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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解与误解之间——由顧城之死所想到的(第二部分)

   ·胡 平·

   二十二、河神的焦慮

    在社會由封閉走向開放的初期,有些文化人會經歷一种震撼。封閉固然束堪l展,但有時也容易讓你盲目自滿、“自我感覺良好”;開放令人眼界大開,反過來卻又可能引起你的挫折感。

   不妨借用庄子的寓言,躊躇滿志、雄心勃勃的河神來到海口,望洋興歎,慚愧地意識到自己的無足輕重。怎么辦?如果河神太自負又太自卑,他就會折轉身去,退縮到自己原來的位置,以期重新拾回昔日的安宁与自得。但是他做不到了,永遠地做不到了。他离開了大海,大海可以很快地淡忘他;但是,他卻再也忘不了大海。

    也許,顧城就是這樣一位河神。我們知道,顧城曾經作過兩次大撤退。一次是八三年,國內的知識開禁,滿怀求知欲望的顧城,在鋪天蓋地而來的知識潮流面前“暈頭轉向”。于是,他放棄了對知識的追求,力圖重新回到內在自我的小天地之中。另一次是出國,顧城以著名詩人的身份從中國走向世界,在游歷了歐洲和新西蘭的一些大城市之后,最終選定了在一個小島上定居。當時就有人問顧城:別人出國,都是為了開眼界、見世面,你怎么反其道而行之,龜縮到荒島上去了?据說顧城沒有正面回答這個問題。其實,問題并不复雜。顧城并不是從一開始就反感知識、反感現代都市文化的;否則,他何必興奮地迎接知識開禁,何必熱切地走出國門?顧城無非是象河神一樣,目睹到大海的浩渺無垠,深切地感受到自己的無足輕重,他害怕自己消失于大海之中,所以才決然后退。注意,顧城并不是一出國就直奔那個小島的。所以,當顧城宣布他在小島上找到了他從童年起便夢寐以求的安身之地,他并不是完全誠實的。在這里,顧城掩飾了他內心經歷的巨大苦惱。他把撤退說成了追求。即便我們承認他的撤退中果然含有某种追求的成分,但撤退畢竟是撤退。它更多的是遭遇挫折之后的反動。

   以求知問題為例。誠然,生有涯而知無涯。然而,求知的快樂不在于占有知識而在于追求的過程。求知的快樂不在于窮盡所有的知識而在于有所發現、有所拓展。偉大如牛頓者,尚且自比為在海邊拾得几只貝殼的小孩,誰能否認這是一种极大的快樂呢?另外,求知不僅能滿足我們天生的好奇心,而且還會引出若干功利的后果,知識能造福人生、造福社會。盡管在歷史上,一直有人反對知識,認為知識會導致人性的墮落和導致生存環境的毀坏;但認真分析起來,這派人實際上只是在反對知識的誤用而不是在反對知識本身;或者是反對某一類知識而不是反對所有的知識;充乎其量,他們是在堅守固有的知識而反對新生的知識。否則便是言行不一。因為天下最极端的反知識者,也免不了會享用一些他人的知識成果。就算你拋棄一切机械而回歸刀耕火种,這一刀一火何嘗不是知識的產物。老庄都主張順應自然。可是,順應自然的前提是了解自然、認識自然。這恰恰是知識的問題。你若要象庖丁那樣游刃有余,你就必須對牛体了若指掌。當然,求知之樂不是人生唯一的快樂,知識不是人生唯一的价值。一個人完全可以放棄對知識的追求而改為追求其他的東西。但是,象庄子那樣,從“生有涯而知無涯”便推出“以有涯隨無涯,殆已”的結論,也就是否認求知的快樂、否認知識的价值,那卻既不合邏輯、也不近人情。我們知道,傳統中國文化本來就有過份強調生命体驗、強調道德實踐的偏向,由此而導出對知識的漠視或輕視。按照這种觀點,孜孜求知不但不是优點,反而大有脫离正道的危險嫌疑。這和后來毛澤東倡導的空頭政治,“知識越多越反動”,以及“宁紅不專”、“專即不紅”的理論不能說毫無關聯。對顧城而言,由于底子薄弱,深研博覽有困難;或是性情不合,對擴充知識缺少興趣,這都不奇怪。問題在于,顧城硬要把自己的不足之處加以充分美化,他堅稱自己在知識浪潮面前的撤退是“從有限的意念中間解脫出來”返歸自然之境,于是無知少知便成了有德有道,自卑也就一躍而變成自負了。

