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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作品选编
·通过抗争赢得言论自由——从《世纪中国网》被关闭谈起
·民主不能等待
·对刘宾雁作品、思想与角色的几点浅见
·毛泽东是暴君这一结论不可改变
·维持稳定的政治镇压导致经济社会问题
·对维权人士的又一轮打压
·希望有更多的《玫瑰坝》
·不容回避的经济清算问题
·红卫兵小报主编如是说
·为什么最坏者当政?
·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下)
·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上)
·祝贺余英时教授荣获克鲁格奖
·《数人头胜过砍人头》自序
·再谈经济清算问题
·《中国巴士底》序
·社会主义:从"从空想到科学",到"从科学到空想"——理查德.派普斯《共产主义实录》评介
·追思何家栋
·如何评价对《大国崛起》的各种评价
·长沙刁民陈洪的博客
·读刘晓波新着《单刃毒剑——中国民族主义批判》
·从认识媒体到认识中国——评何清涟新着《雾锁中国》
·陈彦 《中国之觉醒》
·从俞可平文章谈起
·序《卞仲耘之死》
·风云时代的风云人物
·赤裸裸的国家机会主义
·三十年后谈"四五"
·读胡发云小说《如焉》
·历史的误会——读周伦佐《“文革”造反派真相》
·六四屠杀与中国奇迹
·他们知道他们干的是坏事
·赵紫阳的最后思考----推荐宗凤鸣先生的《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
·《遍地枭雄》说明了什么?
·最珍贵的文字——推荐《中国狱中作家文选》
·原罪与清算——从郑现莉文章谈起
·《阳谋--反右派运动始末》评介
·俞可平访美讲话小议
·中国人的心理恐惧--在纽约第二场"解体党文化研讨会"上的演讲
·左派们也应该争取自由民主
·《物权法》透视
·“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读陈破空《关于中国的一百个常识》
·读江棋生《看守所杂记》
·如何解读中国的民意
·反右运动与言论自由
·别样的别样人生-观看《自由城里的囚徒》
·要民主还是要专制--从谢韬文章谈起
·推荐《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
·“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痛苦”——写在反右运动50周年
·为什么很多右派会低头认罪
·在历史的漩涡中——读郭罗基新著《历史的漩涡——1957》
·贫血的经济学
·余杰《致帝国的悼词》序言
·“时间祇能使邪恶升值”——反驳邓林
·听赵紫阳谈改革——推荐宗凤鸣的《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
·人权与挨饿
·从“差额选举”谈起
·“中国奇迹”与社会不公
·说不尽的文化大革命
·从台湾“入联公投”和“返联公投”谈起
·梦断未名湖
·从杨建利归来谈争取归国权
·从周舵"我母亲的自杀"一文谈起
·毛派的尴尬及其前景
·赤裸裸的邪恶----读《万里大墻-中共劳改营的跨学科研究》-
·平庸恶的例证----读《红卫兵兴衰录》有感
·不要让我们的历史在我们手中消失——推荐《内蒙文革风雷——一位造反派领袖的口述史》
·软不下去,硬不起来——评中共对台新政策
·张林和他的作品《悲怆的灵魂》
·简评中共十七大
·要害是禁止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评中国政党制度白皮书
·简答“为什么要民主”等十个问题
·也谈“替富人说话”
·聚焦北京奥运、聚焦中国人权
·劳尔说:他“不想为把坦克开上街头负责”
·一位公民记者之死
·民主与革命
·胡 平:犬儒中国——读胡发云小说《如焉@sars.come》
·美国为什么还没出过女总统?-
·这样的党凭什么不反——读胡风女儿晓风写的《我的父亲胡风》
·失败者也能写历史----廖亦武《最后的地主》序言
·推荐盛雪诗集《觅雪魂》
·大饥荒年代中国农民为什么不造反?----评介贾斯柏.贝克《饿鬼--毛时代大饥荒揭秘》-
·奇怪的示威抗议
·西藏问题之我见
·《我与中共和柬共》读后感
·中国大饥荒研究的奠基之作----推荐丁抒先生《人祸》
·简评台湾总统大选
·从“台湾地区正副领导人”谈起
·一不怕天,二不怕民,那还得了?!--写在"六四"十九周年之际
·中藏会谈说明了什么?
·有“中国特色”的爱国主义-
·反驳为“六四”屠杀辩护的几种论调
·写在汶川5.12大地震后
·在纽约纪念六四会上的发言
·推荐《中国大饥荒档案》网站
·人性伟大最凄美的体现──序周素子《右派情踪》
·怀念陆铿
·也谈范美忠事件
·面对六四——从马建的小说《北京植物人》谈起
·从两本反右运动研究文集想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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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第四代能否纠正前任的错误

   中共第四代能否纠正前任的错误

   作者:胡平

   --------------------------------------------------------------------------------九七年,江泽民首次访美,我在以海外民运团体的名义致江泽民公开信里写道:“处在你的位置,不为大善,即为大恶;君子禽兽,只争一线。”   那时,江泽民已经掌稳大权,如果他要启动民主改革并不会遭遇多少阻力,也不致引发多少混乱。这就是为什么九八年克林顿访华要对江泽民勉励有加,这也是为什么一大批异议人士要在那时积极筹建民主党,因为他们都认定,如果江泽民愿意扮演民主推手,此其时也。我当时从策略的角度不赞成组党活动,可惜未被这些民运朋友们采纳。这也难怪,因为他们一度以为江泽民有政治改革的意向(大概也听到了一些令人振奋的小道消息)。照他们想,如此顺天应人、留芳百世之美事,江泽民干嘛不做呢?   记得在那时我写文章,一方面力劝组党缓行,另一方面则向江泽民政权提出警告:如果此刻镇压组党活动,以后便再难启动民主进程。好比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开到岔口,一旦选错了道你就无法回头,除非一直开到下一个岔口才有重新选择的机会。

