接受心理发生了变化。过去,大家都沉浸在对中共当局的无比愤慨和对示威学生及民众的深切敬佩与同情的情绪之中。在这种普遍的强烈情绪下,那些有关民运内部的负面消息通常会被人们淡然置之。一提到柴玲,人们便会联想到她作为总指挥坚守广场的形象,联想到在六四枪响之际她和几千示威者最後撤离的情节。如果有人注意到那段“期待流血”、“自己求生”的讲话,他或许会感到某种困惑,但通常也仅此而已。如今,人们的心境或多或少有了变化。影响很大的中文报纸和英文报纸同时发表文章,专门引述了柴玲的这两段讲话,这就不能不令一般读者产生强烈的反应。
   四
    让我们作一番细致的分析。
   1、关於“秘密策略”
   
    《纽约时报》文章写道:“柴玲在访谈中说,由她领导的广场指挥部的秘密策略(hidden strategy)是,挑起政府以暴力对待手无寸铁的学生。”
    “秘密策略”一词可能会引起严重的误解。有些读者或许会以为,在柴玲等人那里,有着一套早就深思熟虑、精心拟制且密不示人的通盘计划。按照这种理解,人们就有理由认为,原来六四屠杀事件,竟然是少数学生领袖蓄谋追求、刻意挑动的结果。我们为这种理解是不正确的。
    在我看来,导致此种误解的原因之一,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中英文两种词汇的差异。不错,strategy应当译成战略、策略;不过在英文中,strategy的应用范围要比中文的“战略、策略”宽得多。类似的例子还有politics、philosophy等。美国人常常把我们中国人只认作一般人事纠葛的事情称为politics;而中文的“政治”则是一个很大的词。如此说来,把hideen strategy译成秘密策略,在字面上固无不可,但在一般中文读者心目中则很容易引起过於严重的联想,从而导致不容忽视的误会。其实,那无非是指一种不便公开讲出的想法或打算而已。在广场上那种紧张复杂的情势下,年轻的学生领袖们的思想并不稳定。要说他们早就暗中抱有一套明确严密的大计划,显然不符合事实。
   2、关於“期待流血”
    柴玲说:“其实我们期待的就是流血”。这是什么意思呢?毕竟,期待不同於等待。期待兼有期盼、期望之意;等待是纯粹中性的,期待却表示我们对於期待之事抱有某种正面的态度,我们愿意见到那件事发生。柴玲说:“期待流血”,看来不是用词不当;因为她认为“只有广场上血流成河的时候,全中国人民才能真正地擦亮眼睛,团结起来。”按照柴玲他们的解释,在当时的形势下,撤也会遭到屠杀,不撤也会遭到屠杀。与其让共产党不事声张的屠杀,不如让共产党明火执仗的屠杀;因为後者会唤起民众,激发更有力的反抗。所谓“期待流血”,是指期待在广场流血。这不是在流血与不流血二者之间作选择,而是在以什么方式流血之间作选择。因此,要说柴玲坚持要在能够避免流血时不去设法避免,还要故意刺激政府杀人流血,那未必符合柴玲的本意。
   3、关於“让别人流血,自己求生”
    那么,柴玲为什么不向同学们讲明他们正在“期待流血”呢?用柴玲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很难对同学说我们必须用鲜血来唤起民众。同学们肯定会愿意这样做,但其他人还是年轻的孩子”(痛哭)。换言之,不讲明是因为不好讲明,是因为不忍心讲明。柴玲认定同学们甘愿为民主流血,因此让他们流血就没有什么不道德。可是要在事先就告诉他们必须以流血唤起民众,那确实很难讲得出口。
    至於说“自己求生”,柴玲认为自己很重要,不甘心就这样给共产党毁掉。另外,她认为自己身为领袖,势必要遭到比一般同学更重得多的处罚,所以她要躲避。
   五
    以上,我尽量以同情的角度,对柴玲的讲话作出我以为讲得通的解释。我想,许多对柴玲讲话极表震惊和愤慨的读者读了上述分析,或许会发现事情并不象乍一看去的那么严重。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柴玲的讲话就象她自己说的那样“不会有问题”。
    首先,作为学生领袖,不论你如何认定同学们都有甘为民主流血的决心,一旦流血的危险迫在眉睫,你也应该明确地将危险告诉大家。在战场上,指挥官有时可以不把战局的险恶向士兵讲明;但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民主运动到底不同於战争,而群众组织领导人与所属群众的关系,也和军队指挥官与士兵的关系不一样(这一点我在《反思》一文中讲得更细致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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