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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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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革命的革命——对文化革命的政治心理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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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拓之死──文革期间自杀现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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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想杀赖昌星灭口?
·程式、规则比内容更重要
·谈谈赖昌星引渡的免死保证问题
·谈原教旨派的生存空间
·共同重建集体记忆
·无罪推定、宁纵勿枉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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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人权还是蔑视人权

   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在法国巴黎夏洛特宫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当时58个联合国成员国,有48个国家投了赞成票;有两个国家——洪都拉斯和也门——的代表团缺席;8个成员国弃权,它们是苏联、乌克兰、白俄罗斯、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沙特阿拉伯和南非。
    在起初,《世界人权宣言》只是一份意向性的声明,後来得到了充实,并且以国际法的形式得到确定。经过长期的不懈斗争,如今,人权观念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虽然还有某些国家的政府在实践中并不尊重人权,并不认真履行相关的规定,但是,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敢於公开地反对人权;来自国际社会对那些侵犯人权行为的批评,尽管未必都能起倒制止或纠正的作用,但是,很少有几家政府敢於对这种批评无动於衷。
    人权观念取得了伟大胜利。现在,连人权的反对者也不得不在表面上承认人权。我们知道,直到八十年代中期,中共当局对人权观念仍然采取全盘拒绝的立场。它把人权观念斥为“资产阶级观念”。此後,中共对人权的态度逐渐转变。近些年来,中共已经表示接受人权观念,并同意签署联合国的两个人权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约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围绕着人权观念的争论就已经结束。现在,反人权者的基本策略是接过人权的词句,但歪曲其内容,用以抵制人权的真正要求。
    应该承认,反人权者之所以能够曲解人权的含义,那也和流行的人权理论本身的混乱有关。正象米兰.昆德拉在《不朽》里写道的那样:“因为在西方,人们并不生活在集中营的威胁之下,可以随便说、随便写,所以随着人权斗争的逐步开展,它的具体内容全部失去了,直到最後变成了所有人对所有事情的共同态度,一种把所有的愿望变成权利的力量。世界变成了一种人权,一切都变成了权利:爱情的愿望变成了爱情的权利,休息的愿望变成了休息的权利,友谊的愿望变成了友谊的权利,开快车的愿望变成了开快车的权利,幸福的愿望变成了幸福的权利,出版书的愿望变成了出版书的权利,深夜在街上大喊大叫的愿望变成了深夜在街上大喊大叫的权利。”按照这种被稀释、被泛化的人权观念,世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充分实现人权,未来也不可能充分实现。人权概念变得如此漫无边际,那不是增加了它的力量,而是削弱了它的力量。
    尽管现有的人权理论本身就不能令人满意,不过我们可以暂且把这个问题放在一边。因为要反驳目前流行的那些反人权理论,我们还用不着涉及到那么精细的地步。

    现在,反人权者最常用的办法无非是以下几条:1、以文化相对主义的名义否认人权观念的普遍性,2、以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名义排斥和推迟言论自由一类权利,3、以稳定的名义压制个人权利。另外,作为以上三条的共同基础,则是强调所谓国情。最後,还有一种抵赖战术,“我们的人权状况有问题,你们的人权状况也不完美,谁也不比谁高明,所以谁也别说谁”。前面几条,我早先写文章已有所批判。这里,我不妨对最後以条略加辩驳。
    江泽民说:“没有任何国家的人权情况是完美的。”言外之意是,我们的人权情况有问题,别人也有问题,大家都有问题,充其量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这话不对。世上没有完人,凡人皆有过错,但那是否意味着世人就无好人善人与坏人恶人之分了呢?可见,在好坏善恶之间有一条分明的界限。同样的,在尊重人权与蔑视人权之间也有一条分明的界限。人们的财物被盗贼偷走抢走,无辜百姓被暴徒杀死,政府保护不周,破案不力,这是一回事;政府自己就去抄家去共产,去杀死无辜百姓,这显然是另一回事。没有一个政府能在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上做到万无一失。在这层意义上,你可以说没有任何国家的人权情况是完美的,无论那里的政府多么有诚意,多么能干。但是,一个政府只要有最起码的诚意,它就可以不去做出任何侵犯、践踏人权的罪行。在这层意义上,尊重人权的政府与蔑视人权的政府善恶立见,泾渭分明。□
   
   ——《北京之春》1998年9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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