     可是,江泽民终于选择了镇压,从此他就失去了启动民主化的主动机会。江泽民无非是想,凭著“六四”屠杀的威慑效应(“杀二十万人换二十年稳定”),短期内民间不可能爆发大规模的民主运动,他只消抓一小批“带头闹事者”,无须乎大开杀戒,制造流血事件,就可以达到维持专制的目的。江泽民放弃了为善(而且是大善)的历史机会,他选择了恶,不过他以为还不是大恶;他以为沾“六四”的光,他可以免于做大恶之事。

     就在这时,发生了“4·25”法轮功“包围”中南海事件。其实,这不过是一次大规模的集体上访,而且它已经通过对话而解决;但是对于已经下定决心坚持专制而神经紧张的江泽民,法轮功却是不可容忍的,于是,江泽民不顾若干同僚的劝阻,一意孤行,下令镇压法轮功。江是没有信仰的人,他对信仰的力量茫然无知。他没有料到法轮功竟会顽强地抗争。独裁者的逻辑是死不认错,三年多来,江泽民为镇压法轮功用尽了一切残暴、卑鄙的手段,欠下了几百条命债,极大地毒化了整个社会的道德风气,铸下不可原谅的大恶。然而,法轮功并没有屈服。官方私下也承认,至今仍有六、七万法轮功学员(这只可能是一个被缩小的数字)“拒绝转化”,冒死抗争,甚至就在军警密布,戒备森严的十六大期间的天安门广场,居然还有法轮功和平请愿。法轮功无疑是江泽民的梦魇。越来越多的人们相信,在这场看上去力量悬殊的斗争中,法轮功将赢得最后的胜利。

     现在的问题是,随著第四代走上前台,他们将如何对待法轮功?是纠正江泽民的荒唐决策,还是接过镇压的大棒,把江泽民欠下的债自己接著背下去?

     照理说,对第四代而言,平反(姑且用“平反”二字)法轮功并不难,因为即便站在维护中共统治的立场,镇压法轮功也是极其错误的。平反法轮功并不必然导致对中共统治的挑战。法轮功这个中共政权的劲敌生生是让江泽民一手造出来的:你把他们当作敌人,他们不能不是你的敌人;你不把他们当作敌人,他们就不会是你的敌人。这在中外历史上都不乏先例,譬如基督教之于罗马帝国,譬如佛教之于古代中国的某些王朝。

     话虽如此,但是要让中共第四代纠正江泽民这一显而易见的错误,却相当不容易。正因为镇压法轮功是如此荒唐,如此残暴,如此卑鄙,一旦认错纠正,共产党的权威还能保得住吗?错犯得小还可以改,错犯得越大越不敢改,因为错犯得越大越担心改不起。在五九年庐山会议上,与会者谁不知道彭德怀的意见书是正确的?谁不知道毛泽东的三面红旗闯了大祸?但是他们依然要维护毛泽东,恶毒攻击彭德怀。甚至连彭德怀本人最后也要违心地在打倒彭德怀的决议上签字画押,承认自己犯了“反党”的错误。这就叫“顾全大局”,“维护党的威信,维护领袖的威信”!

     然而,如果所谓第四代连纠正镇压法轮功这样的错误都不敢,那也就意味著他们将把江泽民欠债让自己背上,并且沿著江泽民的罪恶之路继续走下去,不为大善,即为大恶。这也是一条不归之路。

   中共第四代会启动民主进程吗?

     那么,中共第四代有没有可能著手启动民主进程呢?

     许多人都认为第四代是务实派,是实用主义者,不是教条主义者,也不是对自由民主抱有多大的偏见和敌意。我承认这很有可能,时至今日,就连傻瓜也知道自由民主制度更优越。不过我更倾向于认为他们是机会主义者,有知识,无信念。在缺少外部压力的情况下,你很难指望他们会启动民主进程。

     黎安友教授认为,如果中国出现出现经济危机、政治僵峙和国际压力的同时暴发,胡锦涛、曾庆红们有可能做出非常的举动。但问题是,如果在此之前他们已经在老路上走得太远,到后来他们手中还有多少牌可打?

     现在,中共领导人是以发展经济为借口,并以连续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为资本,抵制和拒绝民主化。他们无视、起码是低估了在经济繁荣背后的深刻危机。卞悟在“二十世纪末中国的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二十一世纪》2002年八月号,香港中文大学)一文里写道:如果在眼下经济高速增长的形势下感觉不到政治体制改革的需要,等到经济发展的活跃阶段过去(毕竟任何经济都不能永远超常增长),那时许多原先被高速增长掩盖著的矛盾就会爆发出来,形成我们在印尼“苏哈托繁荣”之后看到的“危机激发的迟来之民主”。在印尼以这种方式启动民主所经历的混乱,人们都看见了。然而要知道印尼毕竟还不是经济转型的国家,那里的腐败无论在程度上还是在性质上都不能和当今的中国相比,具体而言,中国如果等到公共资产不明不白地“流失”完毕后再来搞民主化,长期被说成是“公有资产”主人的公众一旦有了知情权、监督权乃至政府命运决定权时,却发现他们那一份资产已被抢光偷光,那时的中国将出现怎样的局面?

   (新世纪)

   

   12/6/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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