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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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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民族自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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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正义已经荡然无存
·维权与民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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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言论自由不懈抗争(四)──爲什麽说言论自由是第一人权?

   关于言论自由的伟大意义,前人已经发表过许多精辟的论述,我自己也就此写过不少文章。眼下我再做一点补充。

   “人权首先是生存权”这套理论虽然是中共近些年的新发明,不过就是在大饥荒年代,中共也没有否认过人活著首先要吃饭,但是,几千万人没饭吃活活饿死的惨绝人寰的大悲剧终究还是发生了。可见,肯定人首先要吃饭要生存这一点其实并不重要,因爲它于事无补。你可以说吃饭是人生第一需要,但这并不意味著吃饭就是第一人权。必须懂得,“权利”不等于“需要”。

   爲什麽人的第一需要不等于第一权利?

   首先,我提醒大家注意,其实,吃饭也不是人的第一需要,人的第一需要是呼吸。人可以十天不吃饭,但要是不呼吸连十分钟都活不了。那麽,爲什麽很少有人说呼吸是第一需要呢?可见通常所说的需要,不是生物学的概念,而是经济学的概念。经济学涉及具有稀缺性的东西。食物有稀缺性,食物不象空气那样随处可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正因爲人们自觉不自觉地站在经济学的立场讲话,所以人们一说起人首先要生存,总是说人首先要有饭吃。我们通常只说吃饭是人的第一需要,不说呼吸是第一需要。我们说吃饭是人生头号大问题,是因爲吃饭本身是个成问题的问题,不象呼吸,因爲呼吸不成其爲问题。不成问题的问题就不算问题,我们通常说的问题总是指那些成问题的问题,所以我们才会把吃饭──而不是把呼吸──当做人生头号问题。

   懂得了我们爲什麽把吃饭──而不是把呼吸──当做第一需要的道理,我们就很容易懂得爲什麽把言论自由权──而不是把生存权──当做第一权利的道理了。如前所说,我们讲的需要,不是生物学的概念,而是经济学的概念。同样地,我们讲权利,也不是著眼于人的生物性,而是著眼于人的社会性。因爲一个人并不是总能够凭藉自己的力量解决他的各种需要,因此,问题就在于,当个人陷入某种困境,仅凭自己的力量不足以克服其困境的时候,人不得不求助于他人,求助于社会。这意味著,个人首先要向他人、向社会发出呼吁,也就是首先要有表达自己愿望或要求的权利。因此,人首先要有言论自由的权利,言论自由权乃第一权利。不论你有什麽需要,除非你能自由地表达,自由地言说,否则,他人、社会无从了解你的需要,从而也就无法给你必要的合作、帮助或支援,你的需要就无法得到满足。

   诚然,言论自由不能当饭吃,但是,当你由于天灾人祸,特别是由于政府的错误决策而没饭吃时,如果你不能大声疾呼,从而使得社会知晓,得到衆人的支援援助,迫使政府改正错误,你就不可能改变自己的悲惨状态。在这个问题上,那个推行错误政策的政府知道的比谁都清楚。那个政府本能地会竭尽全力去压制批评,因爲它深知,一旦人们的批评可以自由的表达,它的错误政策就不可能再维持下去了。

   最近兴起一种论调,有人提出言论自由是知识份子的特殊偏好。按照这种观点,言论自由的确是第一权利,但那只是对知识份子而言;对广大工农和市民而言,他们既然不是靠言论吃饭,言论自由并不是那麽重要。

   没有比这种观点更似是而非的了。

   首先,禁止言论自由从来不是禁止一切言论。禁止言论自由总是禁止某些种类的言论,而禁止的目的正在于维护另外一些种类的言论的特权和垄断地位。因此,如果你的言论恰好不在被禁之列,或者更准确地说,如果你有意识地使自己的言论总是“和党中央保持一致”,那麽,没有言论自由并不会妨碍你的生存,而且还往往能比有言论自由的情况下生存得更好。

   其次,我要强调,言论自由并非只是知识份子著书立说的自由。言论自由是每个个人表达自己利益、愿望和要求的自由,因此,它和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再者,作爲一个群体,我们可以说,工人有工人的利益,农民有农民的利益;但是,知识份子并没有所谓知识份子的利益。知识份子并不是一个特定的利益群体,知识份子缺少共同的利益。知识份子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自己的主张和观点。一个知识份子选择了某种主张和观点,他也就选择了某种利益,选择了某种特定的群体归属。不久前,有几位来自农村的大学毕业生成立了一个“农民之子”论坛,专门研究农民问题,爲农民的权益呼喊。很快地,这个论坛被当局下令解散,其成员也遭到迫害。本来,这几位大学毕业生已经离开了农村,摆脱了农村户口的束缚,成了所谓知识份子。如果他们不是念念不忘农民的权益,一心一意爲农民的权益呼喊,如果他们只是选择当局容许的和鼓励的问题作研究写报告,他们完全可以混得很好。那些仍然留在农村的青年就不同了,即便他们小心翼翼不说“反动话”,表态拥护江核心,其处境也未必能得到多少改善。如果我们把这些农村青年和前面提到的几位来自农村的知识份子相比,谁更需要言论自由呢?后者只要把农民的权益置之脑后,使自己的言论迎合当局,哪怕没有言论自由,他们仍然能够获得很大的现实利益。农村青年则不然,除非有言论自由,除非他们能够爲自己的权益大声疾呼,从而获得社会的积极反响,否则他们就不可能改善自己的处境。如此说来,农民不是要比知识份子还更需要言论自由吗?不错,共产党一向对知识份子打击迫害,但事实也证明,正因爲知识份子并非特定的利益群体,因此他们也比其他的群体更容易被分化,其中不少人更容易被收买。

   林语堂说,言论自由就是喊痛权。古人云:“不平则鸣。”人遇到不平之事,不论是何种不平之事,第一要紧的是“鸣”。亚里士多德早就指出,在各种动物中,唯有人具备言语的机能。声音可以表达悲欢,一般动物都有发声的机能,它们凭藉这种机能可以将各自的哀乐互相传达。至于一件事是有利还是有害,是合乎正义还是不合乎正义,那就必须凭藉言语来爲之说明。人类之所以不同于其他动物,就在于人类具有对善恶是非、对正义不正义的认识,并能够凭藉言语来互相传达交流。这样,人类就能够坚持善反对恶,坚持是反对非,坚持正义反对非正义。言语的作用既是如此重大,因此在一个社会中,人们能不能进行自由而充分的言语交流,就直接关系到这个社会的品性优劣。古今中外各种专制暴政的第一法宝就是切断人们的自由的言语交流,就是压制言论自由。这也有力地从反面证明了言论自由实爲第一人权。一切关心人权问题之人必须首先爲言论自由而坚持奋斗。(续完)

   本文是胡平在芝加哥大学“六四”十二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讲──原载《中国之春》(http://www.dajiyuan.com)

   9/8/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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