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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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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台湾大选看台湾的困境

从台湾大选看台湾的困境(上)

   作者: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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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纪元4月27日讯】这次台湾大选激起广泛而热烈的争论。这些争论涉及三个层次,一是针对大选本身,例如选举过程是否公正,有无大规模作弊,枪击事件是不是苦肉计,还有所谓啓动国安机制的问题,等等;二是蓝绿对立,族群分裂问题;三是这次大选对两岸关系及其相关的国际关系的影响问题。这三个层次的问题彼此区隔又相互纠缠,千头万绪,一言难尽。本文试图从另一种角度切入主题。我以爲我们首先需要对台海现状的若干重大问题作一番梳理、说明与解释,以期深化人们对有关问题的理解。只有在充分理解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有力地建立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当然,我们不能指望所有人都抱持如此理性的态度,但是,除非我们尽最大努力提高争论的理性程度,否则我们就无法使争论获得良好的效果。

   一、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吗?

   要认识台湾,首先就要认识到,台湾人──起码是90%以上的台湾人──把台湾看作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台湾人说:我们有土地,有人民,有政府,有军队;我们有自己的货币,很多外国也认的,可以自由兑换的;我们有海关,任何外人要进入台湾都必须得到签证。比照词典上的“国家”定义,台湾样样俱备,怎麽不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呢?如果来个火星人,手拿一本地球人的词典,用词典上的定义去考察台湾,他一定会认爲台湾是一个国家。

   台湾的苦恼在于正式邦交国太少,屈指可数;又被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拒之门外。但我们能因此就否认台湾是个国家吗?哪家辞典规定过一个国家必须得到全世界百分之几十的国家承认才算国家呢?不错,不是国家就不能加入联合国,但这不等于说不加入联合国就不是国家。在五十年代初期,中共政权的邦交国也只有二十几个;直到1971年,大陆都被排除在联合国之外,难道此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不算国家吗?

   台湾人民,不分泛蓝泛绿,都认定他们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思考台湾问题,必须牢牢记住这一点。从这一点出发,很多问题就顺理成章,很好理解了(至于你喜欢不喜欢,赞成不赞成,那是另外一回事)。

   1、缺少国际承认是台湾最大的苦恼

   如前所说,台湾人民认爲他们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它的名字叫中华民国(也许有些民进党人会说,它现在的名字叫中华民国)。可是,在国际社会,台湾缺少国家的名分,台湾缺少国际人格。这是台湾人最大的苦恼。因此,台湾人民最迫切的要求就是爲自己争得更广泛的国际承认。

   老报人陆铿属于统派,按照著名台大教授胡佛的说法,陆铿是“主张促统但不赞成急统”的。陆铿常常写文章批评李登辉,但是陆铿也承认:“李登辉总统一直把开拓国际空间作爲主要目标,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譬如他说:”台湾充满自由、民主,经济繁荣有目共睹。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台湾在哪里,更有不少人仍不承认中华民国的主权,这对台湾人来说十分不公平,所以他要到世界各国大声讲出台湾人的心声。‘而这一点恰恰是中共方面不能容忍的,因爲他们根本不懂台湾人的心。“

   记得今年2月份,北美最大的华文报纸《世界日报》登出了台湾著名艺术家、云门舞集的林怀民的一段话。林怀民说:“不管谁当总统,只希望能够让台湾人有尊严。现在台湾在国际上被踩受辱。台湾要走上国际舞台。”林怀民并非独派,《世界日报》更非独派的报纸。应该看到,林怀民的讲话具有很大的代表性。渴望台湾获得国家的名分,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这绝非仅仅是少数政客的野心,而是台湾广大人民的共同心声。

   需要反复强调的是,对于台湾人民而言,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具有双重意义:它不但能给台湾人民带来尊严,而且还能给他们带来安全,因此其意义就格外重大。目前,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以及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就意味著,如果大陆对台动武,国际社会都会认爲那是中国内政而袖手旁观,顶多口头上抗议两句,就像对待俄罗斯打车臣;只有美国政府可能拔刀相助。反过来,如果台湾能得到广泛的国际承认,台海两岸分裂分治的现状能得到联合国的承认,大陆对台动武,就会被看成是伊拉克打科威特或者是北朝鲜打南朝鲜,整个国际社会就会出面干预,联合国就可能通过决议出兵制止。这就是说,只要台湾得不到国际承认,它就处在中共武力威胁的阴影之下;只有赢得国际承认,台湾自身的安全才能得到保障。

   2、从不同的角度思考

   高寒先生强调:“台湾的最大优势在于:它是全世界唯一能挑战中共政权合法性而又无‘干涉内政’之虞的政府!这甚至是超过包括核武器等军力在内的空前的政治优势。然而,要具备这一所谓”四两拨千斤“的优势,其政治前提就是旗帜鲜明鲜明地反台独!”