   离群索居的情況也与此相似。不錯,顧城早年在農村生活過。但是后來一有机會,他就返回了大都市。從七四年到八七年,顧城都是在國內的大都市度過的。出國的前一兩年,顧城也是在都市中度過的。可見,顧城并不象他后來聲稱的那樣從來就反城市、反現代文明和追求与世隔絕的生活。乍一看去很奇怪,顧城能夠在中國的大都市一住十几年,為什么在西方的大都市卻呆不下去?其實道理也很簡單,因為在西方的大都市中,作為一個來自中國的文化人,尤其會產生強烈的失落感。第一,身處异型文化,你便失去了文化人的身份。你不屬于這种文化,因而你在這里就不是文化人。波蘭流亡詩人米沃什說:“作家的身份(名字),不管讀者多寡,是透過与讀者复雜交通而來的。他自己建立的形象,也還是要在讀者眼中才反映出來。當他离開鄉土,這個形象也突然消失,而他變成另一群人里的無名氏。”第二,在當今世界,漢語雖是使用人數最多,但并非流行程度最廣。例如,它就沒有英語的流行程度廣。因此,一個使用英語的文化人來到非英語世界,由于英語的流行性,他還比較容易保持文化人的身份。但一個使用漢語的文化人來到非漢語世界,情況就很不相同了。第三,由于整個漢語文化在國際上不太受重視,漢語作品被譯介的机會既少,為外國讀者感興趣的也不多。造成這一狀況的原因很复雜,此處暫不論及。但作為一种現實,它無疑會導致中國文化人在异域、在國際文化界的強烈挫折感。第四,然而,中國是文明古國兼大國,漢語決非小語种,漢語文化本身就是一個大世界。一個在這個世界中有成就、有名气因而充滿自信与自負的文化人來到國外,一下子變得默默無聞,心理上自然格外難于平衡。正如同河神倘不是出自偉大的黃河,其望洋興歎的感受也就不會那么复雜和強烈。

   多年以來,中國的文化人喜歡談論“走向世界”,也就是進入世界文化或曰世界文化的主流。但是,和自然科學不同,自然科學是超國界、超种族的。物理學就是物理學,沒有什么中國物理學或美國物理學。文化不一樣。并不存在著一個叫世界文化的文化。所謂世界文化不過是中國文化、美國文化、俄國文化、埃及文化之類的總和。因此,“走向世界”便有兩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是放棄或部分地放棄自我而使自己變成某种优勢文化中之一員,另一种是堅持自我,努力讓自己在世界文化的五彩拼盤上呈現出自己的特色。多數人選擇了第二种方式。這當然很正常。不過第二种方式包含著兩個陷阱,倘不留意便可能掉進去。第一,為了堅持自我,你往往會有意識地拒絕學習別人;這樣,一個本來尚稱開放的心靈,便會由于面對開放反而變得更加封閉。第二,為了突顯自我,你往往會刻意強化自我的某些最具特色的方面,盡管你本來對這些方面并不那么欣賞;于是,為了表現自己,你自己倒先扭曲了自己。其實,各种文化總有相同之處。所謂世界文化、所謂人類共同財富,就是指那些經歷了時間的磨損和轉譯的遺漏之后仍然保持巨大魅力的東西。因此,我們大可不必為了“走向世界”而封閉或扭曲自己。

   据顧城講,他去小島定居,“重要的,是在自然中間忘記我作為文化人的一种身份,達到宁靜。”這就透露出,顧城來到海外,感覺到自己文化人身份的失落;而身居都市,又時時受到都市文化气氛的強烈刺激,因此使自己無法忘卻自己的失落,所以心中總是忿忿不平。俗話說:“眼不見,心不煩。”小島上沒有文化只有自然。你的失落更為徹底,但你的失落感卻可能大為減輕。因為在此時此地,周圍沒有任何事物在提醒你的失落,你比較容易忘記自己的失落,你的心靈 便可望回复宁靜。至少是你以為你的心靈會回复宁靜。