   说得对。但这枚铜币的另一面是,台湾的最大劣势在于:它是全世界唯一可能被拥有核武器的中共政权武力侵犯占领而又被国际社会认爲是“中国内政”不便干涉的政府!台湾还有一个极大的劣势,那就是在国际社会中,台湾(中华民国)几乎是唯一的一个不被当作国家的国家,它处处被否认被排斥,偶尔被允许出席,还不准打出国家的旗号。

   问题在于,这些劣势和上面高寒提到的优势是同一枚铜币的两面,你不能只要它的优势而不要它的劣势,如果你不想要它的劣势,你就只好放弃它的优势。所以,毫不奇怪,多数台湾人宁可不要他们的最大优势,爲的是能摆脱他们的最大劣势。多数台湾人宁可世人都把两岸关系看成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我不干涉你的内政,你也别干涉我的内政;你可以以国家的名义加入国际社会,我也可以以国家的名义加入国际社会。如果你把这种愿望叫做“台独”,那麽,其主要因素,与其说是爲了永久地脱离中国,不如说是爲了自保,爲了自尊。

   高寒先生上述观点的问题是,他不曾进行换位思考,不曾试图设身处地站在台湾人的角度去思考。这就使他的思考陷入片面性。我不是说,思考台湾问题就只能站在台湾人的立场,我是说我们应该力求从不同的角度思考。诚如阿伦特所言:“政治思想是代表性的。一事当前,我从不同的立场加以考虑,使那些不在场的人们的观点呈现于我的心中,由此形成我的观点;也就是说,我代表他们。这种代表的过程并不是盲目地采纳那些不在场的人们实际上提出的这种或那种观点,而是从一种不同的视角观察世界;这不是移情的问题,好象我要使自己成爲别人或者是象别人那样去感受,也不是数人头,加入到多数一边,而是以我自己的身份处在我实际上并不处在的位置上去感受去思考。当我在思考一个问题时,我越是能在我自己的心中呈现出更多的人的观点,我越是能设身处地爲他人著想,那麽,我的代表性思考的能力就越强,我最终的结论,我的见解就越坚实可靠。”

   高寒先生对台湾最大优势的见解无疑是正确的,多数台湾人基于自身利益而作出的价值优先选择无疑也有它的道理。问题在于如何将两者调和。这一点以下还要论及,此处暂且按下不表。

   二、台湾爲什麽不再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观察台湾政治,很多大陆人最想不通的一点是,台湾爲什麽不再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民进党不必说了,现在就连国民党也说它不再坚持一中原则。这是爲什麽呢?

   如前所说,目前,台湾最大的苦恼就是它缺乏国际人格,它被排除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之外,和它有正式邦交的国家寥寥无几。然而曾几何时,台湾获得过广泛的国际承认,而且长期占有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前年,台湾退休外交官陆以正写了一本回忆录《微臣无力可回天》(2002年,台北天下文化书坊),其中讲到当年退出联合国以及和美国断交等事件的详情内幕,值得我们认真解读。

   1、蒋介石也曾决定接受“双重承认”

   1949年,中共夺得大陆,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并未马上进入联合国;中华民国退守台湾,仍保有联合国席位及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由此,两岸即爲联合国席位问题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攻防战。由于双方都认定只有一个中国,而只有自己才是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双方都摆出“有我无他,有他无我”,“汉贼不两立”的架式。这就使得联合国相当爲难。

   以美国爲首的西方国家本来大多是支援台湾,反对中共政权的,但是随著时间的推移,他们越来越认爲,把占有整个大陆的中共政权排除在联合国之外,让只占有台湾的国民党政权继续代表全中国,是不现实的,是不恰当的;同时,他们又都认爲不能听任中共武力“解放”台湾。于是有不少西方国家主张让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并且成爲安理会常任理事,同时保留中华民国的会员国资格;或者是让台湾人民举行公民投票,决定台湾到底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并,还是独立,或者是接受联合国的托管。如果台湾和大陆两方面有一方愿意接受这种安排,那麽上述提议还有实行的可能,但问题是在当时,当事者双方,台湾政府和大陆政府都坚决反对这种安排,所以西方国家的这些提议就都宣告流産。

   陆以正写道,在1966年,美国感到支援中共的国家越来越多,于是开始放出“两个中国”的试探气球。义大利等国提议成立特别委员会研究中共进入联合国问题。然而那时大陆文革狂飙突起,“大陆乱成一团,无人敢在台湾问题上表现任何弹性”;而台湾方面“当时也误以爲中共政权真有可能垮台,所以动员友邦反对,造成台北与北京双方联手,打击怀有诚意的中间派的荒谬现象”。这一次试图让两岸都成爲联合国会员国的努力遂告流産。

   等到了1971年,国际形势的演变更加有利于北京。在这一年的第26届联大会议上,阿尔巴尼亚等国再次提议恢复中共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并出任安理会常任理事以及驱除台湾。当时,中共在联合国内已经获得广泛支援(当然,这也和更多的发展中国家进入联合国有关),美国估计已经无力阻挡中共进入联合国,于是与台湾当局磋商,“变更策略,改以‘双重代表权’爲目标,希望一方面让中共进入联合国,并取得安理会常任理事席次,另一方面保全我国(指中华民国──引者)在联合国的会籍,仍能留在联大。”陆以正透露:“双方经过多次密商,直到最后一刻,蒋中正总统才勉强同意”。

   陆以正写道:“回顾1971年那段经过,就事论事,我国当时已经准备接受与大陆并存于联合国的安排。”这说明,早在1971年,蒋介石就已经准备接受“两个中国”了──当然,是被动的,不情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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