   鄭板橋曾歎道:“此身忘世渾容易,使世相忘卻自難。”其實,哪一個文化人會真心希望自己“使世相忘”呢?鄭板橋說這話,無非是抱怨社會老給他找麻煩而已。飽經文字獄災禍的中國文人,想來會對板橋的牢騷心領神會。真正的問題恰好是倒過來的,對于文人而言,“使世相忘”渾容易,“此身忘世”卻自難。 如前所說,依我之見,顧城選擇小島定居,首先是撤退,是在遇到挫折与失落之后所作出的一种反應。其次,這种撤退也包含有某种追求的成分。顧城的選擇,一方面固然是為了忘記自己作為文化人的身份而獲得安宁;另一方面,這种選擇又是十足文人式的和不甘沉淪的。他先是為了從自然中汲取靈感,以便寫出更美麗的詩篇;后來則轉化為主要是要過上一种理想中的真人生活,以便傲視俗世,成就某种藝術性的非凡人格。換句話,倘若沒有先前的挫折和失落,顧城便不會去小島;倘若沒有不甘放棄的意志和想讓世界刮目相看的雄心,他也不會去小島。畢竟,以顧城早年在農村的生活經歷,他從一開始就很明白,小島生活在物質上決不會舒适實惠(在這一點上,顧城決不象有些人想象的那么天真幼稚)。從表面上看,顧城是選擇了一條“使世相忘”的生活道路;然而,刺激他作出此一選擇的真正動机,卻正是他對于那個世界的耿耿于怀。

   二十三、關于“反城市”

    顧城表示他不喜歡城市,他認為城市人缺乏自我認識。他說:“城里人很注意到別人的看法,常用時裝把自己包裹起來。”其實,鄉下人何嘗不注意別人的看法。只要在兩個人以上的地方,人都會注意別人對自己的看法,同時他也會觀察和品評別人。在鄉下,由于人口少、流動性小,人際關系很緊密。鄉村生活几乎是透明的。誰家出了什么事,鄉民們都知道得一清二楚。由于鄉民的生活方式彼此很相似,其道德觀也就相當統一。如果你的价值觀和別人一致,你會感到特別溫暖,特別有人情味;如果你的行為与眾不同,你就會強烈地感到被非議、被排斥。城市則相反。城里人太多、流動性太大,人際關系反而可能更疏遠。如果你立志要引起眾人的注意,你當然最好住在城市,因為那里人多。反過來,如果你刻意要避免眾人的注意,你頂好也住在城市,因為城里人見多不怪。相比之下,鄉村是一元的、封閉的,城市是多元的、開放的。恰恰是城市人,才最容易養成不介意別人看法的生活態度。顧城曾經在鄉村生活多年,他顯然該懂得城市比鄉村更具包容性這個道理。 至于說到“時裝的包裹”,大概不少人都持類似的看法。許多人都抱怨說在現實生活中他們不得不戴上面具与他人應付周旋。他們相信唯有回歸到孤獨狀態才是恢复了自己的本來面目。其實這种看法根本靠不住。譬如說你在權勢者面前低聲下气、唯唯諾諾。你解釋說那并非出自你的本性。我承認那不是出自你的本性。我相信每個人都有自尊心。但是我要追問的是:既然你有自尊心,為什么還要卑躬屈膝呢?你說你怕挨整或是希圖得到獎賞。這就是說,你雖然有自尊心,但你的自尊心抵不過你的趨利避害之心。因此,你在作出一种偽裝的同時也就展示了另一种真相,在掩飾某一种本性的同時又顯示了另一种本性。由此可見,每一個謊言都透露了一個真實,每一种遮蔽都意味著一种顯示。如果說在現實生活中,我們每個人都有著多副面孔,那么,每一副面孔都各有其真實性。固然,“我”永遠大于我的表現;正如作家永遠大于他的作品。這是指可能性而言。另一方面,在現實性上,“我”就是我的一切表現。如果我認為我的一切表現都不足以揭示真正的自我而只是扭曲了真正的自我,那么,解決這個問題的唯一辦法也只能是我做出另一种表現,做出一种能真正顯示出本來的自我的表現。在徹底的孤獨狀態,你确實可以放下一切面具,但你并沒有因此而恢复了自己的本來面目。因為在此時,你就連“本來面目”也無從談起了。离開了一切外在表現的“我”還會是“我”嗎?它和“無”又有什么區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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